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区”的异常发现-打破苏联专家的“成见”,还提炼了8吨产品

发布时间:2023-06-05 17:35:42 发布人:hao168

口述 程旭初 整理 王素萍 隋青芬▲ 1984年5月,程旭初(右)与原二机部副部长李觉合影我在大学学的是地质专业,1956年8月,我一毕业就被分配到了中南三〇九队十一分队,加入了国家第二批找铀矿队伍。

口述 程旭初 整理 王素萍 隋青芬

▲ 1984年5月,程旭初(右)与原二机部副部长李觉合影

我在大学学的是地质专业,1956年8月,我一毕业就被分配到了中南三〇九队十一分队,加入了国家第二批找铀矿队伍。当时还是中苏合办,苏联派专家组领导项目各环节,技术上都是靠苏联专家出谋划策,我国技术人员跟实习生一样,全听专家组指挥。在湖南常宁县的铜鼓塘铀矿点,那个点很小,我坚持了近一年的打钻、打坑道、打竖井等野外一线工作。任务结束以后,我参与提交了储量报告编写。1957年初,我随十一分队转移到了广东韶关下庄地区。

长达40年的地质生涯,我在下庄矿田工作了28年,我的青年时代都在下庄矿田,那是一段艰苦奋斗但充满希望的激情岁月,时隔60多年,至今回想起来仍历历在目。

01

— “禁区”的异常发现 —

1957年8月,技术员们在粤赣交界处的新桥到下庄之间普查时,在被专家列为“禁区”的花岗岩地区发现异常,他们猜测那里可能隐藏着一条厚度大、品位高、很有价值的铀矿带!然而,令人振奋的发现马上就被持“禁区”观点的苏联专家们泼了冷水。由于花岗岩地区有铀矿是没有先例的,就连苏联专家组内部也出现了分歧,年龄大的专家涅斯米赫认为花岗岩异常没有什么价值,没必要浪费时间。年轻的列别捷夫则觉得可能有希望,可以试一下。

为了证明这一带的花岗岩有良好的找矿前景,我们的技术人员披荆斩棘,历经艰难,终于在地质勘查上大有收获。1958年3月,我们在第一号普查坑道见到了铀矿体,在一号和二号普查钻孔200多米深处见到了铀矿化。期间,我们挖出了二百多米长的坑道,从中连续发现了3个矿体,品位由原来的0.03%增到了0.1%,同时在坑道内见到了沥青铀矿小脉。

中国的花岗岩里含铀!这一重大发现惊动了中央,引起了各级领导和中苏专家的高度重视,认为十一分队在粤北山区发现的“86号带”是有希望、有远景的。

地质工作是循序渐进的,随着工作的深入,真相得到验证,一些原来持反对意见的专家不再墨守成规、坚持己见,双方技术人员终于统一了认识。

1960年,苏联毁约。然而,我们的铀矿找矿工作并未止步,我们依靠自身努力,快速掌握铀矿普查、勘探技术,独立完成一个地区的普查、评估、揭露和勘探等工作。

02

— “希望矿床”数据喜人 —

1960年,按上级要求成立了由地质局、三〇九队、441矿和十一分队四个单位的技术人员组成的储量计算组,开展了一次中间性储量计算,我也是其中一员。全体技术人员加班加点地开展各类图件的编制以及各类计算、绘图,历经四个多月完成了希望矿床的储量报告,数据很喜人。当时很高兴啊,因为有这样的储量就有了比较好的开采基础了。

由于报告很可靠,上级立即批准建立矿山——441矿(后来的741矿),开始规模化开采。“86号带”终于发展成为我国第一个花岗岩中具有开采价值的中型铀矿床,并将其正式命名为“希望矿床”。

1961年,我代表分队参加了地质部在韶关召开的三号会议,并作了会议发言,介绍了希望矿床的揭露、勘探情况。在花岗岩找到铀矿是第一次,而且是这么好的矿,这颠覆了以往人们的认识。会议结束后,全国各地及国外包括美国、日本、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法国、马来西亚、俄罗斯、巴基斯坦等国家的专家学者代表团纷纷到下庄参观学习。

03

— 拧成一股绳的力量 —

希望矿床的成功发现起到了带动示范的作用。不管是天寒地冻还是烈日酷暑,大家每天都斗志满满、干劲十足,一心只想着多找矿、找好矿,早日为国家提供研制原子弹的原料。

当时的十一分队机关全体职工,不分白天黑夜,不分男女老少,遇到钻机搬家,钻机卡钻事故,炸药、雷管入库,只要广播一响,队长书记带头,大家都去参加劳动。钻机等一堆笨重的设备设施,都是我们自己肩扛手拉运到指定地方的,像这样的重体力活儿每个人都习以为常了,为了早点儿制造出原子弹,一点也没感觉到苦和累。

为生产抢时间,坑道工人就在坑道洞口搭起了住房、伙房、锻工房,吃住都在山上,夜以继日地抡起8-13磅的大锤凿炮眼、放炮、装运石渣子,最快的时候创造了月进尺1330多米的全国记录。坑探工人四班倒不停歇地掘进,技术人员也是马不停蹄地和工人一起干,打沿脉坑道时,每进尺两米就要编录,有时还取样,同时也积极参加运石渣子的劳动,以加快揭露过程。大家一听到坑内放完炮,炮烟还没排完,就往坑内冲,第二个循环又开始了,那是拧成一股绳的力量。

04

— 集体的功勋 —

制造第一颗原子弹还急需将原料提炼成合格的产品,在工业基础薄弱、设施设备简陋的情况下,十一分队在下庄的山沟里就近办起了土法炼铀车间。没有炼铀的容器仪器,就去买各种瓶瓶罐罐和筛网,靠着这种简单易行、经济有效的方法共炼出了8吨产品。

那个时候大家都是一条心,因为我们深知,我们肩负着的是为国家找铀矿的使命,是为国防事业奋斗的。但是当时的防护设备很简陋,仅仅是一个纱布口罩,防护不到位加上高强度的工作,导致很多人因此付出生命的代价。

1975年9月,全国劳模李增贵,年仅39岁去世了。这个被称为“虎将”的坑道掘进队工长,经常在坑道里一干就是十几、二十个小时,他本是个很壮健敦实的东北小伙,却因长期超负荷工作导致积劳成疾。

像李增贵这样的同志还有好多,他们为了核地矿事业,为了实现强核强国梦,默默付出,任劳任怨,有的因公牺牲了、有的因公致残。我们那代人当时想得很简单,就是为国家的强大贡献自己最大的力量,可以说找矿就是一切,很多人为此“舍家弃子”。

下庄的希望矿床,已经载入了史册。通过矿山调研以及加强成矿规律研究,扩大矿床远景,在下庄地区相继发现了一大批花岗岩型铀矿床。这是无数核地矿人日日夜夜奋斗才实现的。所以,我一直说,希望矿床不是某个人的功劳,而是全体同志艰苦奋斗、顽强实践创造的伟大成果。

(程旭初,1935年12月出生,曾任核工业华南地勘局二九〇研究所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等。1995年退休。)

(来源:“中国核工业”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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