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有多腐败？曾国藩回家路费都没有，慈禧却每天花二百两白银

清朝崛起于关外的白山黑水之间。

因为是“小兵临大国”，从马背上得来的天下。清初统治者很是励精图治，不过百余年时间便创下了堪比汉唐鼎盛时期的康乾盛世之景。

据考察，乾隆末年时，中国的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一位。

这样一段蔚为壮观的经济大兴之势，却为何在短短的一百多年时间里就落后于西方国家，甚至在坚船利炮面前显得格外不堪一击？

固然朝代的兴衰起伏是必然的规律，但短时间内的巨大落差仍让人深觉触目惊心。

在清初统治者一百多年来兢兢业业的统治下，从康熙中期开始，清朝步入了一个海清河晏、国泰民安的鼎盛时期。

疆域领土比之明朝时期扩大了一倍以上，乾隆末年的人口数更是从清初的9000万人口增长到了3亿之多。

康熙初年尽管经历平三藩之战，军费耗资巨大，但后期国库存银仍然不下千万，有史书称“户部库存者，恒不下数千万。”

经济的繁荣使得曾经兢兢业业的乾隆皇帝逐渐懈怠，开始沉溺于自己既往的功绩。

乾隆曾六巡江南，沿途游山玩水。地方接待的官员则大兴土木，努力营造出奢靡喧嚣的排场。

部分王公贵族和商人趁机敲诈百姓，贪捐派差，肆意地掠夺民脂民膏，一时间纸醉金迷贪污受贿的风气席卷开来。

而极受乾隆宠信的大臣和珅，更是以擅长结党营私、贪污腐败著称。

据说，在查抄和珅府之后，民间还流传出了“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的谚语。足以见得和珅把控朝中大权的23年间，中饱私囊贪污了多少钱财。

嘉庆年间出任两淮盐政一职的满人阿克当阿，在任期间搜刮掠夺的财产不计其数，在当地称得上是豪富无敌，百姓私底下甚至给他取了个“阿财神”的绰号。

而曾经历经道光、咸丰和同治三朝的地方官，曾经出任江西藩司的张集馨，在其《自述年谱》中更是坦言道，那时的官吏，但凡是手里有些实权，便几乎没有不贪赃枉法的。在他曾经做官待过的省份，每个省都会挪用公款中饱私囊。

如此触目惊心的数字在张集馨的笔下不过平常，足以见得当时清廷官场内贪污风气是何等的肆虐猖狂。

据查证，乾隆四十二年的国库储备尚且有八千万余两，但嘉庆三年时的存银已经锐减到不足两千万两，道光三十年时甚至仅有八百九十六万余两。

嘉庆、道光年间已经呈现如此的颓唐之势，到晚清末期，贪贿之风更是甚嚣尘上了。

曾国藩就出生在晚清日渐没落的乱世之中。

当时，社会矛盾尖锐，列强虎视眈眈，而清廷内部却极端腐败，封建王朝的统治摇摇欲坠。

可以说，“中国封建制度古老的船体，在历史潮水二千多年来的浸泡与冲击下，已经从里到外彻底的腐朽了。”

曾国藩出身于耕读之家，五岁时接受启蒙，随后进入私塾读书，学贯百家。

他二十六岁时便高中进士，当选为翰林院庶吉士。

翰林院庶吉士是明清时期特有的官职，是从当年的高中进士的学子中挑选有能力者充当，授予皇帝近臣的身份，负责起草诏书一类职责。

明朝著名的内阁首辅张居正，以及后世备受赞誉的北大校长蔡元培，便都曾是庶吉士出身。

曾国藩最初进京赴任时，浑身上下甚至凑不出上京的路费。无奈之下只能向好友借钱，他曾在自己的笔记中写道，“向大启借钱为进京路费，大启已诺。”

曾国藩在做七品京官时清代时，七品京官年俸为45两。除此之外，每两俸银额外再配比一 定的禄米，折合一年收入22.5石禄米。这便构成了曾国藩全部的经济来源。

当时，一石粮食价值1两5钱4分银子，以这个数值计算，曾国藩一年的收入总计约为124两6钱5分。

以此为换算比例进行计算，可以发现曾国藩一年的年总收入不过两万一千余元。

折合为月薪收入，不过一月1765元左右。

如此微薄的薪水，连曾国藩在京的衣食住行都难以满足。

据史料考察，曾国藩在道光二十一年八月时搬到了绳匠胡同居住，每月租金需要花费二十千文，也就是13两多的白银。

尽管清朝倡导过官员低薪制，但所谓的“低薪”竟是如此微薄，甚至难以支撑京官养家糊口的俸禄，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曾国藩在京一路高升，任京中高官七年有余，可位高权重如此的他，居然连回乡探亲的路费盘缠都凑不出来。

曾国藩调侃自己有三难：其一便是在京欠账五百多金，无力偿还；而往返回家的路费还需要四百金，更是难以筹措。

其三则担心自己归乡时间久，职位被他人递补空缺，待自己归来后一时没有职务在身，只能在京中闲住。

其实不难看出，曾国藩自己纠结苦恼的三难，归根结底都是和自己生活拮据有关，终究绕不开“窘迫”二字。

张集馨笔下的各个省份每年贪墨的官银便有数百万之多，身为朝中重臣曾国藩却在为几百金困扰烦心。可见，清末官场中清浊两派泾渭分明的对比着实令人瞠目结舌。

就连身患奇痒难熬的先天性“莽鱗癖”，曾国藩也因为没钱买药，只得采用盐水浸泡的土方法勉强止痒。

如此窘迫的情景出现在位居一品官职，曾任“天下第一肥缺”两江总督的曾国藩身上，着实让人跌破眼镜。

可惊诧过后，却又让人肃然起敬。

“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是清末官场的真实写照，可曾国藩却一贫如洗，清廉立世。甚至在曾国藩故去后，他的儿子还需要四处借钱才能给家人治病。

尽管此时的清朝已经不复当年康乾盛世的壮景，但也不至于沦落到此般田地，为何不贪不腐的一品大臣会家徒四壁，穷困至此？国库里曾经丰厚的积银究竟去了哪里？

晚清朝政的贪腐混乱，从贯穿曾国藩一生的清贫窘迫中足以窥见一斑。

所谓“上之所好，下必效之”，当贪污受贿演变为官场中的常规时，多半与居高位者的带头行为不无关系。

慈禧崇尚奢华，又喜爱各种新奇事物。在处理国事的闲余，她还时常邀请外国使节、官眷夫人入宫参加宴会，每每花销巨大。

据记载，慈禧太后和皇帝每天的膳食各需要花费二百两白银，如有宴席，则耗费难以计算。

慈溪太后一日的膳食开销居然已经比一品大员整一年的俸禄还要多，“一日”与“一年”的对比实在是触目惊心。

1890年时，为了满足自己纵情玩乐的一己私欲，慈禧太后极力主张修建颐和园。可当时清政府财政吃紧，根本拿不出这么多的银两。

迫于慈禧太后的压力，醇亲王奕澴不得不挪用了部分本要用于海军建设的经费，作为修建颐和园的资金。

最终，精巧华美的颐和园落地建成，可近代海军却困于经费不足而难以成形。这也为日后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埋下了祸根。

此时的清政府已然和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条款约定清廷需赔款2亿两白银。

在如此耻辱且财政吃紧的时刻，慈禧打着节俭的名义声明拒收官员进奉的寿礼，实则暗地里命亲信照收不误。

军机大臣奕劻等人得了慈禧的暗示，私下里致电各省督抚，要求他们以廉俸的二成“相率以进。”

在举国上下有识之士皆在为国家面临的危难时刻而奔走救亡时，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一干人等却仍然沉溺于贪婪享乐，又怎会不加速封建王权的覆灭？

一朝统治者尚且如此，又岂能期待朝中官员皆是出淤泥而不染之辈呢？

就如诗圣白居易感慨的那样“上苟好奢，则天下贪冒之吏将肆心焉，上苟好利，则天下聚敛之臣将置力焉。”

据史料记载，和大太监李莲英有着金兰之契的铺垫店老板，仅凭借光绪帝大婚一件事宜，便获利百万有余。

而李莲英更是凭借慈禧的权势，大肆地卖官售爵，官职甚至直接明码标价，付足价银便可以得到相应官职。

可以见得，晚清时期的官僚体系早已被贪污、受贿等腐败行为侵蚀。

为官者都将贪污作为发家致富的门路，上位者更是恍若未觉，只图一己享乐。

当时，两广总督袁树勋被人弹劾，称其惯会贪赃枉法，欺上瞒下之举，在地方时未曾做过一件利国利民之事。

据说，袁树勋初到湘潭之时便侵吞款项二三十万，前往上海后更是用官银放贷盘剥私利，获益七八十万有余，而在广东任职时以禁赌为由，再次收受地方商人贿赂三十万……

凡此种种不过袁树勋贪污所得的冰山一角，而他不过是晚清末年地方官员贪污的一个缩影罢了。

同样曾位居两江总督要职的曾国藩为官数十年，身故时全部身家不过勉强凑齐两万两白银，而袁树勋却在短短数年内积攒了百万有余的丰厚身家。

在辛亥革命前夕的报刊文章一阵见血的指出，清王朝的政治早已腐朽不堪，已经是病入膏肓且无可救药了。

1912年，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宣告退位，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统治也落下了帷幕。

追溯这段沉重的晚清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在面对大厦将倾之时亦有仁人义士挺身而出，试图挽救危亡，可最终的结果都流于形式，难以使这个末日王朝起死回生。

或可以说，正是清廷最后几年的贪污腐化触动了封建社会的末梢神经，也加速了其自身统治的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