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鲁士、日耳曼、德意志，有何区别？它们是一种怎样的历史演进？

对于普鲁士，你完全可以认为是普鲁士地区或曾经的普鲁士王国。所谓普鲁士人，实际是普鲁士那个地区、那个王国或那个邦国的人。

历史上曾经有过古普鲁士人，居住在波罗的海东南沿岸，与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人同属一个种族。但是，到了16世纪，古普鲁士作为民族就消失了。这主要是因为中世纪欧洲的向东殖民。所以，为了减轻认知负担，现在就把普鲁士当成一个地区就好。

对于德意志，稍微复杂一点儿。因为它既可认为是地区，又可认为是民族。

没办法，这就是语言的模糊性。“使用语言就像用脏抹布擦桌子”，只能越擦越“脏”，内涵越来越丰富、意义越来越模糊、指代越来越不清楚。

当德意志指代地区的时候，又要模糊一点儿。

广义上说或历史上说，是指今天的德国、奥地利、波兰、捷克和意大利的一部分。而狭义上说或现在来说，则是今天德国的别称。

如果被搞晕了，那就类比蒙古。

作为一个地区概念，蒙古要包括今天的蒙古国以及中国的内蒙古和新疆的一部分，还要再加上俄罗斯的部分地区。但是，作为国家呢？就指今天的蒙古国。

当指代某种人的时候，就要更复杂一点儿。因为它又跟日耳曼撞上了。

了解德国历史，一定会撞上日耳曼和德意志这两个名词。具体到民族或某种人，则是德意志人和日耳曼人。

现在来说，这两个词的指代对象基本一致，都是同一种人。“日耳曼”主要是英语发音，即German，“德意志”主要是德语发音，即deutsch。所以，只是翻译来源的不同，意思一样。

但是，今天基本一致，不代表一直基本一致。

在历史上，日耳曼是一个更大的族群范围，德意志人仅仅是日耳曼人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日耳曼人包含了德意志人。除此之外，历史上的日耳曼人，还包括西哥特人、勃艮第人、东哥特人、盎格鲁人、撒克逊人，等等。

这就有点儿像中国的草原世界。宋金时期，蒙古人崛起而统一草原。然后，南宋和女真就认为整个草原全是蒙古人。实际上，蒙古人仅是蒙古草原上的一个部落，其他还有塔塔儿、蔑儿乞，等等。等蒙古大元被打废了，就又有了鞑靼、瓦剌，等等。

那蒙古是什么？用族群这个概念最合适。匈奴人崛起的时候，草原就是匈奴族群；柔然人崛起了，草原就是柔然族群；突厥人崛起了，草原就是突厥族群，然后一直传到蒙古人。

但是，到了今天，也就基本明确了。日耳曼人与德意志人，基本一致；蒙古人与蒙古族人，基本一致。

为什么会这么乱？

因为文化低、起步晚，所以只能让别人给自己取名字。在东亚的草原人，只能由中原人给他们取名字；而在欧洲的日耳曼人，则只能由罗马人给他们取名字。

公元前五世纪的时候，在今天的中欧平原，已经定居了很多部落。这些人的体貌特征，与当时的罗马人完全不同。罗马人大多数是黑头发、矮个头，但北边的这伙人却金发碧眼、身材高大。

为了区分敌我，罗马人就把这伙人称作日耳曼人。

日耳曼的意思是没有开化、自然状态的部落。说得直白点儿，就是蛮族。

文化低、起步晚，就这个待遇。名字只能由别人来取。即便这个名字不好听，那也得听着。到后来，即便自己开化了、文明了，那也得用这个带有贬义渊源的名字。

那再之后，等自己文化繁荣、文明反超呢？也不用改名字，因为你会丰富内涵、去除贬义。今天再说德意志人，就不会联系野蛮色彩了。

优胜劣汰、适者生存。但我们总会疑问：历史上，为什么一直是落后民族征服了文明民族？

实际上，这是幸存者偏差。因为你只看到落后民族征服了文明民族，却忽略了文明民族征服、消灭甚至同化了多少落后民族。

日耳曼人，属于幸存者。否则，他们或许就是北边儿的迦太基人，被罗马人灭得连渣渣都不剩。

那么，这样一伙不文明、不开化的野蛮人是怎么幸存下来的？而且，他们又是怎么取代罗马的？

幸运是这个宇宙的通行证。但老用幸运解释问题，那幸运就成了上帝。一旦遭遇上帝，思考就要停止。因为上帝无所不能、解释一切。

所以，我们总要刨根问底，寻求某种确定性答案。而这种答案一定要落实到某种底层精神上来，也就是形而上。日耳曼人的底层精神，主要有三个：

第一是尚武精神。

这基本是野蛮民族的标配。为什么野蛮民族都尚武？因为不尚武的全被干死了。别说去征服罗马，就是做罗马的餐后甜点都不够格。

日耳曼的男子，只要到了能拿武器的年龄，那就武器不离身。“身怀利器，杀心自起”。于是，尚武这种外在行为，也就内化于心，成为日耳曼人的价值观。

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中的一句话，特别能体现日耳曼人的尚武精神：能用流血的方式获取的东西，如果用流汗的方式来获得，那就未免太文弱无能了。

而且，这种尚武精神不仅体现在男人身上，同时还体现在女人身上。丈夫外出征战，妻子加油激励。男子征战归来，妻子会数清他身上的伤口。

在跟罗马交战的时候，日耳曼经常打到军队集体战死的情况。而这之后，剩下的老弱妇孺会全部自杀，不做罗马人的奴隶。

所以，罗马人的扩张始终难以冲破莱茵河。继续打，不是打不过，而是代价太高。征服一个日耳曼部落，就会死好多人。

但是，罗马这个文明帝国还是征服了日耳曼这个野蛮部族，逼着他们纳贡臣服。在绝对实力面前，精神尚武的形而上，也得屈服。

然而，打着打着，日耳曼人也发现问题了：自己不是打不过，而是不团结。一个又一个的日耳曼部落，肯定打不过罗马帝国。但是，如果全部日耳曼部落结成一个日耳曼联盟呢？不仅能抵御罗马，甚至还能征服罗马。

在公元9年的条顿堡森林战役中，日耳曼联盟歼灭了罗马三个军团。此战之后，日耳曼正式独立，不再附庸罗马。而罗马也停止了继续扩张的步伐，帝国边界止步莱茵河。

第二是集体意识。

野蛮民族可以征服文明民族，或者说尚未开化的落后民族能够征服文化发达的先进民族。但并不是所有落后民族都能征服先进民族。这个问题一定要认真区分。

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自东向西依次是东胡系、草原系和羌人系。但是，入主中原最多的，是东胡系。纯正的草原系，如匈奴、柔然、突厥以及后来的蒙古，只有蒙古入主中原，建立了大元帝国。但大元帝国和大蒙古国的崛起过程，太过戏剧性。它们不只征服了中原，而且吊打欧亚大陆。入主中原最多的，是东边的东胡系，也就是鲜卑、契丹、女真以及后来的满清这伙人。至于羌人系，赶上五胡乱华这个风口，建立了几个政权。再之后，就要等到党项人建立西夏了。

为什么入主中原的总是东胡系？

生活方式、文化传统，以及历史机遇恰逢其时，等等这些都是原因。而如果从形而上的层面来分析这个问题，那就是集体意识。东胡系这伙人长期是各自为战的部落形态。然而，这伙人一旦合而为一，那就坚不可摧。

宋金海上之盟，一同举兵灭辽。燕京之战，北宋都统刘延庆临战不敌，一走了之。女真国主阿骨打，质问宋使马扩：你们对那个“一走了之”的将领有何惩罚、行不行军法？

不等宋使回话，阿骨打就用马鞭指着自家军队说：等过两天，到了居庸关，你看我家兵将战斗，有敢走的么？

能不能打，很重要。但是，如果没有集体意识，充其量就是草寇、土匪、雇佣军。中国的东胡系和野蛮时代的日耳曼人，都具有某种强烈的集体意识。而日耳曼人的集体意识，可能更为变态。

日耳曼的年轻男子，以成为首领的侍从为荣。一旦当上侍从，这些人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他们的人生目标就是死在首领前面。一旦首领战死而侍从还活着，那就是最大耻辱。（PS：春秋时代的中国军队，也是如此。后来还形成了军法，而一旦形成法律，效率就要大打折扣）

同时，日耳曼人比中国的游牧民族更为落后。在尚未脱离原始公社制的时候，他们就要与罗马人竞争生存空间。所以，这伙人对私有财产毫不在意，更关心部族生存，集体意识更强。匈奴人可以“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但日耳曼人则会集体战死。

公元496年，日耳曼国王克洛维接受洗礼，正式皈依基督教。等他洗礼结束，教堂外3000名顶盔掼甲的日耳曼战士，集体卸甲、一起跪下，要求洗礼。信仰到底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的？在日耳曼人看来，就没有什么个人与集体的区分，大家就是一个人。国王皈依基督教，亲兵就要皈依基督教。

落后民族只有具备集体意识，其尚武精神才能转化成为战斗力，也才能竞争中胜出。

第三是独特意识。

这里所谓的独特意识，简单说就是自恋。

但这种自恋，要做一个升级，不是自己对自己的自恋，而是自己对所属部落、部族或群体的自恋。

换个说法，也可以简单等同为现在的民族自豪感。即：对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精神、价值取向、现实状况、未来发展等表示高度认同、充满信心和乐观主义精神的情感。

但是，我不爱用民族自豪感这个概念。因为容易走向极端，一旦极端，就会自我设限。而一旦自我设限，就难以超越、成了负担。所以，我更倾向于钱穆的说法，即：一种对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为什么到“温情和敬意”就行了？

因为你总要开眼看世界、总要博采众长、总要包容发展，而不能一直自恋、自我独特到封闭僵化。前者是唐朝人、后者是明清人，孰优孰劣、自见高下。多一个选项，才更伟大。

相比罗马，日耳曼人的文明水平要多低有多低，而且都不是一般的低。横向比较中国同时期的匈奴、鲜卑和柔然，日耳曼还要低。但是，这伙人却相当自恋，自恋到偏执。他们对于罗马人和罗马制度的抵制，非常强烈，而一定坚持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习俗。

匈奴人凡是内迁的，基本都汉化了。鲜卑人更是如此。孝文帝改革不仅要改服饰、改语言、改姓氏，甚至还要与汉人豪门联姻，连血统都要改。

但日耳曼人，你就是打死他们，他们也不会这么干。

在中国人看来，德国当然是西方的。而在欧洲，德国就另类了。西方的源头要追溯到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但是，日耳曼人和德意志人一直拒绝罗马。所以，西方的这个文化源头，就很难说被日耳曼或德意志继承了。

德国统一后，保守派的俾斯麦、革命派的恩格斯，虽然立场对立，但都强调德国对西方文化的抵制。条顿堡森立之战，日耳曼人全歼了罗马的三个军团。这场战役的指挥官叫阿米尼乌斯。他一直是德意志人抵抗罗马的英雄象征，相当于他们的岳飞了。统一后的德国，立即给阿米尼乌斯这位英雄立了塑像。

西班牙崛起，欧洲无所谓；法国崛起，欧洲也无所谓。甚至，拿破仑都打遍欧洲了，欧洲历史还是“仍旧贯”。但是，德国崛起呢？包括英国在内的整个欧洲都恐惧了。原因就是这家伙不一样。

这种独特性，有好处吗？当然有好处。尤其是竞争激烈的环境下，自己要能生存下去，就必须在独特的自恋中抱团取暖。这是最坚实的避风港。

即便没有，也要想方设法地打造这种“部落文化”。比如清朝吸取金人的教训说：凡我满人以金人为前车之鉴，勿蹈覆辙，如能保持原有风气，始免为人破灭。

要能生存、必须独特，这就是独特的好处。

但强调过分了，则成了一种自我设限。一个团队的“部落文化”，从低到高依次是：生活烂透了、我的生活烂透了、我很棒所以我成功、我们很棒但别人不行、我们要和世界一起创造历史。

日耳曼人是自带的独特意识，即：我们就是不一样，所以我们很棒但别人不行。满清人是一种悲观现实主义的独特意识，即：我们就是要成功，所以我们很棒但别人不行。然后，到此为止，怎么也上升不到改变历史这个层面。

但是，一直自恋的日耳曼人，就这么一直独特下去吗？

西方文明的两大支柱，一个是雅典的理性、一个是耶路撒冷的宗教。而犹太教或基督教自带理性底色，所以后来也就合二为一了。日耳曼人拒绝了雅典，却并没有拒绝耶路撒冷。

正是因为基督教改造了蛮族日耳曼人，所以日耳曼人才取代罗马人，成为欧洲大陆的霸主。

日耳曼人继承了基督教神学中的思辨的和形而上的东西，也就是理性的东西。这是后来德国哲学高度发达的一个重要原因。

日耳曼人通过基督教掌握了文字。没有文字的历史是模糊的。没有文字的民族早晚都会被有文字的民族所取代。

这些都是长远的影响。而当时的影响则是基督教帮助日耳曼人统治了欧洲。你可以打倒罗马，但建立不了统治，最后还是取代不了罗马。

国家可以没有官僚制，用军事贵族搞分封，也一样。但是，国家必须要有法律制度和财政安排。没有诗词歌赋，但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人与国家的关系，总要有法律吧？可以不去收税养活官僚和政府，但国王和军队总要有钱来养吧？

法律制度和财政安排，日耳曼人统统干不了。既然干不了，那就站不住，早晚会被赶回老家。但是，教会可以帮忙。

在罗马帝国之后，欧洲的法律和财政就掌握在教会手中。因此，中世纪的一个重要矛盾，是王权与教权之争。到底谁说了算，这是法律问题；到底谁收税，这是财政问题。你可以说硬币的一面是凯撒、一面是上帝，但一枚硬币到底给教会还是给国王，就不是怎么说的问题，而是怎么斗争的问题。

为什么中国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因为在中国，法律制度和财政安排这些事，跟宗教、跟教会没一毛钱关系。

那么，教会为什么要帮助蛮族日耳曼人呢？西罗马虽然被灭，但教会不抛弃、不放弃，也不忘记，始终忠于罗马帝国，日盼夜盼，就盼着东罗马能够收复故土。

但是，东罗马太不争气。教会盼了好几百年也没能盼到王师西定罗马日。所以，教会变节了，承认法兰克国王查理曼为整个罗马的皇帝（PS：法兰克人也是日耳曼人的一支，他们在当时都是一回事，但后来分道扬镳了）。

但是，坚持传统的日耳曼人，一定要搞家产平分。老百姓要平分家产，贵族也要平分家产，甚至国王也得这么干。所以，几近统一的欧洲，就再次分裂了。

公元843年，根据《凡尔登条约》查理曼的三个孙子分了爷爷的家产：秃头查理分到了西法兰克亡国，大体认为是后来法国；路易分到了东法兰克王国，大体认为是后来的德国；洛泰尔分到了中间的一块，大体认为是后来的意大利。

随着国家分裂，语言也殊途了，逐渐形成了法语、德语和其他欧洲国家语言。

公元911年，东法兰克的君主、孩童路易，无子而终。没了国王，贵族们只能重新选一个，选出来的这个人就是康拉德一世。但这个康拉德一世已经跟加洛林王朝没啥关系了。于是，加洛林王朝在东法兰克的统治到此为止。

所谓加洛林王朝，以及前身墨洛温王朝，都是法兰克王国。这就相当于中国的夏朝、商朝和秦朝。虽然换个家族，就换个朝代，但都是中国。就这么简单类比吧，因为欧洲的王朝特别乱。

这个法兰克人是日耳曼人的一支，崛起了，所以建立了法兰克王国。这就相当于匈奴崛起了，草原都叫匈奴；柔然崛起了，草原都叫柔然。等草原分得七零八落了，就各种部落、各种人全出来了。

为什么我们只讲东法兰克？因为这一系就是后来的德意志。

公元911年，东法兰克就算与加洛林王朝脱钩了。然后，东法兰克就自己发展：国王死了有继承人，那就父传子，然后这算某一系王朝；国王死了但没继承人，那就大家选，然后这又算一系王朝。总之就是特别乱，以后有机会再讲欧洲的各个王朝。

但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东法兰克王国变为德意志王国了。而公元911年，一般也被认为法兰克王国的崩溃和德意志的开端。

对于王国、公国、王朝以及帝国这些概念，我们中国人一般不敏感，很难区分。帝国本身就是一个舶来品。但关键是我们自己的历史没有这么乱。搞什么帝国、王国、公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有朝代就行了。出现三个，那叫三国；出现一堆，数一数，然后那叫十六国；打剩下两个，更好办，那叫南北朝。再多再乱，还可以用战国、用诸侯、用军阀割据命名。但无论怎么乱，都能梳理出一个正统王朝来。这个正统王朝是主线，其他全是辅线。然而，欧洲就只能这么乱了。

公元962年，德意志国王奥托一世加冕为罗马皇帝，这就是神圣罗马帝国。从公元962年到公元1157年，其官方名就叫罗马帝国了。

公元1157年，又在罗马帝国前面加了神圣二字。为啥要改名？原因也简单，就是没底气，然后打肿脸充胖子，不仅要罗马，而且还要神圣。

公元1512年，又改称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为啥又改名了？原因更简单，就是罩不住，这次不仅神圣不起来，而且连罗马也罩不住了。

帝国要有超越性。但你神圣罗马帝国有什么超越性？

超越性这个概念，比较抽象，但说欧洲历史又不得不用。这里不多说。简单说就是讲一个形而上的故事，对内凝聚自己人，对外招揽别人。亚历山大输出希腊文明、罗马输出自己的法律、穆罕默德二世输出古兰经。希腊文明、罗马法律、古兰经这些东西，就超越了什么德意志人、日耳曼人，甚至罗马人的部族或族群认同。然后，这种超越性就成为一种新的基本共识。有了这个基本共识，才会有帝国，而帝国也才能凝聚起来。在东方，就是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华文明，甚至中国这个词自带超越性。

因为神圣罗马帝国没有超越性，所以这个帝国就如伏尔泰所说“既不神圣、也不罗马，更不帝国”。然后，也就罩不住了。索性不如强调德意志人的民族共识，这是我们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

但是，神圣罗马帝国这个官方称谓一直存在，简单说就是野心依然在。非但神圣罗马帝国如此，整个欧洲大陆，包括进入欧洲的奥斯曼帝国以及东边的沙俄，都有继承罗马帝国的雄心壮志。

公元1806年，拿破仑吊打欧洲，然后逼着神圣罗马帝国解体。你可野心依然在，但法兰西不让你外化于形。一是因为强者定章程，我们法国人说了算，让你解体、你就得解体；二是因为我们法国人也有野心、也要罗马啊，你叫罗马帝国，那我们还怎么罗马。

公元1815年，拿破仑虽然战败放逐，但神圣罗马帝国仍旧没能恢复。因为欧洲列强集体不同意。你继续你的罗马野心，那就阻挡了我们的罗马野心。

于是，神圣罗马帝国就彻底变成了一个德意志地区。这个地区大概由38个邦国构成，勉强形成了一个德意志联邦。之所以能够成为联邦，一是因为有神圣罗马帝国的历史，老爹死了，但兄弟还是兄弟；二是因为主要是德意志人，历史上、血统上，主要是语言上，都成了德意志人。

这个联邦的核心有两个，一个是继承神圣罗马帝国基本盘的奥地利帝国；一个是后起之秀的普鲁士王国。

所以，我们才说普鲁士就是一个地区或曾经的一个王国。它跟奥地利是并列的。老爹神圣罗马帝国虽然被人搞死了，但“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即便不考虑孝与不孝的问题，普鲁士和奥地利总该考虑未来德意志人的出路吧。

于是，出现分歧了。

以神圣罗马帝国为标准，普鲁士属于左派，神圣罗马帝国属于右派。

在普鲁士看来，什么罗马、什么帝国、还有什么神圣，老爹死了就死了，我们要与民更始，就建立一个纯粹的德意志国家，甚至就建立一个普鲁士国家。南德四个中等邦国，虽然也是德意志人，但他们太难缠，干脆不要了。老大奥地利，也就那么回事，干脆咱们分家另过。

在奥地利看来，罗马得要、帝国也得要，至于是不是神圣，可以无所谓。因为天主教跟新教打得一塌糊涂。所以，普鲁士你得跟着大哥走，南德的四个邦国也得跟着大哥走，咱们重建帝国辉煌。不仅德意志人要在这个新帝国里续写往日荣光，而且匈牙利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也可以在这个新帝国里追求幸福。

但，以日耳曼人的独特性来说，普鲁士才是右派，而且是纯粹的原教旨主义者，而奥地利已经罗马了、已经帝国了。

最终，算是底色胜出。日耳曼讲求独特性的底层精神，普鲁士一以贯之。而其尚武精神和集体意识，在普鲁士也更为强烈。至于普鲁士与奥地利怎么爱恨情仇、怎么相爱相杀以及德意志第二帝国是怎么崛起的，其他文章有论述。这里就不多说了。

最后总结：

一个民族发展，最初离不开尚武，也就是武化。罗马人如此，日耳曼人也如此。凡是太过文弱的，第一集就被淘汰。

接着是文化和文明。一种走向是古希腊和古罗马的，个人意识、个人觉醒、个人理性，然后在个人中发现集体，“人是城邦的动物”；一种走向是日耳曼的，还在原始公社时期就遭遇了罗马人的竞争，一出手就是集体意识，在集体中再去发现个人。

“群体中的自私打败无私，无私的群体打败自私的群体。除此之外全是注解而已”。最后能够生出的，一定是集体加尚武的。

“世界是个大舞台，每个人都是舞台上的演员”。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演员要摆好自己的角色定位，要学会让别人配合自己演出，也要学会让自己配合别人演出。但关键是要本色出演。你要有自己的独特性，邯郸学步，要么学成了赵国人，要么忘记了自己是哪国人。

但是，你总还是要学的。日耳曼人学习了文化、学习了宗教、学习了理性，然后创造了更具自身特色、也更有魅力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