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嘴炮”傅斯年:一个活活“气死”在讲台上的可怜人罢了

发布时间:2023-06-04 14:57:07 发布人:hao168

请大家点赞关注头条号“杰瑞哥侃历史”,如果喜欢杰瑞哥的作品可以持续关注,今后会持续为大家讲解剖析更多更好的历史故事!北大少有的暴躁胖子1950年12月20日,一代民国文史界的暴躁胖子傅斯年与世长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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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少有的暴躁胖子

1950年12月20日,一代民国文史界的暴躁胖子傅斯年与世长辞了。

他的死亡方式在今天看来简直匪夷所思——他是开会时被人活活“气死”的。

有人说,傅斯年是民国知识界“最强嘴炮”,斥责贪官污吏,怒骂人间不平事;有人说,傅斯年相当有才学,但他不够专一;还有人说,傅斯年是近代少有的卓越学者,心怀正义,但把他的才华用错了地方。

笔者倒是认为,傅斯年是个有才华的可怜人。

或许在他去世前的一刹那,他的思绪又回到了30多年前那场震惊世界的“五四运动”,一眼望不到头的游行队伍,遮天蔽日的横幅传单,那是傅斯年最为意气风发的岁月。

那年,他23岁。

肥胖的傅斯年手持大旗走在最前面,十分显眼,他时而怒目圆瞪,时而坚毅直视。这胖子号召力极大,他说走,整个游行队伍就走;他喊停,大家就都得停下来。

最后,北洋政府被迫罢免了曹汝霖、章宗祥两大卖国贼的职务,曹汝霖的家被烧了,章宗祥更惨,被一群学生殴打,差点没逃出来。

这都是傅斯年这个暴躁胖子让大家干的,因为他是“五四运动”总指挥。

而且,他还是山东人,与曹章二人不共戴天。

傅斯年在北大时就是一枚妥妥的“超级学霸”,任何考试都是第一名,威望和号召力甚至高过了北大校领导。

当时的北大是什么氛围?学生要是不满意老师,可以直接把他赶走,不管这人地位多高,学问多深。

在电视剧《觉醒年代》中,学贯中西的学界耆宿辜鸿铭不差点也被赶走吗?

小说家沈从文第一次登台上课时,被众多慕名前来听课的学生吓住了,竟在讲台上呆呆站了好几分钟,好不容易开了口,却只用了10分钟就讲完了。面对一脸懵的学生,无奈的沈从文在黑板上写:

“我第一次上课,见你们人多,怕了。”

这事儿传到胡适耳中,他笑着说:“上课讲不出话来,学生不轰他,这就是成功。”

胡适26岁能在北大站稳脚跟,除了校长蔡元培的支持,和傅斯年的认可也是分不开的。

“这个人(胡适)虽然读书不多,但是你们不要闹,他的方向是对的。”

简单一句话,就让胡适在北大课堂上再也没被学生轰下台。

国民党的兵工一把手俞大维,年轻时聪明绝顶,本来这辈子是想搞文史的,可跟傅斯年结识后直接就弃文学理了,人家问他原因,他答:“文史圈出了个傅胖子,我们便永无出头之日了。”

要知道,俞大维当年留学德国时可是和陈寅恪齐名的,这么一个人居然生生被傅斯年劝退文史圈。

傅斯年北大毕业后又去英国、德国留了整整7年学,期间学过实验心理学、生理学、数学、物理,甚至还学过当时十分新颖的相对论和量子论。

都说傅斯年是文科天才,但其实他是个兼修文理,学贯中西之人。

之所以干历史,纯粹是因为兴趣。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傅斯年读了这么多学科,竟连一个洋学位也没拿到。

不是他拿不到,而是他毕业前就被中山大学聘为教授了,这位傅先生明显认为国内还有很多大事等着他去做,比国外的什么劳什子学位证要重要得多。

但纵观民国知识界,无人敢小看傅斯年的才华。

傅斯年在广州做过的最大一件事就是创办了语言历史研究所。

傅斯年主持史语所22年,几乎招募了当时全中国一流的学者,比如陈寅恪、赵元任等人。傅斯年不仅提出了全新的历史学观点,还带着一群大师搞起了考古事业,挖掘了城子崖遗址和安阳殷墟遗址。

那时的中国满目疮痍,自然没那么多闲钱给傅胖子玩考古,但他却总能从政府大员那里要来经费,一手支撑起了史语所的全部资金。

傅斯年的本事就在于,别人要不来的钱他能要来,别人搞不定的事他能搞定。

正因如此,这个年轻人很受那帮老先生的拥护。

如果傅斯年就这样一辈子潜心考古,钻研学问,也不至于是那么一个结局。

迂腐文人还是“正义嘴炮”?

傅斯年在国民党内地位有多高?

1949年7月28日,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去过一次台湾,当时在松山机场会客室,蒋介石坐沙发,已经是台湾大学校长的傅斯年坐在他旁边。

傅斯年的坐姿比老蒋随意得多,边翘二郎腿边抽烟斗,嘴里还不停地跟蒋介石讲话。

蒋介石讨厌烟味,从不允许下属在他面前抽烟,但对傅斯年,蒋介石却容忍了。

在国民党内,比傅斯年牛的人有,比他狂的人有,比他脾气暴躁的人也有,但老傅的特别之处在于知道如何正确使用自己的暴脾气。

他骂过孔祥熙,骂过宋子文,骂过日寇汉奸,因为西安事变骂过张学良,因为西南联大闹学潮死了人骂过昆明官员。更狠的是,他还骂过自己的先祖傅以渐——本是明朝文人却当了清朝第一位状元。

傅胖子怼天怼地,骂东骂西,唯独没骂过蒋介石。

此人虽是个见人不爽就开骂的“傅大炮”,但骨子里却是个“忠君爱国”的传统文人。

他要忠的“君”,自然就是蒋介石。

因此,傅斯年对共产党一直怀有偏见。

和胡适、陈布雷等人一样,傅斯年也是蒋介石身边的“常备文人”之一。

傅斯年和胡适相差五岁,两人亦师亦友,志趣相投。傅斯年欣赏胡适的才华,胡适感谢傅斯年当初的支持,称他是“最能做学问的人,也是最能办事的人”。

但这种评价仅在老傅的为人处世上,政治上却行不通。

在北大求学时,傅斯年和当时还是北大图书馆管理员的毛泽东也有过争执。

傅斯年是“五四”运动总指挥,又是个“学霸”,当然恃才傲物,估计瞧不上这位湖南学子。

但他肯定想不到,这个高大的湖南小伙子竟能把国民党逼得困守孤岛。

毛泽东在1936年对埃德加·斯诺回忆过傅斯年:

“我曾经试图同他们(傅斯年等人)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土话。”

这场争论后20多年的1945年7月,傅斯年、黄炎培等5人飞赴延安,与共产党洽谈国共合作事宜。期间,傅斯年和毛泽东又单独聊了一夜。

显然也没聊出什么结果。

直到后来逃往台湾,傅斯年仍然认为台湾是中华文化的“根据地”。虽然他在知识界崇尚自由,但政治上还是继承了文人那套迂腐,他认为引领中国的应该是掌握了所谓“正统文化”的党派,而不是让西方马克思主义“侵蚀”中国的共产党。

这种对政治本质上的误解,让傅斯年与共产党之间的矛盾难以调和。

1933年,英国作家萧伯纳访华,民国几大文豪盛情款待,唯独傅斯年用一篇洋洋洒洒的《我对萧伯纳的看法》大放“嘴炮”,将萧伯纳说成是“一无是处,彻头彻尾的骗子”。

大家还以为他和萧伯纳有仇。

然而并没有。

只因萧伯纳是社会主义的拥护者,来中国之前途径苏联,还去拜访了高尔基。

傅斯年恰好是“一遇社会主义便开骂”,仅此而已。

在共产党眼里,这简直是跳梁小丑般的行为。

诚然,那场和毛泽东多年前在北大的争论,似乎已经注定了他和共产党无缘。

共产党虽说爱惜人才,但绝不会强人所难,所以也就由他去了。

但傅斯年只是一介书生,即便“口才”再好,又怎能改变旧中国的漫漫长夜?

“最强嘴炮”扳倒民国两任财政部长

1941年12月,日军进攻香港,蒋介石紧急往香港派飞机,欲将一批重要人物接到重庆。

这些人包括何香凝、茅盾、陈济棠、胡政之等各界社会名流,正当最后一班飞机在香港降落时,机场突然来了个不速之客。

那个混世魔王孔二小姐孔令伟来了。

孔令伟是孔祥熙的二女儿,平时都以男装示人,性格也像男人一般嚣张跋扈。

这位孔二小姐有多混?她曾在南京街头开枪打死警察,在重庆开车撞死过执勤士兵,和“云南王”龙云的儿子在街头上演过“枪战片”,还仗着她爹是财政部长大发国难财......孔令伟做事从不考虑后果,反正出了事有爹妈和小姨帮忙摆平。

孔令伟一出现,大家都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因为这姑奶奶今儿是穿着一身军装来的,后面跟着一大群保姆随从,还有足足42个行李箱。

这一看就知道是过来找茬抢飞机的。

要是有人上去劝说,那纯粹是不要命了。

最后,孔令伟将自己的保姆随从甚至7条宠物狗都安排上了飞机,留下一群大人物对着已经起飞的飞机干瞪眼。

飞机降落在重庆机场后,众多接机人员和新闻记者准备迎候各界名人时,却只看到了孔二小姐和她那几条洋狗。

所有人脑海里就一句话:“那么多社会名流居然不如孔祥熙女儿的狗?”

众目睽睽之下,这回孔二小姐的篓子可捅大了。

随即,便是轰轰烈烈的“倒孔运动”,百姓民怨滔天,学生游行更是一波接着一波。

这种事情怎能少得了“最强嘴炮”傅斯年?他早就看孔祥熙不顺眼了:

“国宝级的大师,被迫给高官的家眷和洋狗让位,当杀孔祥熙以谢天下!”

蒋介石碍着媳妇和连襟的情面,也拿这个混蛋侄女没办法,毕竟,宋孔两家都是他的“钱袋子”。

傅斯年不罢休,写了个严惩孔祥熙父女的提案就上呈了参议会,他相信公道自在人心,什么狗屁宋家孔家他根本就不带怕的。

老蒋急了,他这人最怕丑闻缠身,便唤来胡适和陈布雷去当说客。

可不管二人如何劝说,傅斯年就是毫不松口。

蒋介石明白了,傅胖子这次是玩儿真的,便亲自去劝:“先生可信任我?”

傅答:“当然信任。”

蒋介石说:“既然信任我,也该信我所用的人。”

傅斯年急忙摆手:“委员长,你就是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

老蒋碰了一鼻子灰,指挥千军万马的他拿这帮文人着实没办法。

如果是下属和百姓,老蒋可以恐吓威逼,但恐吓威逼这帮文人,那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在那之后,孔祥熙光荣下岗了。宋子文接替了他的职务,成为新一任财政部长。

后来发现,宋子文比孔祥熙还要过分。

这是当然的,孔祥熙是蒋介石的连襟,宋子文则是蒋介石的亲大舅哥,这关系又近了一层。

所以,这民国败就败在四个字上——家国不分。

看着比起孔祥熙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宋子文,傅斯年又放了“嘴炮”大招,连上三篇檄文痛骂宋子文,搞得全国沸沸扬扬。

随后,宋子文也下台了。

在那之后,有人给他写信道:

“先生说了我们不敢说的话,真君子也!”

但傅斯年除了用嘴巴和文采“打抱不平”,其他的什么也做不了。

相比于其他民国大家,除了个别论文影响极大之外,“傅胖子”几乎没怎么专著,因为他的抱负不在于此。

民国文人要么像梁思成、林徽因一样专心做学问,要么像陈布雷、胡适那样迈入政坛,但傅斯年却介于二者之间,他又做学问又考古又办杂志还经常怼人,虽然有些建树但没出过特别厉害的成绩,却得罪了不少人。

傅斯年丝毫不在乎,比起在书斋里深耕苦读,他更看重文人之气节,想做些实事。他说:“我一读书人,既不能上阵,则读圣贤书所学何事?”

但老蒋却邀请他当官。

1946年,蒋介石与陈布雷商量,在“国府委员”中把傅斯年的名字加上去。

这一招可谓“用心良苦”,老蒋想让傅胖子亲身体验一下官场掣肘之苦,别动不动就痛斥政府,当官的也不容易。

但任凭说客磨破了嘴皮子,傅斯年就是不肯做官。

自古以来,具备“傲骨”的文人出来做官无非三种结局:

要么是不齿朝廷腐败风气,最后愤而辞官归隐田园;要么是胸中虽有正气却不得不对官场规则逆来顺受,只因舍不得那顶乌纱帽;这第三种结局嘛......估计跟明朝的方孝孺差不多。

这三种结局,显然都不是傅斯年想要的。

他想学魏征,但蒋介石并非李世民;他也想学陶渊明,却又不愿甘守清贫。于是他只想当个“嘴炮”,以他自己的方式道尽世间不平事,打着“文人风骨”的招牌抨击当朝者。

正因傅斯年从未质疑过蒋介石的“正统地位”,所以他料定蒋介石只会把自己当海瑞,不会让他做方孝孺,甚至会认为自己是苦口婆心。

虽然迂腐了点,但蒋介石倒还蛮欣赏这人的。

想做实事却不愿参政议政,这不免让人觉得傅斯年是在说空话。

从整顿风气到猝死

抗战胜利后,百废俱兴的北京大学再一次掀起了激烈的派系斗争,遍地都是奴化青年。后来一商量,决定让那个“怼王”傅胖子担任北大代理校长整顿校风。

老傅果然不负众望,上去就是一针见血:首先把那些伪教员赶出北大!

所谓“伪教员”,就是在北平沦陷时期还在北大教书的教员。

那些伪教员们一个个慌了,连孔祥熙和宋子文都被这胖子扳倒了,他们能有什么办法?结果,就连鲁迅他哥周作人也被赶出了北大。

傅斯年称:“我只想给北大留个净土。”

后来去了台湾也一样。

在台湾高校人满为患,学生运动层出不穷之际,傅斯年再次挺身而出,接下了台湾大学校长这个如坐针毡的职务。

那时台大风气很差,很多达官贵人都想托关系把子女送进来读书,但傅斯年刚上任就压住了这股不良风气,谁说情都没用。

傅斯年整顿台大校风,总之就三条:

混吃等死的教职工,开除;

学术水平不达标的学生,开除;

不清正廉洁的教职工,同样开除。

这几轮整顿下来,让傅斯年刚到台湾就得罪了不少人。

矛盾激化之后,台湾大学和师范学院爆发了学潮,军警赶去镇压之前,傅斯年对警备司令彭孟缉放话:

“若有学生流血,我要跟你拼命!”

就因为这句话,台湾军警直到如今都不敢进台大校园。台大学生更是五体投地,皆曰:“傅校长真乃大丈夫!”

但并不意味着没人对他怀恨在心。

1950年12月20日的一场教育行政会议上,一位外号“郭大炮”的参议员指责台大歧视台籍教授和台湾原住民学生,还污蔑校长傅斯年私吞教育经费。

傅斯年哪能忍受如此羞辱?冲上讲台就对那个参议员严加驳斥。

傅斯年骂完后仍旧怒气未消,刚回到座位时突然脸色苍白,步履踉跄,一旁的陈雪屏赶紧上前搀扶,但傅斯年还是倒在了地上,很快便没了气息。

民国一代“风骨文人”就这样以猝死结束了一生。

这种死法,断然不是傅斯年想要的。

以他的志向,断然要死得像那些不畏强权的刚毅文人一般壮烈,却忘了他肥胖身躯引发的高血压已经不能让他再生这么大气了。

他可以为了保护学生挺身而出,却连几句恶言恶语都容不下,真令人唏嘘不已。

这样的“大丈夫”怕有些名不副实。

傅斯年死后,台湾媒体发布讣告曰:“傅斯年先生气死了。”这令台大学生怒不可遏,要求当局严惩气死傅校长的凶手。

媒体哭笑不得,原来他们说的是“傅斯年先生弃世了”,是这帮学生听错了。

其实,这两者并无本质区别。

傅斯年的死让胡适很悲伤,当即为他写了一篇悼词,称傅斯年是“世间最稀有的天才”。

接下来,胡适还用了12个“最”字形容这位相识多年的小老弟。

笔者在想,若用胡适倡导的大白话当众朗读这“十三之最”,会不会听起来有些怪怪的?

值得一提的是,傅斯年前一天还因为赶稿子熬了夜,当时妻子心疼他催他去休息,傅斯年却连连摆手:“我正在为董作宾先生办的《大陆杂志》赶文章呢!这稿费很重要。”

第二天开会前,董作宾突然同意给他预支一部分稿费,傅斯年大喜:“这笔稿费一半留做家用,另一半得给我做条棉裤,太冷了!”

堂堂文史大师,去世前一天竟还在为生计发愁,真令人唏嘘不已。

殊不知,傅斯年去世前几年,家里的条件已经很差了,他高血压和胆结石的病情不容乐观,但拿不出钱来医治,裤子也变得又肥又大。

当老傅在寒冬腊月于灯下赶稿时,连身上的棉衣都是破旧的。

按理说,傅斯年一个民国时的顶尖知识分子,既当过北大教授又当过台大教授,应该颇有家资才对,为什么晚年会如此凄凉?

原来,傅斯年把自己薪水的大部分都资助给了学生,妻子还责怪他“充富豪”。

如果单论教书育人之风,傅先生堪称模范。

这也难怪学生们得知傅先生被“气死”时会有那么大的反应。

傅斯年其实是个可怜人

傅斯年才华横溢,但在学术上没出过什么特别有名的著作。他认为文人应多做实事 ,但又“自命清高”不愿做官,这岂不是自相矛盾?

一介文人若无权无势,又如何能办实事呢?

因为对共产党存在偏见,傅斯年在抗战时还提了个“拥蒋反共”的建议。也就是说,他既赞成“反共”又赞成抗日。

这就更荒谬了,难道蒋介石要一边打日本人又一边打中国人?这种馊主意老蒋会听才怪!

况且,抗日是中华民族共同的责任,国共还组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傅斯年相当于在大敌当前之时挑起国共内部矛盾,此种行为令人不齿。

这样就会让人觉得,傅斯年“反共”是真,抗日只不过是掩饰而已。

傅斯年将才华用错了地方,本是文史专业出身,却不好好潜心学问,偏偏要时不时地在政治边缘游走,做些啼笑皆非,而又自相矛盾的事情。

可傅斯年常年游走于文坛政客之间,时有惊人之举,也得罪过不少人,但他在政界一无背景,二无实权,何以明哲保身呢?

当然是用他的“嘴炮”了!再有就是中国历朝领导人对读书人的敬畏。

傅斯年甘愿一生在野拒不从仕,无非是想以犀利语言抨击执政者的私心,热衷于充当社会之喉舌道尽世间不平事,所谓“手捧圣贤书,痛骂当朝者”,以为这样就可挽救国家危难,实则大谬也。

老蒋一次又一次忍让老傅,不仅让他当了台大校长,还允许他在自己面前抽烟。这并不是因为老蒋真的心怀大度,而是要让所有人都看到,他蒋某人是个“宰相肚里能撑船”的“卓越领导人”,从而捞取政治资本。

因为忍受不了怒骂而杀文人忠臣,这是商纣王都没做过的事情。

除非老蒋这个委员长不想干了,否则他才没这么傻,像傅斯年这种“嘴炮”,刚好可以为老蒋所用。

这就好比当年魏征在唐太宗面前犯颜直谏,唐太宗不仅不怒,反而大加赞赏;好比包拯直言宋仁宗赵祯的过失,甚至将口水都喷在了赵祯脸上,他也就用毛巾擦擦脸,让包拯继续说;也好比海瑞上了“天下第一疏”痛骂嘉靖,嘉靖不仅没把海瑞怎么样,他的儿子隆庆帝还对其委以重任。

无疑,历史上敢于坦言直谏的臣子,与其说他们维护了文人“风骨”,倒不如说他们成就了统治者的威望。

同时,统治者还借此赢得了天下士子之心。

傅斯年在老蒋那里,起的就是这么个作用。

老蒋身边的文人,陈布雷、胡适就好比张居正,傅斯年就好比海瑞,他既需要陈布雷、胡适在读书人面前充当自己的代言人,也需要傅斯年这种敢于抗上的“直臣”,他们都是老蒋树立自己“光辉形象”的政治工具。

这没有什么对错,每个人都有各自的角色,正所谓“云在青天水在瓶”。

所以这么多年下来,任凭傅斯年如何怼天怼地,几乎没遭到过社会的“毒打”。

甚至为了老傅,老蒋不惜罢免自己的连襟和大舅哥。

傅斯年的政治理念不被共产党接受,却成了蒋介石捞取政治资本、稳定天下士子的工具,终究还是为他人做了嫁衣。

诚然,蒋先生已经很给他面子了。

而傅斯年本人呢?却成了个在文人与政治家夹缝中的可怜人。

对他,毛泽东也只能以一首诗相赠:

“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烬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毛泽东用此诗自谦,称自己读的书没有傅斯年多,因为傅斯年回忆起“五四运动”之时,曾把国民党比作陈胜、吴广,“五四运动”就是推翻旧政权的“大泽乡起义”,而把毛泽东率领的共产党比作项羽、刘邦。

有人说毛主席很满意傅斯年的比喻,故而以此诗相赠。

不过笔者倒是认为,这首诗言下之意应不止于此,挺耐人寻味的。

傅斯年一辈子以自己的“直爽性格”和“言语犀利”所骄傲,但当他因过于激动导致血压飙升而猝死,甚至连自己亲儿子都没回来奔丧时,或许在天之灵会觉得,自己才是个可怜人吧。

诚然,傅斯年的才华只在于诗文史学,华采章句,而对家国天下、救国救民之法不甚了解,以为靠着自己的犀利文风和辛辣抨击就可救万民于水火,实在是牵强得很。

傅斯年没能逃脱中国自古以来文人都有的特点,学识渊博、豪放洒脱,思想带点迂腐,不过不极端。

然而,傅先生纵然是怼天怼地,豪情万丈,终究没能扛过命运的定数。

或许他弃世前,应会有这样一幅场景:

过往的一切,犹如放电影一样在傅斯年脑海里闪过,突然停在了他和同学们在天安门举行“五四”游行的那一帧,看着23岁时满腔热血而又意气风发的自己,傅斯年笑了,随即与世长辞。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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