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最懂科学的皇帝，却没能迈出中国科学昌明的“临门一脚”

大清入主中原之初，表现得颇有气象，只要是好东西就敢拿来用。因为在当时，没有人敢用“华夷之辨”这种意识形态来排外，因为在很多汉人心目中，皇帝和满人也是“夷”。

朝廷上，无论是多尔衮还是顺治皇帝，对西洋传教士总体上都比较友好。

早在明朝末年，在钦天监工作的耶稣会士汤若望，就运用欧洲最新的天文和数学技术，编制了一部《崇祯历书》。《崇祯历书》没有造福大明帝国，却让大清朝捡了现成的。就此，汤若望受到顺治皇帝的尊敬，威望很高，致使一些汉族士大夫们十分不爽。

杨光先认为，使用西洋历法就等于让中国失去了上天赋予的正统地位，就等于奉西洋为正朔。因此，他明确提出，“宁可使中国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

但是，汤若望圣眷恩隆，而且顺治皇帝还觉得杨光先的观点纯属胡说八道，因此不予理睬。

四位稀里糊涂的辅政大臣把汤若望判处死刑，南怀仁等一批传教士被流放充军，五位支持汤若望的中国官员被处死。后因北京发生了一场地震，汤若望才遇赦，半年之后就去世了。

杨光先尽管不懂天文历算，却也顺利当上了钦天监最高长官——监正。

这时，正是康熙皇帝成长的时代，也是世界文明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时期。

公元1662年，是大清康熙元年。这一年，伦敦成立了大英皇家学会，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决定由他支付法国科学院院士们的年金。西欧社会正在推广数学、物理学和天文学上最新研究成果时，中国朝廷上，杨光先之流正在关起门来搞“华夷之辩”。

康熙七年十一月底，外国传教士南怀仁和钦天监最高长官杨光先再次发生激烈争吵。原因是，南怀仁认为，在杨光先支持下编制的新历法根本就不准，误差有太多太多，而杨光先随即上疏反驳，他用一大套“承天命、正国本”之类虚无缥缈的说辞为自己辩护。

十四岁的康熙皇帝处理方式很简单，让双方打擂台，用实测的方法证明自己的结论。

在二十余名朝廷官员的注视下，南怀仁测算的星象分毫不差，杨光先等则丢人现眼。杨光先受到申饬并革职，康熙皇帝命令南怀仁担任钦天监副长官，参与天文历法的测算与编制。

康熙皇帝深入学习了传教士们翻译的科学著作，并批读了当时中国最著名数学家梅文鼎的数学书，留下了大量的圈阅批注，南巡时还曾与梅文鼎畅谈了天数学问题。他的数学造诣，让梅家子弟赞叹不已。

多年以后，康熙皇帝还曾经用他学过的科学知识，在黄河大堤上，亲自给阿哥、随从和官员们演示，如何测绘地形和水文，大清帝国的技术官僚们无不心悦诚服。

康熙皇帝还曾经在中南海的丰泽园里试种过一种水稻，这不是像在天坛祭天时那样的假把式，而是真的扶梨耕种。据说，《红楼梦》中的“御田胭脂米”，就是此物发展而来的。

康熙皇帝还曾经写作一本科学方面的小书，叫做《几暇格物编》。康熙皇帝的科学素养，可以说是独步中国历代帝王的，堪称才冠绝伦。

可惜，假设对历史没有意义。这位科学素养很高的皇帝，终究没能超越他的时代，没有超脱他统治的这个国家的文化背景。

康熙皇帝曾写到：“天生圣贤，作君作师，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统治之所系也。”这表明，他十分知道，儒家意识形态的道统观念才是他统治这个国家的根本，他对科学的追求并没有超越他对帝王政治的需要。

康熙在亲政后，在科举考试中废除了实行了一段时间的“策论”，不再允许考生在命题范围内发挥自己的见解，又改回到了那种僵化的“八股”中。由此可见，康熙皇帝虽然文化素养和科学素质很高，但任何政策都是以维护皇家统治为前提的。

曾经，有一位学生向孔老夫子请教农业技术问题，孔子嘲讽他是不可造就的小人。在这位圣人心目中，科学知识和生产技术是奇技淫巧，只有修身养性和踏上仕途才是君子之道。

我们当然不能就此怪罪孔子、怪罪康熙皇帝，但很久以来，中国的读书人就认为，只有四书五经、孔孟之道才是终极真理，却是不争的事实。在这样的文化土壤中，才孕育出了缺少科学意识的国民和统治者。

非常可惜，康熙皇帝没能做得更好，没有能够在思想与精神层面上，给他的帝国带来脱胎换骨的改变，如同沙皇彼得一世对俄国的改造那样。

由此，中国人在近代之后，饱尝了一百多年科技落后的苦恼与耻辱，直到今天，还在努力地追赶与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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