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出现了“议会”雏形？朱元璋鼓励民众进言，取得多少效果？

一、痛恨贪腐的朱元璋

对明史感兴趣的人都会知道，出身社会最底层的朱元璋在成为皇帝之后，对官员的贪腐深恶痛绝，为此他想出了许多“狠招”，但大多是换汤不换药的办法，解决了一个贪官，还会有新的贪官继续出现。朱元璋也发现光凭一时的严厉刑罚很难起到长久的效果，要想真正使政府倾听民意，善待百姓，还得建立一些制度才能确保民情的畅通。

朱元璋的这一举措其实相当“前卫”，这种召开专门会议并召集各部门负责人前来当场处理解决问题的办法，在今天的现代社会依旧时常被使用。从洪武到宣德年间，由礼部召集主持的建言民情会议制度逐渐成型，根据宣德皇帝的要求，建言民情会议的正式参加者为六部尚书、都御史与六科给事中。至景泰年间，由于明朝内阁制度的出现，内阁大臣也被要求参与民情会议。根据上文，我们可以看出，这项在朱元璋时代出现的处理民情的专门会议，参与人员的级别是相当高，可以说中央政府除了皇帝没有参加外，几乎所有朝廷大员都要参加。

正如西方的议会和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一样，但凡是正式会议，总要有固定的频率和次数，这样才能使制度被执行下去。但这是现代民主社会的情况，放到大明，这一制度的执行难度也是可想而知。首先一点，是当时的朝廷大员根本没有将所谓的民情会议太当回事，像六部尚书、内阁大臣等朝廷重臣本身就有处理不完的政务，他们根本想不到要主动参加民情会议这样的“小事”。再就是，他们根本不认为举办民情会议是有必要的，因此民情会议自朱元璋时代开始，其时间和频率一直没有被确定下来。

如果大明朝真的能将民情会议一直贯彻执行下去，即使这并非是民主制度的体现，但也可以或多或少解决民间疾苦，使百姓的生活更加幸福。在相关记载中，我们可以发现在民情会议召开之前，民间的进言者表现得十分积极，无论是老弱妇孺，还是中下层官吏，都对朝廷提出了或多或少的建议与批评。在弘治年间，我们还可以看到民情会议的详细记录，但自嘉靖及之后，尽管民情会议还在断断续续召开，但已经是流于形式的表面功夫了。

在提出种种问题之后，欧阳德建议以后地方呈上来的民情，直接交由各地官府自行调查处理即可，如果这件事情反映出的是一种普遍性的民生问题，再交由朝廷处理，这时再召开民情会议也未尝不可。

文史君说

民情会议的召开是大明朝的一项制度创新，它并非是一种临时性的会议，而是一种定时定期召开的讨论民情民意的中央级别的高层会议。民情会议当中讨论的民情民事虽然大多是琐碎之事，但桩桩故事都反映出民间百姓的疾苦。总而言之，大明朝能够将中央六部九卿都召集在一起讨论民情，并建立起固定的开会制度，这的确可以说是一种制度创新，也是明朝所独有的。

参考文献

李小波：《论明代的建言民情会议》，《史学月刊》2020年第10期。

张兆裕：《从建言到舆论：明代民情表达方式的变化》，《山东社会科学》2018年第9期。

（作者：浩然文史·小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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