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昌失守，郭忏担责，由中将降为少校，被人称为“当代年羹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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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末到1940年初，一场让日军怎么也想不到的反击打响了。

在全国各个战场，中国部队向日本发起反击，就连一向骄狂的日军也不得不承认：中国部队攻击规模之大，斗志之昂扬，行动之坚决果断实属罕见。

尤其是昆仑关之战，日军精锐的第5师团被打得异常凄惨，连第21旅团长中村正雄都战死了。

直到此时，日军才意识到，虽然中国部队在武汉会战之后损失很大，但仍然保持着很强的作战意志和作战能力。

而此时，关东军在北方与苏盟军摩擦不断，东南亚地区也局势不稳。为了应对将来有可能发生的国际局势动荡，日军大本营认为，有必要在中国战场发动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尽可能地打击中国部队。只有这样，才会在国际局势发生变化时从中国战场抽调出兵力予以有力反应。

枣宜会战由此爆发。

1940年4月，刚接替冈村宁次担任第十一军司令官不到一个月的园部和一郎拟就了一份作战计划。

在该计划中，此战日军第十一军的7个师团和4个旅团，除留下相应的守备部队外，全部出动。为了增强攻击力量，又从中国派遣军第十三军抽调了两个联队，配属第3飞行团和海军一支分舰队，兵力达到了20万。

作战意图是，歼灭李宗仁第5战区的50个师，攻占战略要地宜昌。

宜昌，为鄂西北进入四川的交通要道，距离抗战首都重庆仅有480公里。一旦宜昌有失，不仅抗战的大后方不稳，还会为日军施展战略阴谋提供便利条件。

作战计划虽然拟就了，也被批准了，但园部和一郎心里却不踏实，因为对宜昌的占领究竟是长期的呢还是短期的呢？

如果仅是为了歼灭5战区主力，那对防御严密的宜昌还有必要去打吗？

但无论长期占领宜昌也好，短期占领也罢，宜昌都是要占领的。

为了迷惑中国部队，园部和一郎在战前故布疑阵，在军中散布此次出战仅是为了歼灭5战区主力，待到战役目的达到就会撤兵的消息。

1940年5月1日，园部和一郎一声令下，日军兵分三路向第5战区杀来。

北路，第3师团和石本支队组成，由信阳以北向西进攻。

中路：第39师团和池田支队组成，由随县向襄阳进攻。

南路：第十三师团，由钟祥向北进攻，到达枣阳地区后，与第3、第39师团合兵向西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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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日军紧锣密鼓排兵布阵的时候，远在重庆的蒋氏也没闲着。

他在得知日军即将进攻的消息后，也认为日军此次来犯的企图也就是为了歼灭5战区主力，并没有占领宜昌的意图。

按照以往的战例，日军出战时别看来势汹汹，但只要中国部队采取节节抗击、节节后退的“后退”战法，待到日军的后勤补给不济后再予以反击，总会很容易地恢复到原防线。

根据从敌营传回来的情报显示，日军此次仍然是这种打法。这种打法蒋氏见多了，不新鲜。

可是，蒋氏却忽略了一点，那就是之前日军来犯，至多不过10余万人马。按照当时双方的战力对比，10余万人马确实能够与30万中国部队抗衡，可要获得大胜也很难。

或者说，以这样的兵力与拥有30万人马的5战区交战，日军能够获胜，但却无法长期保持。

可这一次，日军出动了20万人马，这就意味着，日军的战力已经远远超过了5战区的战力，别说打到5战区的核心地带枣阳地区了，就算是打到了襄樊和宜昌，日军的战力也未达到底线。

这就说明，日军此次来犯，决非仅为歼灭5战区主力，而是有着不为人之的企图。

可这一个重大敌情，却被蒋氏、李宗仁等人忽视了。

1940年5月1日，蒋氏得知日军来犯的消息后，立即下令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迎敌。

李宗仁此时也被日军的“障眼法”迷惑住了。见日军分三路来犯，也分兵三路迎敌。

一路在正面节节抵抗，节节后退，然后撤至侧翼两厢等待战机；一路插入敌后，尽可能地破坏道路和日军的后勤补给线；另一路转进至汉水东岸和大洪山一线，待到日军后勤补给断绝，再予以反击。

日军来势很猛，战至5月5日，左路军和中路军的防线均被突破。

日军突破防线后，进展神速，连下唐河、王集和随县，已对5战区重镇枣阳形成合围之势。

由于当时的中国部队都有着“报喜不报忧”的传统。蒋氏呢，也有着在战时直接越过司令长官，直接指挥军、师这个级别作战单位的习惯，这就造成了在一线指挥的李宗仁根本无法掌握一线的敌情、我情的实际情况。

蒋氏看到前线将领发来的歼敌数量后，马上判断日军的战力不济，已经有了撤退的意图。为此，在5月11日，蒋氏越过李宗仁对前线部队下令：

“敌人已完成作战计划开始撤退，如果让敌人撤到原来阵地，再要捕捉将不可能。望我军克服一切困难，乘此绝好机会，竭尽全力完成光荣使命。”

5月13日，蒋氏再次越过李宗仁给前线将领发布命令：

“第5战区应当以遮断敌退路，断其补给为主，克服一切困难，围歼枣阳一带之敌主力，获得伟大胜利。”

前线诸将接令后，叫苦不迭。可这又能怪谁呢？要不是他们“报喜不报忧”，又哪能让蒋氏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呢？

可事到临头，他们也不敢临阵抗命，只得硬着头皮向日军发起反击。

日军本来正愁着没能抓住中国部队主力，现在看见中国部队竟然主动发起反击，顿感机会来了。

当时，由于5战区的左路和中路部队已经溃败，仅有张荩忱的右路军听命渡过了襄水向日军挺进，日军3个师团的兵力向张荩忱部合围而来。

5月16日，张荩忱将军战死在南瓜店。

这一下子，本来热血上头的蒋氏冷静下来了。

当蒋氏再看地图的时候，却大吃一惊，日军已经绕过了江防军的正面，从北向南，再向西，已经向宜昌猛扑而来。

这下子蒋氏终于明白了。之前所谓的日军没有攻占襄樊和宜昌意图的情报都是日军故意散布出来的烟幕弹啊！

那么，用于防守江防的江防军到哪里去了呢？这可是有第2、26、75和94军四个军，共计8万余人的兵力啊？难道他们就一枪不放，任由日军穿插迂回到宜昌外线吗？

在枣宜会战开战之前，江防军确实是由4个军组成，各部皆是蒋氏的嫡系部队，装备精良，齐装满员，是蒋氏的当家部队之一。

江防军总司令郭忏更是蒋氏爱将陈诚的心腹，因此才被委以重任。

由于江防要地的重要性，蒋氏也下了严令，没有他的命令，任何人都无权调动江防军的一兵一卒。

可现实是，日军已经在逼近宜昌，而江防军却被调走了两个军，防御力量大为降低。一旦日军突破江防，宜昌门户洞开，后果将不堪设想。

既然江防这么重要，又有蒋氏的严令，那为什么江防军还被抽调走了呢？到底又是谁有这么大的本事呢？

在日军突破5战区北路和中路防线的时候，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来了火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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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台儿庄战役以来，无论是徐州会战还是随枣会战，5战区还没有吃过这么大亏。部队与日军一接触，就伤亡惨重。战斗仅持续了不到10天，两路大军被击溃，两道防线失守，日军已经逼近汉水和唐白河。如果不把日军堵住，日军定将西进。

于是，李宗仁下定决心，一定要在襄樊地区与日军展开决战。

但兵力不足是个大问题。李宗仁见郭忏的江防那面没有敌情，就严令郭忏抽调两个主力军渡过汉水，在襄樊以北，新野一线集结。李宗仁决定，要在这个三国古战场给日军一点颜色瞧瞧。

郭忏一听，这可不行，他立即拿出蒋氏的严令来向李宗仁解释江防军不能调动的原因。

可此时的李宗仁已经杀红了眼，哪里还顾得上蒋氏的将令？

郭忏虽然陈诚的人，但江防军在战斗序列上归属第5战区，李宗仁正好是他的顶头上司。见李宗仁决心已下，郭忏只得调周碞的第75军和李及兰的第94军前往助战。

可如此一来，原来的江防就将空虚，郭忏只得拆东墙补西墙，把第2军和第26军调来补75军和94军的空缺。

这个调动恰好中了园部和一郎的圈套。

当得知郭忏的江防军已经被李宗仁调动到位之后，园部和一郎立即改变部署，命令第3、13师团调头南下，由西进改为南进，一举突破汉水防线的第29集团军王瓒绪部，直扑襄阳、宜城和荆门，攻击守备汉水西岸的第26军侧背。

李宗仁见日军改变了进攻方向，大呼上当。

在此危急时刻，蒋氏急调刚打完昆仑关战役的荣誉1师从湖南紧急赴援。

可由于当时战事混乱，荣誉1师刚刚进至宜都，就与蜂拥而来的大批日军遭遇。经过一天血战，荣誉1师见敌军太多，就且战且退，退至宜昌以东的土门垭。

可日军随之而来，血战又随即展开。

土门垭本是宜昌以东的门户，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可负责建立防御工事的蒋军人员却既没有在此地建立防御工事，也没有驻军。长途奔袭而来的荣誉1师人困马乏，又连续经过了两场血战，终于不支，突出重围向宜昌以西撤退。

荣誉1师可不是一支一般的部队，它是汇集了抗战中受伤的老兵组建而成的部队，在昆仑关战役中立下过大功，日军第21旅团长中村正雄就是在荣誉1师团长郑庭笈指挥下被打死的。

荣誉1师的战败，让本就焦灼不安的郭忏更加心急如焚，他立即致电李宗仁，让第75军和94军马上归建。

可已经来不及了，日军此时已经进至宜昌外线，这两个军赶回后，已经无法靠近宜昌，就更不要说进入原有的阵地了。

6月12日，宜昌失陷。

宜昌失陷，重庆震惊，蒋氏更是坐立不安。他遍查诸将后认为，在这危急时刻，也只能找陈诚来解救危局了。

这倒不是陈诚指挥作战的本事要超过李宗仁，而是有两个原因：

其一、郭忏是陈诚“土木”系的重要成员，由陈诚出面指挥，更容易让郭忏接受。

其二、蒋氏也知道此战自己有很大的失误，而李宗仁是肯定不会为自己担责的，只有把陈诚派去，才能为自己“背锅”。

见蒋氏召见，陈诚也知道定非好事，可也不能拒绝，只得奉命。可当他来到蒋氏办公室的时候，就听见蒋氏用他的奉化方言连声说道：

“强辩！强辩！我警告你，宜昌失陷，你是有很大责任的。”

陈诚一听，就知道蒋氏又在开启“甩锅”模式了。

蒋氏的奉化方言中“强辩”的发音和“枪毙”二字很相像。当年，孙元良和戴笠就被蒋氏的这个“强辩”吓得魂不附体。

由于在开战前，日军没有确定是否长期占领宜昌，因此，在占领宜昌后，日军抢了物资后就无心恋战，准备撤退了。

这时，陈诚正好率部反击宜昌。日军无心恋战，匆匆撤军。

可就日军占领宜昌的6月12日这一天，国际上发生大事件，德军攻陷了巴黎。

日军认为，既然德国在欧洲获胜，那么，自己在亚洲也不能丢脸，因此决定长期占领宜昌。

这也是日军为何在匆匆撤离宜昌不过十几公里后又立即返回宜昌的原因。

陈诚虽然指挥18军奋力反击，但始终没有收复宜昌，只得撤兵。

见中国部队没有继续反击，园部和一郎命令第十三师团驻守宜昌，然后率部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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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昌之战后，蒋氏立即召开战后军事检讨会。

仗打败了，宜昌丢了，总得找个原因吧？

于是，各路将领陆续来到，有人欢喜有人忧。打得好的将领，蒋氏也不白用，纷纷加官进爵，如第75军军长周碞升任第26集团军总司令。

可更多的是战后追责。

第十一军的责任很大。由于军长郑洞国下辖的荣誉1师在土门垭战败，师长被撤职，判刑5年。这还是多人说情与师长本人在昆仑关战役中立有大功之后的轻判。

郑洞国自从军以来，还从来没有受过处分，可在宜昌之战中，也挨了一个警告处分。18军军长彭善也被解职。

处理完这批军、师级别的将领后，蒋氏就把目光放在了郭忏身上。

本来，把江防军调离防地是李宗仁的命令，要论追责，也追不到郭忏头上。可一来，李宗仁可不是一个战区司令长官这个身份能盖住的，那可是桂系的当家大佬，处理了李宗仁，桂系还不得反了天？

二来，如果要追责李宗仁，李宗仁肯定会反咬一口。要不是蒋氏直接插手指挥，李宗仁哪里会得不到前线的军情？

如果李宗仁得知前线打得那么惨，他未必会听从蒋氏的命令把部队派上去围歼日军。如果部队没有调离，他又岂会抽调郭忏的江防军来填补留下的空虚防线？

反正蒋氏的电报仍在怀里揣着，如果蒋氏敢于对李宗仁实行追责，李宗仁定会反戈一击，把蒋氏乱指挥的事情暴露于世。

因此，李宗仁在陈诚作检讨的时候一言不发，丝毫没有承认指挥失误的自觉。陈诚对此异常气愤。

可他也清楚，自己在这个时候来到宜昌战场，就是来为蒋氏“背锅”的，虽然见李宗仁很不仗义，但也只能咽下了这口气。

既然李宗仁不肯承担抽调江防军的责任，那责任只能落在江防军总司令郭忏身上了。

郭忏是一个头脑很清醒的人，他知道，在这种时候，他要免责是不可能的。因此，他虽然心中也怕得要命，生怕被蒋氏砍了脑袋，但仍然一言不发，乖乖地让人押进了监狱。

见郭忏主动担责，陈诚放下了心，蒋氏也放下了心。

可究竟该如何处理郭忏呢？

所谓“一石激起千层浪”，郭忏被押回后重庆后，很多人都在为其抱屈。

一来，枣宜会战之所以会战败，关键并不在于江防军被抽调，而是蒋氏的判断失误。

二来，李宗仁抽调江防军的时候，郭忏是提出过反对意见的。可由于郭忏本属于第5战区，是李宗仁的部下，自己的长官要调兵，他岂敢不从？

因此，大家都认为，郭忏被拘押，纯属代人受过。

好在陈诚还算是个讲究人，他暗地里派人屡次试探郭忏的态度，郭忏都表示，为蒋氏、陈诚担责，死也甘愿。

见郭忏如此忠诚，陈诚也感觉到不好意思，就屡次在蒋氏面前为郭忏求情。

终于，蒋氏开了“金口”。郭忏在入狱半年后被释放。给的去处是，到第六战区长官部服务，戴罪立功。

不过，蒋氏在批准释放郭忏的条子上还有几个字--发少校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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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忏本来是一位统领4个军的江防军中将总司令，现在竟然沦落为一个少校，军衔掉了5阶，职务落了九级。虽然比不上清朝雍正年间被连贬18级的年羹尧，可也算是悲惨到头了。

因此，六战区的同僚们就开郭忏的玩笑，称其为“当代年羹尧”。

其实，蒋氏之所以给郭忏一个少校待遇，是在优待郭忏。

当时军中有一种制度，叫做“保服兵役”，针对的都是一些被判刑的军人。

所谓“保服兵役”指的就是，别看这些军人正在服刑，但他们还都属于现役军人，刑满后，还可以官复原职。

但在服刑期间的待遇还是要下调的，不论之前的官有多大，职务有多高，一律按照少尉军官的待遇标准。

蒋氏之所以给郭忏一个少校待遇，是在照顾他，这一来是看在陈诚的面子上，二来是看在郭忏比较“懂事”的情分上。

由于郭忏从被拘押到被释放，一切都是在暗中操作，外人根本就不知道眼前这位威风凛凛的长官竟然是名“保服兵役”的犯人。

郭忏到了六战区之后，由于他的“懂事”，官运开始亨通起来。先是担任六战区代理参谋长一职，后来又升任六战区副司令长官。

抗战胜利后，郭忏担任联勤总司令一职，算得上是大权在握，成为了陈诚“土木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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