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在被押解苏联的路上，为啥喝醉了？

爱新觉罗·溥仪，在他的自传《我的前半生》中，对他离开中国，被押往苏联的这段经历，基本上是一笔带过，着墨甚少。

多年后，当年押解溥仪的一个苏联士兵，写文详细道出了这一经过。

首次离开国土被押送往国外，途中又获知日本战败，之后有要求永居苏联，溥仪这心里如过山车，惶惶然不可终日。

他心理到底咋想的呢？

结合上述两方史料，今天飞春读传来简要回顾下他从东北到苏联的这一过程。

一、离京

1945年8月9日，苏联向日本宣战的次日，伪满皇帝溥仪，接到日本关东军司令的消息：苏联宣战了，日军要退守南满。

从这天起，溥仪再次开始了颠沛流离、担惊受怕的旅程。

他本不愿意走，但怕日军把他杀了灭口，所以还是乖乖听从了关东军的安排。

安排好人员和行李后，11日晚上，溥仪在“御用挂”的带领下，离开了居住了13年的新京皇宫。

御用挂，日本皇室中专门打理天皇这一宗教事务的人。溥仪被天皇化后，御用挂成了控制他宗教信仰的标配。

汽车一出门，日军就在“建国神庙”上放了一把火，企图销毁日本侵略东北的罪证。

他们还带着象征日本天照大神的三神器：草薙剑、八尺琼勾玉、八咫镜。

这是溥仪最大的耻辱，日本强迫他信神道教，以天照大神为祖先。即便现在撤退时，仍然要他把它带上。

而且途中，无论是步行还是上下车，都以神器为先，所有随从，“无论是谁，经过神器，都必须行90度鞠躬礼。”

火车走了3天2夜，来到了与朝鲜一江之隔的大栗子沟。

在一个日本矿长的宅邸住了2天，8月15日，“御用挂”吉冈安直告诉他，“天皇陛下宣布了投降。”

溥仪听了如同天塌。

他倒不是为日本战败感到痛惜，而是担心自己的未来，是不是要被当做战犯抓起来。

不过吉冈告诉他：“美国政府已经表示，对天皇陛下的地位和安全给以保证。”

他听了立即跪地给老天爷磕头，念念道：

“我感谢上天保佑天皇陛下平安……”

吉冈还说，关东军和东京已经联系好，准备把溥仪送到日本去。

接着，溥仪的随从“大臣”“参议”们过来，给溥仪出了一份“退位诏书”。

溥仪照着念了一篇，算是自我解除了伪满皇帝。

14年皇帝，再一次，黄粱一梦，从此成平民，逃亡日本。

8月19日，他们安排溥仪和溥杰，以及他的妹夫和侄子们，还有医生和侍从，乘上日本的小飞机，飞往沈阳。

计划是，从沈阳换大飞机，飞日本。

在最后决定逃亡日本前，他们还命新京的伪满财政大臣，往日本汇了3亿日元的巨款，以备溥仪一行在日生活使用。

二、入瓮

8月19日，3架载着溥仪一行人的日本飞机，飞抵沈阳机场。

降落后，他们突然发现，机场变了天，不再由日军控制，而是由一群揣着轮盘机枪的苏联红军把守。

一行人就这样自投罗网，被苏军押往机场大楼。

苏联空军第12集团军的一个少将，盘问、核实了他们的身份。

他们先搜缴了所有人身上携带的武器，然后立即向上级汇报。

层层汇报，直达苏联红军总部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最后到斯大林那里。

最高统帅部很快下令：

“立即将（伪）满洲帝国皇帝溥仪及其随员，转移遣送苏联。要求做到溥仪一行9人人身绝对安全，万无一失。”

押解往苏联一事，须有专人负责，遂成立了押解小组。

执行押解任务的小组，由4人承担：苏联近卫坦克第六集团军政治部主任，菲利亚什金少将，全权负责。

下面有一个少尉，跟随菲利亚什金多年，叫亚历山大·热尔瓦科夫。

此外，还有两个士兵。

他们带着溥仪一行9人，走向机场的一架大飞机。

他们没有告诉溥仪，要把他安全押解到苏联，所以溥仪十分担心自己的下场。

不过，他知道日本人现在说话不算事了。

洞察时局、见机行事的能力，溥仪还是有的。

他凑着机会，他用英语对年轻的亚历山大少尉说：

“我想向你们说明一件事。”

“什么事？”

“我不愿意和那些日本人在一起了，我请求苏军立即把我同他们分开。”

亚历山大请示菲利亚什金，得允。

紧紧跟随溥仪左右的吉冈安直和日本宪兵，就这样被苏军带走了。

看到这一幕，溥仪心里畅快极了。

日本人从1931年九一八开始，就紧跟他左右，宛若狱卒看守，说是照顾他的安全，实为软禁。

14年来，他从未逃脱日本人的手掌心，身边的人，也都是日本的耳目，自己连个不字都不能说，连自己的祖宗都得改，这个皇帝，实在窝囊至极。

现在，在苏联红军的命令下，解除了日本人的掌控，他一下感觉自己被解放了，自由了，不由长舒一口气，对亚历山大万分感谢。

三、申请

19日，他们从沈阳机场起飞。

当日下午，飞机降落在内蒙古通辽。

晚上，住在通辽市近郊的一个小医院里。

这里是苏军进攻长春等地的枢纽，驻扎大量苏军，十分安全。

医院院长姓张。

当他听说这个西装革履的年轻人，就是传说中的末代皇帝溥仪时，当场就震惊了，非要杀鸡宰羊，备酒菜款待这个退位皇帝。

溥仪再三阻止，此人才作罢，但仍然做了丰盛的晚饭。

溥仪一行和衣而睡。

但押解他们的士兵，却连一个盹儿都不敢打。

有士兵不满，说既然如此，不如把他们全干掉算了。后被菲利亚什金狠狠批评了一顿：

“我们押解的不是普通战场上的俘虏，而是（伪）满洲帝国的皇帝，是一个有国际影响和世界政坛都关注的人物，事关反法西斯的最后胜利的大问题。”“他们没有在战场上同我们真刀真枪地厮杀抵抗，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干掉他们。我们……一定要以礼相待，讲究分寸，不得胡来！”

然后，菲利亚什金又告诉溥仪：

“不要有什么顾虑。之所以要把你们送往苏联，主要是远东战争还没有彻底结束，中国境内政局还不稳定……”

他还告诉了此行的目的地，“后贝加尔”地区的赤塔。

溥仪先是感谢了一番，然后提出了一个想法：要永远留居苏联。

他们不解。

溥仪道：

“我落到盟军手里，可能上绞刑架；“我落在日本法西斯手里，中国大汉奸汪精卫的下场就是我的结果；“我落到中国国民党蒋介石手中，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如果交给中国共产党，我使东北人民当了14年的亡国奴，犯了滔天罪行，我还有好吗？”

如此重大议题，押解组无法决定，只能安慰他，说会对他们的安全负责。

这是溥仪未至苏联，就要求永居苏联的第一次。

在抵达苏联之后的5年内，他正式3次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请，要永留苏联。

但苏联一直未有下文。

四、醉酒

8月21日，飞机来到“后贝加尔地区”的首府，赤塔。

从飞机到轿车，从轿车到木船，最后来到一片白桦林包围的小平原地带，“莫洛阔夫卡”。

晚上住在一个两层楼的疗养院里。

这里曾是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的战时指挥所，现在是当地的特别羁押所。

年轻的苏联女服务员，给他们每人一份大盘炒饭，3个人一房间，睡得安稳，吃得贼香。

次日，赤塔内务局的皮德洛夫少将，命令溥仪一行9人，拿着行礼重新回到机场。

他要在摄像机的镜头前，补拍一段溥仪被安全押解至苏联赤塔机场的画面。

折腾几次后，终于完成任务。

晚上，皮德洛夫设宴款待，接风洗尘，给这个退位皇帝很高的礼遇。

不过，在喝酒这一问题上，溥仪还是委屈了一把。

根据苏联的习俗，军队喝酒，都是用酒精+水，一般在70度以上。

而且，他们喝酒，不是用中国普通的酒杯，而是用苏联的大茶缸。

一缸就是六七两。

溥仪酒量本身就不好，见到这阵势，一时怯了阵。

他再三富有诚意地向皮德洛夫表示，自己不能喝酒，不敢这样喝酒。

再三推让中，皮德洛夫生气了，说：

“干杯是对苏联的尊重，是对大元帅斯大林的友好表示，否则就是不友好，不尊重！”

溥仪无奈，只好几个人一人一口，把大茶缸里的烈酒，全部干了。

当晚，溥仪醉了，皮德洛夫也醉得乱了风度，闹得宴会一塌糊涂。

在这个西伯利亚的小平原，溥仪等人住了三四个月。

1945年11月，被押解到另一个偏远的特别羁押所。

所谓特别羁押，实际上是高待遇看守。

在那里，溥仪不用劳作，十分安全，每天看报纸、锻炼身体，吃饭、喝茶、体检，一样不少，还有收音机，连苍蝇蚊子都不用自己打。

1950年8月，溥仪等日满战犯，由苏联交给了中国。

8月5日，溥仪被押解回国，关在辽宁抚顺战犯管理所。

在这里，他写出了自传《我的前半生》，并在1959年获得了特赦，后成为全国政协委员。

其自传，在1964年出版。

1967年10月17日，他因尿毒症在北京逝世，享年6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