为何民国大师辈出？清华老校长梅贻琦有句话，说出背后的缘由

民国自1912年至1949年，整整37年间是个大师辈出的时代，孕育出无数璀璨耀眼的国学大师。整个清末民国，虽然是华夏民族国力最为衰弱的历史时期，却是文艺最为繁盛的阶段。近现代文艺界的主流人物中，但凡能被大家耳熟能详记住的，无一例外出自那时，比如鲁郭茅巴老曹（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还有梁启超、梅兰芳、钱穆等等。很多人不禁好奇，为什么数千年间积攒的文艺力量，会在此数十年间喷井式爆发呢。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这是1931年，梅贻琦先生出任清华校长时，临场演讲所说的一句话。梅贻琦先生掌舵清华17载，他以严谨的管理风格和朴素的治学观念，给清华奠定出属于清华特有的基调和特色。梅贻琦先生所说的这句话，原本是化用孟子《见梁惠王下》的经典论述“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他们二人的话，遥隔两千年之久，却隔着时空相互共鸣，道出民国之所以大师辈出的真相。

做寂寞的学问，当朴素的大师

同为民国大师，又兼任清华大学教导员的王国维先生，他有部经典的诗词解析著作叫《人间词话》。王国维先生曾在书中提到“做学问”的三重境界，即“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王国维先生有关“治学”的三种境界，道出做学问的朴素主义哲学观。此三句话给读者传达出一种“凄风苦雨”“秋风萧瑟”的寂寞感。诚然如此，做学问应该耐得住寂寞，毕竟文章艺术是个体独立思考的东西，而不是“与狼共舞”的狂欢。

再看现在的所谓大师，学问变得越来越热闹，大师变得越来越华丽，头衔变得越来越冗长。从老实本分的知识分子成为混迹社交的高手，游走在各种团体，极尽脑汁写学术论文，想尽办法评职称搞头衔，真正能够成为经典，百世流传的文章寥寥无几。早已与民国大师，那种安静祥和、心无旁骛的治学观念相去甚远。

文章合为时而著，实践出大师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民国的大师所写出的文章，每每读起来总感觉慷慨激昂之余，又不失贴近生活实际。究其原因，那个时代的大师，他们的人生是用脚一步一步走出来，他们的文章是用笔逐字逐句写出来。

民国赶上华夏文明五千年来最混乱的时期，远远超越先秦百家争鸣所处的环境，各方军阀割据一方，相互征讨攻伐。面对国家存亡之际，大师内心中的救亡图存的热血得以激发，他们四处演讲、奔走呼号，只为唤醒国人的精神觉醒。从一定程度上说，民国的大师最初没有想过成为大师，所谓“大师”是他们种种救国行为的方式。

他们投笔从戎、以文报国，骨子里最初的理想是救国救民，只是借助文艺的方式，因而成为文学大师。比如梁启超先生，早年师从康有为参加戊戌变法，失败后辗转去过日本和欧洲国家，留学的经历更加丰富梁启超先生的思想，更加坚定他救亡图存的决心。所以，对民国的大师而讲，救国救民是首要因素，成为大师是偶然所得。

大师“门槛低”，宽进窄出

民国之所以为民国，不是说它37年的混乱局面，而是在于他的开放与多元，特别是学术范围内。它与任何时代对待人才的态度不同，那是一个人人皆可以成为“大师”的时代，人们对待大师的“门槛”也比较低，但凡脑袋里有观点、有思想，不论你是什么学历，都可以毛遂自荐。

翻阅整个民国大师史，高中学历以下的占据大多数。陈寅恪“复旦公学毕业”相当于高中学历；钱穆“常州府中学堂”初中学历；刘半农“常州府学堂肄业”初中未毕业；沈从文只读过正规小学，后来北大旁听；齐白石未进学堂等等。

民国真的是大师惺惺相惜的时代，社会能给大师提供一个展示自我的机会，而不是一纸文凭绝之千里之外。这也不难理解，学术的真正动力源自内心真挚的热爱，一个人能够忘却“食不果腹、衣不遮体”而醉心创作，才能称得上真正的热爱，他们生来就是为了这份热爱，日后成为大师自然顺理成章。

文章的最后，不妨用梅贻琦先生另一句话来收尾“大学有新民之道，则大学生者负新民工作之实际责任者也”。眼下时值高考季，望广大的考生能够效仿前人，不负历史与时代的重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