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史：英国、普鲁士和奥地利对法政策的转变，有哪些异同之处？

引言

就相同点而言，英国、普鲁士和奥地利对法国革命的早期立场都是不干涉甚至是支持的。这源于三国对于1789年革命的基本认知：在法国爆发的这场革命与欧洲不时爆发的贵族反叛并无本质上的不同，所谓“革命”将以波旁王朝的开明专制收场，这不仅不会对本国的国家利益造成直接的负面影响，更有可能使得法国这一主要战略竞争对手陷入长期的内乱而令本国从中渔利。

因此，尽管法国革命者激烈的口号和行动令各国王室感到不悦而抱有反革命的立场，在革命尚未使本国利益受损的情况下，他们普遍对革命采取了不干涉的政策。对于路易十六一家遭遇也仅止于口头上的同情，甚至当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向她的奥地利姻亲求援时，奥皇力图避免自己的行动受到法国王室处境的掣肘。从这一角度来看，一些传统观点认为反法同盟建立的基础是欧洲王室结成共同体，力图推翻革命政府恢复波旁王朝对法国的专制统治的观点是难以成立的。

另一个相同点是，在革命法国向英普奥相继宣战前，法国外交政策中的“革命性”并未对三国政府的对法政策产生影响，这反映在前文所述的影响英普奥对革命转向干涉政策的事件上：在英国方面，对法敌对的导火索是法国革命政府无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开放斯凯尔德河的行为直接损害了英国在低地国家的重要利益。在此之前，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等地受法国革命意识形态影响而愈演愈烈的反抗运动并不足以使得英国政府转变对法中立的态度，尽管这些响应法国革命的集会和行动应当被视为“输出革命”的例证。

这一点也可以从英法对于战争理由的认知差异上看出来，英国政府强调其在低地国家的利益受到损害不可接受，而革命法国则在宣战法令中大量着墨强调英国政府的种种反革命行动。在普鲁士和奥地利方面，对法政策转向干涉的基础是普奥两国之间基于地缘政治产生的冲突初步缓和，瓦伦事件为普奥提供了干涉的借口却并非导致干涉行动的原因。

原因一方面在于革命法国在路易十六出逃瓦伦前后尚有三人集团控制的制宪会议主导，以宫廷政治、“贵族国际”为主要形式的秘密外交仍发挥作用，革命外交的特征尚不显著以致大多停留在各种激烈的口号中，直到瓦伦事件的发生和随后立法议会的变化才将“革命外交”付诸政策实践；另一方面则在于，普奥在东西两线涉及的利益冲突远大于其对法干涉可能获得的潜在收益。相较于莱茵地，德意志地区的影响力争夺和瓜分波兰的领土收益在战略选择上无疑具有更高的优先性。

在转向干涉革命的政策差异上，英普奥至少存在动因、目标和手段三个方面的区别。第一，在动因上英国的政策转向是被动的，普奥的干涉行动则是主动的。在第一次反法同盟前，英国对法干涉政策始终基于其在低地国家的利益——即维护与荷兰的同盟。如果革命法国没有通过开放斯凯尔德河的方式换取比利时的支持，英国不可能转变其对革命的中立立场，这在1792年法国对奥宣战时英国并未跟随普奥的联合干涉行动可以看出。

普鲁士和奥地利对法国革命转向干涉政策则是主动的选择，两国均有意从法国的内乱中获得领土上或物质上的收益，阻碍其行动的原因是柏林和维也纳无法从彼此间更优先的地缘冲突中脱身，因此当两国在东西两线基本缓和后，即以瓦伦事件为借口组成联军对法国采取干涉行动。

第二，在目标上英国的干涉目标与致使其政策发生转变的动因相一致，即确保其在低地国家的利益不会受到来自革命法国和其支持的比利时革命者的侵害，而无意帮助恢复波旁王朝对法国的统治，直到第一次反法同盟建立都主张将恢复波旁王朝从同盟的目标中剔除。普奥的对法干涉目标则落在莱茵地领地和路易十六的安全上，更概括地说即普奥能从支持路易十六恢复对法国的统治中获得多少补偿上，这一点在《皮尔尼茨宣言》和《布伦瑞克宣言》都将重点放在对法国王室安全的反复关照中得以体现。这种目标上的差异决定了英国的对法敌对政策更加的坚决，除非其得到法国对低地国家的安全保证，否则英法的战争就不可能结束。

而普奥则在确保路易十六一家安全的前提下，如果军事行动遭遇失败而无法从莱茵地获得物质上的补偿，或者普奥之间脆弱的联盟基础瓦解，那么没有理由将对法国的敌对政策予以贯彻，正如前文所述：奥地利的对革命法国的行动被视为威吓策略更为恰当。第三，在手段上差别较为简明，普奥以组成联军的方式对革命法国进行直接的军事干涉，而英国则通过为荷兰和普奥提供物质支持的方式实施敌对政策。

以上三方面的差异主要源于英国的政治文化和十八世纪外交政策传统。受益于“光荣革命”取得的巨大成功，英国从贵族到平民阶层都对欧洲大陆的专制主义传统缺乏好感，除却英王对于路易十六处境的些许同情和伯克对法国革命的激烈批判外，乐见革命的成功是英国人更为普遍情绪。同时，英国基于地缘上与欧洲大陆隔海相望的特殊优势，在十八世纪奉行维持欧洲均势的外交政策，避免对欧洲大陆的直接军事介入。

因此，在缺乏利益驱动的情况下，英国对法国革命的干预呈现以向盟友提供物质支援为手段、以确保本国利益不受革命法国及其追随者的损害为目标，且无意支持波旁王朝的特点。相对的，普鲁士和奥地利由于地缘上与法国同为欧陆强国，更倾向于通过直接的军事介入对法国革命进行干涉，以获得领地或物质上的补偿为主要目标。同时，因迫于作为路易十六王后的兄弟的舆论压力，奥皇不得不将恢复波旁王朝的对法国的统治权作为名义上的目标之一。

结言

假若将英国、普鲁士和奥地利这三个法国的主要战略竞争对手的对法政策转向视为对革命外交的反应的话，那么法国革命外交产生的直接后果可以说比较有限。比利时、列日和莱茵地等地对法国革命的响应在共和国的敌人们看来就是法国的势力扩张，所谓的“自然边界”即是革命法国领土野心的表现。革命者在意的共和国存亡问题在英普奥等对手眼中，其优先级远落于地缘影响力、领土和物质补偿之后。法国在这一时期外交政策中的“革命性”并未令各国以全新的角度审视对法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