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左宗棠长沙故居和墓园的回忆

我的曾祖父左文襄公在长沙生活了二十多年。他的长沙故居始建于1857年（清咸丰七年），在今蔡锷北路中段。1991年，该处建起了一座经营服装的商业大厦称“长沙服装城”。

“湘上农人”左宗棠

曾祖父名宗棠，字季高，出生于湘阴左家塅，他的祖父、父亲都是乡村塾师，家境清寒。19岁时，祖父、父亲和长兄宗棫先后去世，二哥宗植客游武昌，曾祖父孤身一人来到长沙，在城南书院读书。21岁中举。因家贫，入赘周家，与周夫人在湘潭辰山周氏桂在堂的西楼住了数年。几年中曾三次赴京会试，均落选。

以后十多年，他先后在渌江书院和安化小淹陶澍家中教书，32岁时，以历年积蓄在湘阴柳庄买下几十亩田，建了一座庄舍，自号“湘上农人”，带着雇工种田。

此后，他一面在家乡经营农业，一面在长沙设馆教书，与罗泽南、郭嵩焘、黄冕等一些城南书院朋友研求学问，谈论天下大事。遇到灾荒年代，他和周夫人就在柳庄设粥棚，施草药来救济灾民。

1852年，太平军起，曾祖父感到天下将大乱，遂带领家人亲族，迁到湘阴东乡深山隐居，复因友人相劝，入湖南巡抚幕府。

左宗棠（1812—1885），清大臣、洋务派首领。字季高，一字朴存，号湘上农人。历任浙江巡抚和闽浙、陕甘、两江总督，先后创办福州船政局、兰州制造局。1876 年，他指挥清军三路进军新疆，先后收复天山南北两路失地，粉碎了俄、英侵略者妄图利用阿古柏分裂我国西北领土的阴谋。接着又在哈密进行战备，配合曾纪泽与沙俄谈判收复伊犁的外交斗争，使沙俄被迫将伊犁归还中国。1884 年，又以七十二岁高龄督办福建军务，抗击法国侵略者。1885 年 9 月5 日病卒于福州任上。追赠太傅，照大学士例赐恤，谥“文襄”，建专祠祭祀。后人集《左文襄公全集》存世。

司马桥的大宅院，四房子孙分居

1857年，曾祖父从湘阴柳庄移居省城司马桥，在这里建了一座宅院。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

司马桥故居初建时，只有两进房子。后面为菜园、池塘，是曾祖父自己设计的。后来他在西北做官，家中人口日繁，我的伯爷爷又加建了三进，增了池塘，毁了菜园，曾经受到曾祖父的严厉斥责。扩建之后，南起司马里，北至三公里，一带高墙，占据了司马桥半边街，成了一座大宅院。

据老家人胡大爹说，在曾祖父显达以后，这座大宅院的临街两头，曾立有大石碑，碑云：“官民人等，文官下轿，武官下马。”

曾祖父有四个儿子，孝威、孝宽、孝勋、孝同。他去世后，四房子孙分居在这座宅院里。

整幢宅院由南而北有三座大门。

靠南一端是临街朝西的正大门，门前既无石鼓也没有什么“学士笫”、“左府”等匾额。曾祖父做过闽浙、陕甘、两江几任总督，任过军机大臣、封了侯，官高爵显，但他极不喜欢子弟在家乡称荣作福，以豪门自居。对子弟教育极为严格。曾经写信告示儿子，不许干预地方公务，不许在故居悬挂什么匾额。他在五十岁时，给家中写了一副对联：“慎交游，勤耕读；务根本，去浮华”，切望子孙不要成为纨绔子弟。

进了正大门，便是一条宽两丈的长甬道，甬道底是四房的大门，进去自成院落。甬道左侧正中是二房的大门，门前有二石鼓，街上的行人是看不到的。进了这张大门，才是正厅和东西花厅。

正厅当中有一横匾，但不是有人所说慈禧写的“福寿”字匾，而是咸丰帝写的“祈常懋绩”字匾，是曾祖父六十岁生日时赏赐的。正厅当中高悬一龙袍，是咸丰的遗物，也是赏赐功臣的，正厅左右是居屋，当年文襄公就住在这里。

以后，每年文襄公生日、忌辰，或是春节、上元，正厅当中便挂起文襄公的画像，朝服翎顶，家人称之曰“喜客”，各房后人都来行礼跪拜。每年文襄公生日必摆酒席，全家分老幼就坐。最有趣的是老家人胡大爹和文襄公生日同期，所以要专为他设一桌酒席，同时庆寿，给他敬酒。

临街的第二座门是三房的大门，名叫“齐园”。从左边的轿厅进去，前面一个平整的院子，和两进朝南的五开间房子。我和我的姐妹、三位兄长的青少年时代就是在这座四周是高墙的院子里度过的。

文襄公官居高位，每年俸银多达两万两。但他并不用来广置产业，绝大部分俸银都用来办公益事业，修水利，设义仓，办书院，救灾民，帮助有困难的僚属等。

如他得知湘阴贫苦农民生活艰难，生下女婴，往往溺毙，便拿出俸银万两在湘阴设义仓，凡生下女婴的农民可以领到五担谷来养活女婴。解放后，湘阴左家塅还有一位健在的五担谷娭毑，她就是领过女婴谷成活的。又如长沙北郊新河修了一个避风港，文襄公也捐了两万俸银。

平常他每月只付二百两银子作家用，以后逐渐增多。1878年，他收复新疆后，在一封家书中告诫子弟：

大概我的祖父一辈就用各自的五千银子置了田产，又分给了下一辈。

文襄公不鼓励儿孙辈应考，也没有运用自己的权势为儿孙辈谋官职、差使，我的祖父、父亲一辈也没有文襄公那样的学识才干，当然也没有碰上机遇，所以没有一个做大官的。四叔爷孝同当过藩台，算是最高的职位了。另方面也乏经商办实业的经济之才，所以也没有发财致富的。

封建社会里，官宦家庭大都注重门第，左家也是这样。文襄公四房后人男婚女配，均与一些“名门”后裔联婚。两三代中，各房与陶(陶澍)、曾(曾国藩、国荃)、胡(胡林翼)、李(李元度)、王(王錱)、贺(贺长龄、熙龄)、徐(徐棻)、龙(龙汝霖、湛霖)、夏(夏廷樾)、郭(郭嵩焘)等各家都相互结亲，又亲上加亲。

我的母亲也出身官宦之家，外祖父饶应祺是文襄公的一位得力部下，多年奉命在西北办理水利、垦荒、开工厂，赈济灾民的工作，也是一位很有名气的清官，官至新疆巡抚。我的父亲做过临安知事，中年去世。母亲带着我们兄弟姊妹十人，靠田租生活。大家从小学到大学，支出很大。所以每期开学，母亲总要找些首饰典卖，才能支付一大笔学费。

在这个封建的大家庭里生活，尽管我们已经进了新式学堂，和同学们在一起可以无拘无束地玩在一起，但是在家里有些老规矩还是要遵守的。我的祖母健在时，每天早晨，母亲和我们大家都要去请安。祖母去世，丧事办了49天，每天都要有人去磕头，哥哥姐姐们磕烦了，借故开了溜，便由我和妹妹顶差，一个多月，膝盖都跪痛了。

文襄公不鼓励儿孙参加科举考试，尤其不喜欢八股文。不过我的爷爷和父亲两辈人，大都参加了科举考试，其中中了举，选上秀才的也不少，放鞭炮报喜的事，有过许多次。

临街靠南端是大房的大门，门上有“湘山旧望”四字。

我的大伯爷爷是周夫人所生。曾祖父结婚后的第四年，周夫人因身体不好，便劝曾祖父娶了张夫人为副室。我的爷爷和二伯爷、四叔爷，还有几位姑奶奶都是张夫人所生。

曾祖父很喜欢大伯爷，可惜他死得很早。去世时，曾祖父在兰州，正是收复新疆大军待发的时候，接到周夫人和大伯爷爷相继去世的恶耗，曾祖父伤心极了，无奈军情紧急，只得强忍悲痛来处理紧张的军务。

司马桥故居不像一些王侯名门宅第，没有花园，没有亭台楼阁，也没有迴廊小榭。但是文囊公很喜欢这座宅院，晚年率师收复新疆之后，调回京城，做了军机大臣，住在西堂子胡同南书房（1987年北京市政协曾建议列为名人故居，予以保护）。两年后，朝廷又调他任两江总督，并准返湘省墓。

这次回乡，曾祖父先到了湘阴左家塅和柳庄故居，会见家乡父老再回到长沙司马桥故居住了几天，才到江宁(南京)上任。从此他和自已经营的两处故居永别了。优游林下愿望，也未能实现。

后人各散五方，故居损毁

1937年抗战爆发，住在司马桥故居的各房后人四出避难，各散五方。

一个封建大家庭里，自然还有些文物古玩，字画图书。曾伯父当年发往京城的奏折，每件都要誉抄一份寄来家中，还有历年师友朋僚的往来信函，也有许多保存在司马桥故居，曾祖父青年时代在湘潭辰山西楼和周夫人—起绘制的天下舆图，圈读过的典籍，亲笔书写的对联，也存放在这里。

民初，故居后的火药局爆炸，故居烧得只剩下一座门庐和残垣破壁，所存东西也大部化为灰烬。据说三房的景达五哥匆忙中捡出了一部分，分装几篓带着逃难，但经转徙流离，也散失得一干二净。

清光绪年间，我的四叔爷爷曾经主持编辑了《左文襄公全集》一百三十四卷。雇请印刷工在司马桥刻板印刷。由于故居曾发生火灾，这些雕板曾运到湘阴左太傅祠保存。但“文革”中也被全部烧毁。

曾祖父一生勤奋，我们见过他所写的一幅横幅，大书“无倦”二字，附有一段跋语，云人应当孜孜不倦地学习、做事。和林则徐的“制怒”一样，“无倦”可说是他的座右铭。

他精通经史舆地，在任职的各个时期的重要奏章、文书都是亲自拟稿，军书旁午，深宵伏案，从不知疲倦。他又十分节俭，因伏案写字容易磨损衣袖，便制了两只袖筒套着，保护衣袖，人们称之为“左公袖”，流传至今。

左宗棠曾孙女婿梁赐龙在长沙城内司马桥左宗棠故居大门前留影（1987年拆毁前摄） 梁小进供图

文襄公墓曾遭数次破坏

文襄公去世后，他的灵柩从福州运回长沙，先停在城北史家坡高祖父墓园享堂，之后，由现在的兴汉门进城，到了故居，沿途湖南文武百官和老百姓设立路祭，大祭就在故居举行。

文襄公和夫人感情深挚，他的遗愿是与周夫人合葬在史家坡祖茔，但去世后选定了善化县杨梅河白竹塘（今雨花区跳马镇白竹村）一座古柏苍松郁郁葱葱的小山头上。

史家坡左公之父墓地石龟旧影 梁小进供图

茔墓坐东南而朝西北，以示他至死不忘西北。墓碑上刻“皇清太傅大学士恪靖侯左文襄公之墓”。墓前花岗石级数十步直铺山下，山下有墓庐，墓庐居中的牌位两侧，竖立了数块石碑，其中有湖南书法家黄自元书写的碑文，有江南西道御史徐树钧撰书的碑文。

从墓地向西至杨梅河岸有一条五尺宽的石道，河岸一座碑坊，牌坊上刻的也是咸丰所赐的“祈常懋绩”四字；又有一座碑亭，御赐碑文是清代书法家何绍基的孙子何维朴所书。

墓园有墓田，佃户黄姓一家祖孙几代相传负责看守。文襄公去世后，历年春秋两季，都有子孙们前去祭扫。解放初，墓地、墓庐、碑坊都保存完好。1950年土地改革时，据说省土改委员会作过批示：“土地要改革，墓地要保存。"因之没有毁坏，但子孙辈再也无人前去祭扫了。

“大跃进”时期，墓地所在的石门公社兴修水利需用石料，陆陆续续将墓园的石级、墓碑拆下，石人、石马、石牌坊也被推倒，山上的树木也砍伐精光。他的坟冢遂被掩没在荒草丛中。处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我们后裔更无能过问墓园了。

利用左宗棠墓地石材修筑的涵洞 湖南城市记忆摄于2023年4月3日

1974年，文襄公墓又一次遭到破坏。这年，有人在附近的一座古墓中盗得了不少财物。有人认为左宫保的墓必定有更多的财宝，于是由李某为头，带领一批人公开挖墓。

他们用炸药炸开墓穴，抬出棺木，撬开棺盖，我的曾祖父身着朝服，胸前挂一串檀木朝珠，面色如生地安卧其中。但是，棺内并无任何珍宝随葬。棺外也仅有—只长四十公分、宽三十公分的石匣，一盗墓人以为必是珍宝盒，赶忙抢出来，朝山下飞跑，几个人追了上去，堵住他打开一看，里面是两块瓷砖，系曾祖父生前好友郭嵩焘写的墓志铭。石匣上刻有涂着红漆的“墓志”两字。后来，他用这个石匣做了养猪的食槽，那两块墓志铭瓷砖则做了凳面。1985年文物部门收回了墓志盒，那两块瓷砖墓志铭却被打碎扔到池塘里去了。

既然墓内没有财宝，守墓人后代要求盖好棺盖，仍旧掩埋。但领头人仍以20工分的赏额令人把曾祖父遗体的朝服剥下来，看看里面是否藏有珍宝。朝服剥去之后，只见曾祖父的遗体用白布缠裹着，又用镰刀划开层层白布，最后，仍是一无所获。

领头人气急败坏地拿起一把四齿耙头将曾祖父的遗体勾出来用力甩在墓外，有人撬开曾祖父的嘴唇，挖出含在口中的一块玉片。这伙人一无所获，便悻悻散去。

此时，附近村庄的农民听说左宫保墓被挖，都赶来观看。见此情景，许多老人都说这是造孽。时值农历六月，暑气蒸人，遗体不久便发出气味，观看的人也陆续散去。

第二天清晨，守墓人后代黄母于心不忍，便命他儿子黄志清挖个坑将曾祖父的遗体草草掩埋。

据当地老人说，当年安葬左宫保，先是在选定的墓址挖开一个深坑，然后运来一船木炭，填塞在坑底。再运来一船瓷碗，打碎后拌和蒸熟的糯米、三砂(石灰、黄泥、粗砂），反复舂捣，用来筑成墓穴，再在墓穴内的四周和底部排放着一筒筒方木作外椁，内棺放下之后，将烧融的松香灌下去，直到盖没。这样，整个棺木都被松香严密地包裹着，水分和空气都被隔绝了。因此，安葬之后近90年(1886—1974)曾祖父的遗体还是和生人一样。不料在一场大浩劫中，他也遭到了浩劫。

1985年，文襄公逝世一百周年，长沙市人民政府拨款修复了墓园。

“左宗棠的东西保留一点”

曾祖父生前在一封家书中曾经嘱咐，他去世后祠堂就建在司马桥故居。去世后，清朝廷命在福州、兰州、江宁、湘阴、长沙等地建左太傅祠，长沙的太傅祠建在湘春街。

祠堂占地六十亩(约四万平方米)，坐北朝南，正门上书“左太傅祠”。祠内有池塘、假山、石舫，正殿背靠城墙。殿内有文襄公的塑像，是檀木雕塑而成，手脚都能动，一年四季要换礼服。形象很威严，双目炯炯有神，我们前去拜谒，都有点怕他老人家。

1938年长沙“文夕”大火，祠堂全部被焚，解放后改建为长沙市工人文化宫(今第二工人文化宫)。当时的市长作过批示：“左宗棠的东西保留一点。”所以至今留着—座假石山。

2023年4月3日，“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清明祭祀民族英雄左宗棠”公祭活动，在长沙市雨花区跳马镇左公墓园举行，湘阴县委书记李镇江，县委副书记、县长刘世奇，及县人大常委会、县政协、县人武部、县委办等多部门领导齐聚左宗棠墓前，向左公墓三鞠躬，并敬献鲜花。

参加此次公祭活动的还有左研会名誉会长王品端、副会长梁小进等。梁小进为左宗棠玄外孙。本文作者左景范为梁小进母亲。

公祭活动现场

公祭活动现场，湘阴县委书记李镇江（中）与左宗棠玄外孙梁小进（右）、守墓人黄志清交流。

*（文/左景范）原文载于《长沙文史》1992年第12辑，本次发布经梁小进审阅，略有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