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的另一面：“谋国不成，谋家有成”，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说到中国近代史，我们不能不说康有为。

这位出生在广东的破落官僚家庭的书生，用自己的办法，对挽救民族危亡做出了自己的尝试。

戊戌变法，百日维新，中国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流血，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之后流亡海外，组建保皇党，更是惹的人议论纷纷，弄得自己和自己曾经的好友离心离德，但是在康有为的人生中，他的这些尝试毫无例外地全部失败了。

这当然与当时的社会形势密不可分，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康有为本身的性格缺陷造成这些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

学者余世存说他是“谋国不成，谋家有成”，我看来是极为公允的。

“谋国不成的书生”

康有为其实蛮辜负他这个“有为”二字的。

其实在他没有接触西方文化之前，他的身份其实蛮落魄的，和他后来的学生梁启超根本就不能相比。

梁启超从小就是神童，乡试中举的时候，主考官因为欣赏他的才华，还把他的亲妹妹做主嫁给了他。

我们的康先生在这方面其实就很落魄了，乡试一直都没能中，但是康有为之所以如此出名，还得益于他的营销手段，他放在现在一定是个营销号大V，动不动就10w＋的那种。

营销的第一步是什么呢？卖人设。

康有为在一开始，就给自己定了一个好人设。在民族危亡逐渐加深的时代，在欧风美雨不断浸润的年代，康有为给自己定了一个人设，变法志士。

不得不说，这个人设在当时还是很吃香的，但是为啥说康有为这个是人设呢？

看官们看看谭嗣同和康有为的对比就一目了然了。

一个是“去留肝胆两昆仑”，一个是在日记里营销自己“忠君爱国”“变法不得”的悲情人设，怎么看都感觉康有为是个虚伪的“圣人” 。

人设立起来了，接下来就是要买通稿，造舆论了。

康有为在和弟子梁启超一起去京城赶考的时候，恰逢日本马关条约，康有为当时就敏锐地抓住了这一时机，开始了中国近代史上怎么都跳不过去的公车上书。

公车上书这样的事情一出来，康有为的大名一下子响彻了全中国，他一下子有了好多头衔，“首倡变法”“意见领袖”，再也不是当初那个籍籍无名的落魄书生了。

虽然名声是打响了，但是在当时，人们迫切希望的是，康有为能拿出一点实在的东西来挽救国家的危亡，但是很难过的是，康有为这方面，确实没有多少东西。

戊戌变法其实和康有为没多大关系，当时光绪帝所倚重的所谓的“军机四章京”并没有他，并且后世多加吹嘘的“康有为和光绪皇帝一见如故”其实也在很大程度上是康有为杜撰的。

康有为在戊戌年确实见过光绪皇帝一次，但是操着一口广东官话，光绪皇帝他也听不懂，最后只能赏给了他一个六品的行走的职位，更不用说后来康有为吹嘘的什么直接上奏之权了。

康有为不仅仅这个作假，就连他一向得意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都类似于当时的国学大师廖平的著作，只是他死不承认罢了，甚至在变法的时候，还异想天开地想出了请日本人来进行“中日合邦”的注意，并且直接导致了慈禧太后的不满。

慈禧老佛爷估计想的是，虽然我做的本来就不咋地，你们这些变法的人做起事来还不如我这个老太婆明白呢。

如此种种异想天开，加上康有为等变法派的变法改革如此激进，完全破坏了清廷当时的政治的体系。这种失败自然是水到渠成的事。

“谋家，谋身的精致利己主义者”

纵观历史时代来看，康有为的政治生命在戊戌变法结束之后也就真正的结束了，在自己人生之后的时间里，康有为只是一个守旧的符号罢了。

但是作为商人，康有为的之后的余生，都和钱打起了关系。

流亡海外的时候，康有为打着“挽救光绪皇帝”的旗号组建了保皇会，这一组织成为他后来敛财的重要手段。

他一面大肆鼓吹“凡救驾有功者，布衣可至将相”，给那些不明国际形势的海外华侨许下空头支票的荣华富贵，一面实则中饱私囊，新加坡巨富丘菽园曾经一次性交给康有为三十万两白银，恳请他交给国内的唐才常，使其起义有充足的资金。

但是康有为私吞了整整二十七万用来购买古董，把将士的救命钱用来中饱私囊，只分给唐才常三万两，从而导致起义的时候，消息走漏，被张之洞一举剿灭。

他把自己用民族大义聚集起来的资金，“今日提东，明日提西，今日办某店，明日办某店”，肆无忌惮的投资，反而忘了自己本来的初心。

康有为通过自己的朋友，了解到在墨西哥办银行很有利，就到墨西哥办好了开办银行的手续，有人劝他投资地产，他就投资10万元购买若干地块，地块果然涨价了，但是他的眼光也并不总是这样的敏锐，甚至说失败的案例还要多一点，主持建立的中华酒店、横滨译书局等一大批公司，因他的经营不善，很多生意最终没落破败。

这些失败并不能影响分毫康有为的晚年生活，康有为晚年的生活非常的富裕，自从他55岁那年回国，广东政府为了补偿他，不仅仅给他发还了被清朝政府抄没的康氏家产，并加了许多财产，作为对康有为流亡15年的赔偿。

康有为拿到了这一大笔钱之后，全然忘了自己当初信誓旦旦的诺言，开始了投机倒把的把戏，也就是我们现在俗称的“炒地”。

广东的地便宜的时候，他大量买入，然后在高价时抛出，同样的把戏也在上海纷纷上演，据不完全统计，康有为晚年一家的平均每年花费高达2万银元，真可谓是钟鸣鼎食。

“忠于谋身，拙于谋国”

常常在读到康有为之后的生活的时候，会想到“戊戌六君子”血溅菜市口的那一幕。

背叛了共同理想的康有为，好像很难在之后看到他的哪怕一点内疚。

谭嗣同出生比康有为好的太多了，三品大员巡抚之子，从小是锦衣玉食，但是目睹了民族危亡的他，还是在戊戌年的那个晚上，对劝自己离开的人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流血从他开始了，我们的纪念也由他开始了。

至于自诩为维新派领袖的康有为，从始至终，只是把变法维新作为改变自己命运的工具罢了。

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

文/枕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