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心经营十三年，雍正改革为何最终走入死胡同？

国库空虚、贪腐盛行、吏治混乱、朋党林立，民间士绅横行乡里、穷苦百姓无立锥之地，边陲地区离心离德…… 在刚刚从惨烈的“九龙夺嫡”中胜出的雍正面前，呈现的是这个精致又庞大的帝国隐藏在康熙盛世背后的另一面相。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以后世的目光来看，康乾盛世造就了封建王朝最后、也是最辉煌的一个半世纪。 但是如果没有雍正在位期间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依照康熙与乾隆宽仁的施政风格，许多问题只会在光鲜亮丽、一团和气的氛围里埋藏下来，在暗流涌动中孕育成毁灭的种子。

雍正的改革以雷厉风行、刑罚严苛著称，其进行的改革涉及范围广，面对的问题多，简单说来可以概括为三大方面： 整顿吏治、进行鞭辟入里的官僚行政改革，提振经济、抑制贫富差距以稳定经济环境、增加财政收入，改善民族关系。

就其效果来看，三个方面所取得的效果参差不齐，改土归流的影响是开创性的，并且得到了很好地落实。 然而另外两个方面的改革，却是陷入到死胡同中，并没有达到雍正帝最初的目标，甚至在其死后土崩瓦解，这一切的原因又是什么？

雍正初政

1772年11月13日，康熙病逝，临死前传位于四子雍正，这位有清一朝最为勤政、兢兢业业的皇帝上线了。即位之初，雍正就将矛头指向了给他的上位之路带来严重阻碍的立储制度。

第一项改革就是确立秘密立储制度，这项制度充分考虑了如何在实际情况中将满族传统与汉族传统融合的问题。

回顾清王朝的立储制度，最初实行的是汗位推举制，典型的特点就是能者当之。在满清的传统里，为了保持领导者的能力，同宗族的每一个兄弟都是拥有继承权的，这也是少数民族在权力交接时缺乏稳定性的根源。

随着清军入关，并逐渐接受汉化教育与儒家思想，嫡长子继承制这一以血脉关系为联结的传承了两千多年的秩序不得不被统治者重视起来。 尤其对于刚刚化家为国、并即将面对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帝国的统治者来说，立储的问题不单单是自己家的问题，更关系着国本。

在这一情况下选择采用嫡长子继承制，早早地确定了太子的人选。然而康熙在位的时间实在太久，久到太子都发出“天下岂有四十年的太子”这样的感叹。 地位过早地稳固使得太子失去了谦卑的心，愈发地骄纵跋扈，使得康熙忍无可忍，最终废除了太子。

在争夺储君的过程中，朝中大臣依据不同的利益选择依附在某个皇子身边，造成了朋党林立、派系倾轧的现象，雍正即位后，那些站错队的大臣面临着被清算的局面。

有感于此，雍正于即位当年8月宣布了秘密立储法，将继承人弘历的名字写好，放在两个匣子中，一个藏于“正大光明”牌匾之后，一个随身携带，待自己驾崩后取出两份遗诏，对比无误确立继承人。

以这种方法选出了清朝后来的四位皇帝，分别为乾隆、嘉庆、道光、咸丰，确保了皇权交接时的稳定性，同时避免了以诸位皇子为核心进而抱团取暖的朋党之争。

由此可以看出，雍正的此项举措，纵向来看是为了确立皇储制度，保持权力的稳定性，但是横向来看却是为了打击官员中的小团体，减少出现皇权被制约甚至被架空的局面。

所以雍正改革的核心就是，廓清吏治，加强皇帝的中央集权，将官僚集团打造成一个令行禁止的行政机器，并以此来缓和阶级矛盾，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与社会经济的恢复，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

雍正的改革措施

雍正在政治方面的另外两项改革是创立密折制度和设置军机处。

密折全称为秘密奏折，最早出现于康熙中期，一些康熙的亲信可以行使直接上奏皇帝的特权，这些亲信不分品级，奏折的内容同普通奏折不同，可以不需经政务司公开而直接向皇汇报事情。

雍正即位之后，大大地放宽了密折的适用范围，从总督到知府、道员都可以使用，甚至赋闲在家的官员都可以向皇帝汇报，这在群臣之间形成了相互告密、相互监视的氛围，朋党自然而然地就被瓦解了。

采取这样的方法营造出笼罩在百官头上的压抑氛围，一开始也是雍正帝的无奈之举。在储君之战胜出之后，雍正面临着广泛的攻击与质疑，以八阿哥胤禩为首的小团体实力最强，一有机会就煽风点火，指责雍正“矫诏篡立”。

雍正明知他“专欲待间成伊大志”，但是迫于其朋党势力太大，还是不得不任用其为总理事务达成。另一方面，十四弟仍统兵在外，在西北任抚远大将军，这也是一个威胁。

在各个朋党都“遍布耳目”的局面下，雍正只好通过广泛使用密折来了解下情，进而从内部瓦解对手，除此之外，雍正还多使用特务，“设缇骑，逻察之人四出伺诇。凡闾阎细故，无不上达。”

经过几番激烈的明争暗斗，雍正陆续除掉了对他构成威胁的诸位皇弟以及隆科多，并通过密折掌握年羹尧的诸多不法之事，令其自尽。 朋党的领袖被一一除掉了，但是余党尚在，密折制度就成了雍正控制手下，铲除异己的重要手段。

密折制度的实行，与雍正皇帝雷厉风行的处事手段相得益彰，极大地提高了行政效率。许多利益牵扯极为广泛的重大改革，如耗羡归公、改土归流、摊丁入亩等举措，都是通过密折的方式同皇帝的意志获得交流。

同时，密折也起到了以皇权震慑百官的作用，极大地加强了中央集权。

在雍正中期设置的军机处，同样也是雍正时期的一大创制。军机处脱胎于康熙时期的南书房，是为了皇帝更好地将军政大权收归自身而设立的。 在清军入关之初，统治阶层还使用着满清民族的诸王“合议制”传统，由皇帝与议政王共同行使军政大权，这在国家扩张时期严重的阻碍了行政效率。

顺治时期设置内阁以制衡议政王大臣会议，但是内阁中的问题承袭明朝，南北党争闹得不可开交。因此康熙亲政之后，首夺鳌拜之权，重用南书房以削弱内阁、议政王大臣会议的职权。

雍正设立军机处，起初也是为了处理西北的紧急军务，有着很明显的“草台班子”的痕迹。军机大臣与军机章京的职责只是上传下达，将奏折呈于皇帝，再将皇帝的朱批谕旨传达给外臣，本质上只是秘书的职责。

战事结束之后，雍正皇帝揣着明白装糊涂，保留了军机处这一机构，并且将工作的重心由处理军务转为了处理全国政事。 军机处的特点就是“速”、“密”、“勤”，结合密折制度，雍正帝实际上达到了总揽天下庶务的恐怖地步。

在位期间从没去过承德避暑，也从未出巡江南，每天处理政务，兢兢业业推动着自己的改革措施，也无怪乎雍正被公认为历史上最勤劳的皇帝。

政治方面的改革，是为了经济方面的改革能够更好地落地，事实上经济层面的压力才是雍正所要面临的主要压力。 康熙晚年，国库仅有700万两盈余，地方财政更是薄弱甚至空虚，根本无力支撑百姓度过灾荒之年。

而税制的不合理，致使经历连年战争的百姓还要承受沉重的负担，许多无田之人纷纷逃离家乡，这造成剩下来的百姓生活更加困难。 同时，官场的贪腐之风盛行，吏治混乱，地方乡绅与基层官员相勾结，致使富者田连阡陌，穷者无立锥之地。

为了改善这一现状，所采取的措施无非开源与节流。为了节流，雍正首先把刀指向了肥的流油的贪污分子们。 雍正认为, “治天下之道, 惟在察吏一事”, 通过分析各省亏空情况, 他决定以清查亏空作为察吏的突破点。

即位次月, 雍正即发布谕令, 规定各省的行政长官，必须在三年内依据各省实际的财政收支情况，清查亏空缺口，并自行补齐，如果再有缺乏将严惩不贷。 这次清查亏空, 不仅清查认真, 而且处理也极为严厉, 凡是赃官, 上自亲王宰执, 下至一般官吏, 一经查出, 都要退出脏银, 归还国库, 并给以抄家和罢官的惩处, 对畏罪自杀的官吏, 则严讯其家属, 照数追赔赃银。

雍正二年, 新任广西巡抚李绂查出督、抚、府、厅分得羡余银82万有奇, 限期分偿。雍正的十二弟允祹、主管过内务府, 为补偿内务府亏空, 变卖了自己全部家产。 在清查亏空的同时, 遇有新的贪赃, 严惩不贷。雍正十二年, 河南学政俞洪图, 因纳贿营私, 被革职处斩, 其父俞兆晟, 任户部侍郎, 也因此被革职。

雍正改革何以进入死胡同？

清查亏空的同时，雍正实行了另一项节流措施，就是耗羡归公。所谓“耗羡”，又称“火耗”，在张居正“一条鞭法”的改革下，全国税制由实物税统一为银税，而“火耗”就是指在将百姓税负所缴的碎银重新熔铸为银两时产生损耗，因此需要在原本的税负之外加收“火耗银”。

但是往往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加征的“火耗”会多于实际的“火耗”，而多出的一部分就流进了官员的口袋，据史料记载，一两白银的火耗约为二钱，然而官员们却能将火耗加收至五钱，且能巧立各种名目私收羡余。

康熙也曾下旨禁止火耗，但始终屡禁不止，康熙也只能无可奈何地说道：“如州县官止取一分火耗，此外不取，便是好官。” 面对这种无法从根本上抑制官员实质上加征“火耗”行为的局面，尽管存在着对这一灰色收入合法化的风险，雍正还是采取措施，将这一部分收入由政府介入统一管理分配，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以杜绝贪污。

在此基础上，雍正又推出了养廉银这种高薪养廉的制度。明代实行“重典治国”，极力打压官员们的俸禄，有明一朝官员们的俸禄十分微薄，甚至到了无以为继温饱的程度。 而清初，由于国家四面扩张需要大量的军费支出，因此在官员的俸禄问题上一直沿用明代的低俸禄制，官员们无不想尽办法获取灰色收入，这才导致了官场的腐败之风日盛。

养廉银的大体运作模式，是以各地征收火耗的实际数额为基数, 明确稳定征收额度, 规定各地应该提解的耗羡数额, 再把这一款项全部分配给各级地方官作为养廉银。

最初只有外任的官员有养廉银，但是这加剧了官员之间的不平等，因此后来的京官、武官、甚至基层的杂役也有了养廉银，一个庞大的养廉银体系就此建立起来。 养廉银的数额巨大，覆盖的范围极广。以直隶总督为例，总督一年的俸禄为180两，而养廉银则达到了15000两，近乎年俸的100倍，而在一些较为富庶的地方，这个比例甚至达到了200倍。

自总督往下，巡抚、布政司、按察司、知府、知县按官职下降，但是哪怕是最底层的杂役人员，这个比例也达到了惊人的30倍。

高薪养廉的措施有效地减少了官员的腐败，使得吏治情况大为改观。以一种合理的再分配方式达成了卓有成效的节流目标时，雍正也实施着他开源的最大杀器——摊丁入亩。

摊丁入亩是一种调节地主阶级与百姓之间收入的再分配手段，是建立在张居正推行的“一条鞭法”之上，根据社会实际情况而调整的税法，随着农业经济的恢复, “一条鞭法”的弊病越来越突出, 主要表现在土地兼并上。

满清入关后, 皇亲国戚及大小官吏疯狂圈占汉人土地, 或购买、或奏讨、或投献, 手段多种多样。产生的结果是很多农民因土地被圈占, 而失去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 变成无业游民。

正是因为土地兼并严重, 流民四起, 为保证朝廷财政收入同时巩固封建君主统治, 清廷不得不对赋役制度进行改革。 康熙五十一年 实行“盛世滋生人丁, 永不加赋”, 统治者希望以此方式减少流民, 把农民进一步固定在土地上。

“永不加赋”规定滋生16岁人丁, 顶补年过6 0岁的免役和死亡人丁纳丁税, 但是这样一来, 赋役不均的现象不仅不能消除, 反而更加严重起来。 在沉重的赋役压迫下, 广大农民被迫携家远逃, 有数据表明，在康熙继位后的四五十年间，国内人口总数维持在2000万的水平。

雍正元年颁布了“摊丁入亩”，并在全国推行。“摊丁入亩”的就是把一县的丁役银钱总额分别摊入该县的每亩土地, 从土地田赋中征收。 这样做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清廷解除了丁银的桎梏, 放松了对人口的控制。据《清实录》记载, 到乾隆六年全国人口竟达到1.4亿之多。其间近30年, 人口增长达5倍左右, 每年净增400余万。

虽然不排除之前流民有隐瞒户籍的可能, 但短期内人口增长如此之快, 任何时期, 任何国家都不能与之相比。 这也是我国封建社会小农经济所具有的一种优越性，这种优越性使得我们到清末人口达到4亿，占全球总人口的2/5，也是我们民族在近代的磨难之下依旧没有亡国灭种，重新崛起的底气所在。

经过雍正改革，国库的财政盈余从康熙晚期的700万两暴增到雍正去世时的3000万两，可以说雍正的改革是富有成效的。但是乾隆在即位之后，几乎将雍正时期采取的改革措施逐项下马，这其中的原因又是为何？

雍正改革的阻碍，源自于被剥夺特权的地主阶层所进行的疯狂反扑。 这是一个很吊诡的现象，皇帝作为最高的统治者，所着眼的是地主阶级最长远的利益，然而这种长远的利益却往往同一部分地主阶级的眼前利益相矛盾。

因此在走到最高的那个位置的时候，统治者所表现出的往往是一种自己反对自己，并同被压迫的底层百姓站在一起的形象。

拿密折制度来说，密折是雍正控制臣下、强化专制皇权的有力武器。臣下向雍正上密折，实际就有告密的作用。臣僚间都不知道别人所上密折的内容，故人人都时时处于可能被告密的状态，行事都要小心谨慎，同时，他们也都在充当皇帝的耳目。

这种专制集权到了变态的地步，使得官员们变得极其保守，抹杀了各自的主观能动性，成为皇帝意志的化身，实际上他们自身的权益也得不到有效的维护。

虽然大臣们之间变得更加恪守法则，但是难免在政策推行时不对雍正抱有怨言，这也是雍正严苛形象的来源。

在雍正的推动下，为了缓和统治阶层与百姓之间的矛盾，士民一体化的政策得以实行。自古以来读书人考取功名，除了施展抱负之外，还有一方面重要原因就是为了逃避当差、逃避纳粮，成为特权阶层。

但是士民一体化要求士绅阶层与百姓一同纳粮，一同服役，消除了这种特权带来的优越感，虽然说极大地缓和了阶级矛盾，但雍正也将读书人这一群体彻底得罪了，因此当雍正所得罪的群体大于拥有权力且拥护他的群体的时候，改革也就彻底地走入死胡同了。

雍正的新政为乾隆盛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为乾隆时期的军事行动与领土扩张提供了经费支持，也为乾隆时期的人口爆炸埋下了伏笔。 从其根本上来说，我们讲它是封建王朝内部的自我改良运动，但是抛开阶级斗争的历史观来说，雍正的改革对我们还有着另一层面的启示： 主导改革的人，该如何处理好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关系？纯粹又崇高的理想，必然同现实距离更远，这个理想要如何着陆？

王安石的铁腕手段，张居正的大公无私，他们的变法从长远来看都是利国利民，为何在当世所引发的反噬效果甚至大于变法的正面效果？ 道与术的二律背反始终萦绕在人类发展这个难题的周围，要以怎样的态度去面对与反思他们，仍是留给我们去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