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时期对外贸易的发展，哪些国家在清代与中国进行贸易往来？

顺治初年，清朝政府为了封锁沿海人民同郑成功等海外抗清势力的联系，实行了严厉的迁海、禁海政策，对清初经济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康熙二十二年（1683）六月，清廷统一台湾，东南底定。翌年九月，康熙帝以有益“闺粤边海民生”为由，降旨停止沿海省份海禁，全面开海。

清廷最初在厦门、广州、云台山、宁波设闽、粤、江、浙四海关，专向出入海上船只抽税，自此海关成为进出口贸易的征税机构。四海关有统一税率及计税则例，外国船只于任何一关交税，其他三关不得重复征榷。在对外贸易中，海关制度取代了历代相沿的市舶提举司制度。

行商制度是传统牙行制在对外贸易上的应用，即由政府批准的行商垄断外贸事宜，外商不得和官府直接交往，举凡进出口买卖货物、规定价格、外商纳税、乃至政府宣示通告、外商上书陈情，均由行商居间办理。

行商还受政府委托管束稽查外商的居住行止，如外商偷税漏税，由行商负责赔偿。这种交易形式体现了清廷政治权力与对外贸易资本的结合，目的在于阻绝内外商人直接接触，保证清廷的税收和对外防范，实现国家对进出口贸易的独占。

乾隆帝表示：“浙民习俗易器，洋商错处，必致滋事。若不立法杜绝，恐将来到浙者众，宁波又成一洋船市集之所，内地海疆，关系紧要"。

乾隆二十二年（1757）十一月，正式规定：“嗣后口岸定于广东，不得再赴浙省，此于粤民生计，并赣韶等关均有裨益，而浙省海防亦得肃清。"由此确立了广州一口通商体制。

外国商人对一口通商的限制极为不满。乾隆二十四年（1759），英国东印度公司以控告粤海关勒索税银和行商欠债为由，派洪任辉（JamesFlint）率船北上直抵大沽口，企图进京城，"投递呈词"，要求放松贸易，增开天津等口岸，允许在宁波通商等。

与此相应，中国出海贸易的商船也受到诸多限制，如装载货物不得超过500石，每船只准带铁锅一口，每人只许带铁斧一把，船上所有人员须详细登记姓名、年貌、履历、籍贯，预先规定往返日期，每人每日只准带米一升，并带余米一升等等。

清廷对外贸易的种种限制以及对外商的防范，并不能从根本上抵挡殖民势力的侵略，反而限制了中国对外贸易和航海事业的发展，阻碍了中国学习、掌握世界先进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进一步导致闭塞、停滞，与西方国家差距越拉越大。

荷兰以其占据的噶喇吧（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为中心，通过往来于闽广和噶喇吧的中国帆船，实现对华间接贸易。康熙二十七年（1688）驶往南洋的中国帆船，较明朝盛时增加了一倍，康熙三十四年（1695），又较康熙二十七年增加了近一倍。

帆船贸易的发展，促进了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也给以噶喇吧为中心的南洋群岛带来了繁荣。康熙五十五年（1716），康熙帝忧虑“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开始考虑禁止中国商人前往南洋贸易，翌年正式下达禁令。此后的三朝，严禁与弛禁数次争论，最终还是选择开洋贸易，表明清廷已经认识到对外贸易在国内经济，特别是对东南沿海地区经济的重要地位。

康熙五十四年（1715），日本为防止贵金属大量外流，采取贸易限制政策，限定中国商船每年进港数量，实行信牌贸易制，没有信牌的商船一律不准进港。

清廷则特许中国商人执日本信牌前往贸易，但规定信牌不得私自持有，回棹时须交给海关保存，先后更换而往，于是中日长崎贸易又转趋活跃。

俄商以在西伯利亚廉价获得的毛皮高价出售，而后低价购买在莫斯科及欧洲紧俏的中国商品丝绸、茶叶、烟草、大黄等，运回转手倒卖，获取巨额利润。

随着中俄北京贸易的兴起，东部和北部边请的中俄贸易也开始发展，这两地的中俄贸易被称为"黑龙江互市"和"库伦互市"。但是，随着贸易活动的发展扩大，其中存在的问题日益显露，争端叠起。

当时俄国在恰克图地区建有贸易城，中国建有买卖城，人们则将这两座地跨中俄的贸易小市镇统称恰克图。乾隆五十五年（1790），中俄订立《恰克图市约》，明确规定恰克图实行货物贸易。俄国输出的货物主要是毛皮，中国出口的货物主要有棉布、丝绸、生丝、烟草、茶叶等，其中茶叶出口量的增加最为显著。

康熙二十八年（1689），英船“防御号”来到广州，这是清朝开放海禁后英国在广州贸易的开始。康熙五十四年（1789），英国在广州设立商馆，贸易趋于经常化，贸易额也逐步上升。

经过工业革命后的英国，使用大机器生产，迅速提高了生产率，在对清朝贸易中很快压倒其他西方国家。乾隆五十四年，抵达黄埔港的商船共86艘，其中英船61艘，占总数的71%。

随着欧洲资本主义向全球的扩张，中国与周边国家进行的"朝贡贸易"在对外贸易总量中已显得无足轻重，中国与欧洲、北美的贸易持续快速发展，这一贸易格局对世界历史的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