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乌什事变中，乾隆对伊犁将军职权调整，得到进一步确认

正是这句补充语，加之南疆政务实际上一直由喀什噶尔参赞大臣负责，伊犁将军虽在纸面上有管理南疆的权力，但实际上自伊犁将军设立之日起至乌什事变爆发，伊犁将军并未在实质上插手过南疆事务。

是故，在这件乌什事变得起因、处理及与伊犁将军职权的转折又出现了哪些情况？

乌什事变的起因

从当下看过往，乌什事变得导火索是乌什办事大臣素诚的儿子要回京，于是便借运送新疆沙枣树进京的公差，征用了240名回人帮其运送进京的行李。

乌什办事大臣素诚在城破后，先杀死自己的儿子后又自杀。乌什事变很快传到其他新疆的其他城市，南疆的喀什噶尔参赞大臣纳世通派卞塔海领兵镇压。

卞塔海在未了解事变真相的前提下，命令手下官兵朝乌什城内放枪开炮，城内民众出于恐慌关闭了城门，以致出现了乌什城内全民皆反的现象，乌什事变的性质也因此出现转折。

这两个问题似乎能从《清实录》与《西域记》中找到答案，因为根据这两本书的记载：乌什阿奇木伯克阿布都拉性情残暴、贪赃纳贿，常以笞打、凌辱回人为乐，他的仆役仗势欺人，在乌什城内作威作福；

作为清廷派驻监察回疆阿奇木伯克的办事大臣，原乌什办事大臣素诚非但未能起到监察阿布都拉的作用，反而与自己的儿子一起痴迷于女色，“经旬累月”后才将她们放出。

是故，清廷可能为了笼络玉素甫家族而刻意漠视了阿布都拉的不法行径，但这种解释并不适用于办事大臣素诚，因为清廷在南疆各城设办事大臣就是为了监察阿奇木伯克，清廷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容忍阿奇木伯克的不法行为，对办事大臣的违法行径是绝不能迁就的。

因此，阿布都拉与素诚父子的罪行在乌什事变后才被发现，一方面说明总管南疆事务的喀什噶尔参赞未尽到监察的职责，另一方面也说明伊犁将军的职权未实际行使到南疆。

乌什事变的处理

得知乌什事变后，时任伊犁将军明瑞一方面上奏乾隆，另一方面派观音保领五百兵丁，取道穆索尔岭往援乌什。纳世通既想立功又想隐藏败绩，因此上书乾隆无须伊犁将军明瑞驰援，并安置观音保的五百丁防守隘口。

乾隆看出了纳世通的企图，言明“明瑞系总管伊犁等处将军”，“伊为何行文阻止明瑞？显系纳世通等视办理乌什事甚易，若明瑞前去，恐与之分功，故加阻止耳。有此理乎”，“伊等不用观音保所领兵丁，仅用自领兵丁，意在成事后，独享其功。”

客观的来说，乾隆对纳世通的指责虽有一定道理，但并不符合当时南疆的实际情况，纳世通虽担任的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又称为总理回疆事务参赞大臣，这是清廷在南疆设置的最高官职。

因此，即便在伊犁将军设置后， 南疆的事务实际上也一直由喀什噶尔参赞大臣负责。

此外，这种实际的割裂还有法理的依据，即“其地方事务，有各处驻扎大臣，仍照旧例办理。”

但这也从侧面说明乌什事变前伊犁将军未在（或懈于）南疆行使职权。况且，乾隆的批示是针对明瑞个人的，纳世通也无法得知。

综合上述因素，若单纯地认为喀什噶尔参赞大臣纳世通争权夺功， 而不考虑伊犁将军的实际职权，那么结论一定是有失偏颇的。

喀什噶尔参赞大臣纳世通在伊犁将军明瑞、钦差大臣阿桂的监察下于军前正法，虽然此时的乌什城仍未被清军攻破，但由乌什事变暴露的职权不清问题却被解决，至此伊犁将军才在实际上总理天山南北路事务。

此外，乾隆还创下伊犁将军必须每隔一两年去南疆巡查一次的定制，又恐继任喀什噶尔参赞大臣事事咨询伊犁将军， 因此乾隆再次下旨明确两者之间的职权关系 ，即伊犁将军主要负责南疆的调兵大事，一般政务仍由各城办事大臣自行处理；同时，若是突发紧急事件，各城办事大臣也可以一边调兵、一边会商伊犁将军。

清廷在乌什事变中发现南疆存有以下问题：首先是在伯克上，如阿奇木伯克的权力过大，在任用时未落实回避制度；伯克与大臣相见的礼仪没有规定，伯克的亲随人数过多等。其次是在赋税上，回人的差赋不均匀，存在任意摊派赋税的现象，且缺乏申诉的渠道等。

最后是在居住上，清廷认为南疆的回汉杂居会成为阻碍其统治的隐患。对于以上问题，伊犁将军明瑞会同钦差大臣阿桂拟定了八条善后章程：

规定南疆回人的赋税，防止任意摊派，并制定相应的上诉渠道；明确规定回汉分居，严禁汉人与回人交往。

上述措施中如对伯克与赋税的规定，对新疆的稳定发挥了巨大作用；但如“回汉隔离”的政策，则遗害至今。

结语

时至今日，虽就乌什事变的定性达成了一致意见，即“官逼民反”，但对导火索仍存有异议。

但我们必须去思考一个问题，一个由各行普通民众组成的反抗团体，总数不过百人，如何能迅速地完成杀害官兵、占据乌什城、组织对抗数千余训练有素的官兵并坚守城池半年有余？乌什城内的两万民众，是否真的仅因卞塔海贸然开炮而出现全民皆反的景象？

如果说赋税减轻仅是清廷为了笼络下层民众，那么保留南疆的伯克制则是队上层拉拢，这种上下并行的政策，按理应该能减轻清廷统治南疆的压力，使民众不至于出现过激行为，况且准噶尔部“十里不见毡账”的惨烈教训还在眼前。

那么乌什事变的原因除了定性的“官逼民反”外，还有可能是什么？

其一是霍集斯手下生事或者是霍集斯指示手下起事；因为霍集斯在追随清廷平定阿睦尔撒纳的过程中，也暴露了自立为汗的野心，因此乾隆将其安置于京城。

若霍集斯想摆脱清廷的控制，可以借乌什事变请兵入疆，毕竟乌什是霍集斯常年经营之地，且霍集斯在背叛大小和卓时用的就是这种招数。

其二是浩罕、布鲁特等的暗中支持；因为清军在围困乌什的过程中，不断有乌什的使者往浩罕、布鲁特送信求救但皆被清军所擒，且浩罕、布鲁特等国并没有发兵驰援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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