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国的回光返照：陈玉成和李秀成联手撑起了太平天国最后的辉煌

1857年5月，在饱受洪秀全猜忌的情况下，石达开率领七万部众离开天京。

6月9日，石达开抵达安庆，张贴告示，传谕本部各军，说自己“忠贞之志”、“愚忠之心”、“可昭日月”，但奈何天王洪秀全的猜疑心太重了，自己为求自保，不得不出走。

不久后，石达开又发布了一道正式谆谕，强调自己虽然出走，但并没有脱离太平天国，出走目的是打倒清妖，继续天国事业，为大家谋功名。

由于石达开在军中有巨大威望，加之他又声称自己并没有脱离太平天国，因而一时之间，又有十多万人选择附从石达开。

到了8月，驻守天京城的太平军仅七八千人，而石达开麾下则有二十万之众。

天京事变后，清军趁太平天国内乱，不断在东线发动进攻，陆续攻占溧水、句容等地。

石达开出走的次月，清军又包围了镇江。

东线战场情况不妙，西线也没好到哪去。

乘石达开率军回天京参与内讧之际，湘军围攻武昌。守卫武昌的韦俊因其兄韦昌辉被诛，无心坚守，遂大开各城门，撤出武昌。

拿下武昌后，湘军顺江东下，又包围了九江。

九江乃长江险要，扼全赣和长江门户。九江如果失守，湘军可以溯江东下，包围安庆，直捣天京。

为了解救九江，陈玉成想出围魏救赵之计，率军攻打湖北，企图迫使湘军回援。但奈何曾国藩不上套，陈玉成的计谋未能奏效。

不过，相对东线而言，西线的情况还是要好很多。

毕竟西线的战略空间大，九江城防也比较坚固，一时不会失守。

但是，东线战场就退无可退了，清军包围镇江后，又在天京城下设置了江南、江北两座大营。

面对形势的恶化，洪秀全起初不想屈身求助石达开，他任命亲信蒙得恩为赞天燕正掌率，姐夫钟芳礼为顺天燕副掌率，哥哥洪仁发和洪仁达为统帅，负责重整武装力量。

可是，蒙得恩和钟芳礼不懂军事，都不是带兵打仗的料。洪仁发和洪仁达更是两个废材。

洪秀全让他们带兵的结果，自然是一塌糊涂，导致形势变得更加恶化。

无奈之下，洪秀全不得不下旨削去洪仁发和洪仁达的王爵，并遣使持“义王”金牌请石达开回京主政。

但是，由于石达开对洪秀全有怨念。

一方面，石达开对洪秀全进入天京后的不思进取颇为反感。认为继续跟着洪秀全，不会有前途。

另一方面，石达开对洪秀全说一套做一套，只信任自己亲属、亲信，排挤外姓的行为也很不满。

因此，石达开当时便没有回援天京，而是依旧按照自己的战略思想，决定经营江西。

石达开和洪秀全的决裂，说起来也是让人感到唏嘘不已。

洪秀全和冯云山早年在紫荆山区传教时，受到了以杨秀清、萧朝贵为代表的“下凡夺权派”的排挤。

有一段时间，杨、萧二人拉韦昌辉为代表的韦氏家族入伙，又进一步挤压了洪秀全在拜上帝会内部的统治权。

为了制衡“下凡夺权派”，洪秀全和冯云山亲自到贵县清石达开入伙，与之结为兄弟。

随后，眼见石达开代表的贵县山头太过庞大，杨、萧又拉拢同样出自贵县的秦日纲入伙，进行制衡。

而洪、冯的对策则是吸收平南县的大地主胡以晃入伙。

可以说，石达开早年与洪秀全的关系非常要好，是洪秀全在失去冯云山和萧朝贵后，制衡杨秀清的重要筹码。

但奈何时过境迁，随着东西南北燕豫六王，战死的战死，病死的病死，被杀的被杀，原本亲如兄弟的洪秀全和石达开，最终也因为种种原因而分道扬镳。

石达开拒绝回援，洪秀全要怎么应对清军的反扑呢？

这个时候，陈玉成和李秀成立了大功。

秦日纲因卷入天京事变而被杀后，两人获得晋升，成为独立领兵的将领。

石达开在安庆发布谆谕时，陈玉成一直在湖北、皖北战斗，虽然未能解救九江，但也通过实战，历练出了一支数万人的精兵。

同时期的李秀成靠着联络由雉河集南下的捻军黄旗张洛行，白旗龚得树、苏天福等部，名义上也拥兵十多万。

他们在关键时刻拒绝了石达开的邀请，选择继续效忠洪秀全。

石达开见两人不愿追随自己，也不强求，便以翼王名义命令陈、李二人率所部回援天京。

1857年10月，陈玉成率军转战于转战鄂、皖、豫交界地带，马不离鞍，人不卸甲，屡立战功。

李秀成则率同谭绍光等部将星夜兼程，将驻守镇江的太平军救出。

消息传到天京，被战局搞得围困焦头烂额的洪秀全大喜过望，册封陈玉成为全军又正掌率，进爵成天豫；李秀成为又副掌率，由合天侯进爵合天燕，将二人与蒙得恩同列。

由此，陈玉成和李秀成也从中级指挥员，一跃为太平天国的中央军政大员。

暂时解除了天京的危局后，李秀成率军出征，先后占领全椒、滁州、来安。

他本想攻下江浦、浦口，解除天京北面的军事压力。

但由于兵力不足，捻军与太平天国是“听封不听调”的合作关系，李秀成在进攻江浦、浦口时，遭到清军反扑，被打得惨败，又被迫放弃滁州、来安，退守全椒。

见李秀成兵败，陈玉成及时伸出援手，率军由鄂东赶回，与李秀成在安徽枞阳会合。

两人在一番商议后，制定了一套攻打江北大营的战略：

陈玉成先出兵夺取庐州，在皖北取得突破，截断清军南下增援的通道。

在陈玉成攻打庐州的同时，李秀成率部拦截江北大营增援庐州的清军。

待拿下庐州后，陈玉成全速南下，“自庐由滁，往攻江浦、浦口、来安，以通天京门户”。

9月18日，陈玉成抢先发动进攻，钦差大臣兼江北大营统帅德兴阿见太平军杀来，派出两千多蒙古骑兵迎战。

骑兵打步兵，而且是打装备比较落后的农民起义军，一般都不会吃亏。

但是，陈玉成对骑兵颇有研究，早有破解之法。

开战之前，他挑选了几百名猛捷的战士，每人一手握短刀，一手拿藤盾，预伏在战前已挖好的深壕里。

战斗打响后，当蒙古骑兵发动进攻，冲锋至太平军的战壕时，早先埋伏的太平军战士突然从壕沟中跳出，以藤盾护身，用短刀斩马足，瞬间打得骑兵人仰马翻，落花流水。

见友军大败，江北大营危在旦夕，江南大营提督张国梁派出五千人增援，领军的将领就是后来的抗法名将冯子材。

不过，此时的冯子材并不是太平军的对手。

9月23日，李秀成率部牵制江北大营的清军，陈玉成率部迎战增援而来的清军。

两军一交战，五千清军就被太平军包围。

一通激战过后，清军损失殆尽，仅三百余人随冯子材逃回江南，狼狈不堪。

击败了冯子材的援军，江北大营的清军被完全包围。

此时的江北大营还有一万多清军，其中两千多是八旗马队，战斗力其实还凑合。

但让德兴阿没想到的是，太平军发动总攻之前，八旗军见情况不妙，居然不打招呼就跑了。

八旗军逃跑后，德兴阿只能依靠绿营兵。

但由于绿营兵的军饷远不如八旗军，现在领着高工资的旗人跑了，德兴阿却让待遇低下的绿营卖命，绿营兵自然不可能有积极性。

所以，当太平军发动总攻后，绿营兵只是稍作抵抗，便一哄而散。

德兴阿无法控制部队，只得跟着溃兵一起逃跑。

在逃跑期间，由于逃跑得太匆忙，德兴阿竟然将钦差大臣的印信弄丢了。

李秀成会合捻军薛之元部，顺利攻取天长、仪征和扬州，继续扩大胜利果实。

陈玉成率部攻打六合，打通了天京至两淮地区的水路，使得江北的粮草可以走水路运到天京。

可是，就在太平军在东线连战连捷时，西线又出了问题。

1858年5月，湘军李续宾部攻下九江。守将林启容以下一万七千多太平军全部战死。

前面说了，九江的战略地位很重要。一旦九江失守，湘军就可以溯江东下，攻打安庆。

而安庆要是再失守，湘军就可以直捣天京了。

所以，九江的失守对太平天国来说是一个天大的噩耗。

此时江北、江南大营还未拔除，西线战场又出了变故，真可谓是屋漏偏逢连夜雨，船迟又遇打头风，形势一团糟糕。

不过，就在湘军准备进一步行动时，京城传来消息，英法联军攻下天津，迫使朝廷签订《天津条约》，缔结城下之盟。

看到朝廷这幅狼狈样，曾国藩决定忍一忍，暂时先不打了。

湘军虽然也是清军编制，但说到底，与清政府也只是利用关系。

朝廷强势，湘军可有可无。朝廷弱势，湘军才有存在价值。

到了8月下旬，湖广总督官文（满洲正白旗）得到陈玉成与李秀成即将围攻江北大营的情报，觉得不能再拖了，便命令李续宾“迅速进兵，疾趋庐州，会图克复”，又令荆州将军都兴阿进攻安庆。

曾国藩不敢抗命，这才命令李续宾出战。

1858年11月，李续宾率九千湘军攻打庐州南面的三河镇。

同时，都兴阿也攻至安庆外围。

得知安庆、庐州危急，陈玉成胸有成竹，在将情报禀告给洪秀全后，恳请李秀成与自己一起西征，决定先打孤军深入的李续宾。

七天后，李秀成也率部赶至三河镇东南的白石山。

两支大军号称十万，实际兵力未知，但肯定要多于湘军。

正式进攻之前，陈玉成派兵切断了舒城与三河的通道，让李续宾无路可退。

其实，李续宾原本是可以提前撤退的。

但他心高气傲，决心死战，结果被太平军团团包围，全军覆灭。

这一战，史称“三河大捷”。别看太平军打死的湘军不多，才六千余人，但其中被击毙的官员特别多。

除了李续宾外，太平军此役还打死了包括曾国藩弟弟曾国华在内的近四百名文武官员。

据说当时太平军仅缴获的红顶子、蓝顶子官帽，就装了满满八个箩筐。

得知李续宾战死，都兴阿也不敢再攻打安庆，只得下令撤退。

由此，湘军在西线发动的攻势被陈玉成瓦解。

然而，就在三河之战前后，东线又频出变故。

先是李秀成的亲信李昭寿率部降清，接着驻守江浦的太平军守将薛之元又率部降清。

江浦是天京的北大门，此地一失，天京形势又变得十分严重。

并且，薛之元也是李秀成的亲信部将。

得知手下两员大将叛变，李秀成事后虽然亡羊补牢，又夺回了江浦。但经过这些事后，李秀成已经给洪秀全留下了用人不当的坏印象。

就在李秀成、陈玉成如同救火队长与清军拼死奋战时，洪秀全的族弟洪仁玕从香港来到天京。

洪秀全知道洪仁玕的才华，加之又是同族兄弟，值得信任，便于1859年5月封洪仁玕为“干王”七千岁，总理天国政务。

为了平息舆论，洪秀全只好以连年征战，功劳最大为由，进封陈玉成为英王，并说“内事不决问干王，外事不决问英王，内外不决问天王”。

而功劳与陈玉成相当的李秀成则因洪秀全的猜忌，未被封王。

未能封王，这对李秀成的打击极大。

因为这不仅仅是面子问题，更关键的是，这从侧面说明洪秀全不信任李秀成。

洪秀全不信任李秀成，这问题大了，具体可以参考此前洪秀全是如何排挤石达开的。

后来，又发生了一件雪上加霜的事情，让李秀成更加难堪。

李昭寿降清后，托人寄信给李秀成，劝其投降。

这封信后来被天京的戍卫部队查获，洪秀全得知了此事，十分震惊，立即采取了严厉的防范措施：

先将李秀成的母亲与妻儿扣为人质。并下令封江，不准李秀成回京。

洪秀全的态度很明确，李秀成的亲信多叛降，有负朕望。他要是有怨气，那也去降清啊。

但李秀成并没有这么做，而是在内无军饷支兵，外无援兵相救的情况下，转战于江浦、浦口一带，坚持与清军战斗。

到了8月，洪秀全见李秀成确实忠于自己，忠于太平天国，加之李秀成的战功也确实没得说。

于是，洪秀全便亲书“万古忠义”四字送给李秀成，并晋封他为忠王。

洪秀全在修理李秀成的时候，清军干嘛去了？为什么湘军没有按原定计划进攻安庆？

这时候的清军很忙。

一方面，由于咸丰皇帝拒绝履行《天津条约》，英法联军决定攻打天津。

为了应付英法联军的进攻，咸丰从长江流域抽调了大量军队。

这些军队虽然后来并没有投入到抗击列强入侵的战场上，但也没有用于攻打太平天国。

另一方面，石达开在这一时期也没闲着。

1859年春，石达开率部围攻宝庆（湖南邵阳）。欲取上游之势，再下趋湖北，配合安徽太平军作战，并伺机分兵入川。

当时，曾国藩正计划分兵三路进攻安庆。听闻石达开长驱直入湖南腹地，紧急将湘军从安徽调回，全力援湘。

这一战从5月战至8月，石达开虽然未能击败湘军，夺取宝庆。

但他的存在，却牵制了大量清军，为太平天国解决内部矛盾，发动东征创造了有利条件。

为了打疼清军，实现调动清军的目的，李秀成决定玩一把大的。

这一年的3月，李秀成率七千人由芜湖南下，猛攻宁国。

江南大营提督张国梁不明虚实，分兵二万人前去救援。

但李秀成猛攻宁国是虚招，他真正要的攻取目标是安徽广德。

趁着清军扑向宁国时，太平军拿下广德，并假扮成清军官兵的摸样，由皖入浙，攻占了杭州（未能攻下杭州满城）。

得知浙江省会杭州被攻破，清军总兵张玉良吓得半死，又火速赶往杭州。

但是这一次，清军又扑了空。太平军已经悄悄地由原路返回了广德。

连番被戏耍，清军累得够呛。一怒之下，便大肆劫掠民间财富，不再追击太平军。张玉良为了稳定军心，对清军洗劫老百姓的行为也不加以约束。

事后，清政府不仅没有处分张玉良，还以收复杭州有功，封其为广西提督，仍留江南前线主持军务。

4月8日，李秀成命李世贤攻打溧阳、金坛、句容，直趋天京东北，从东面包抄江南大营。

杨辅清和定南主将黄文金攻打高淳、溧水，直趋秣陵关、雨花台，从南面包抄江南大营。

右军主将刘官芳和后军主将陈坤书自溧阳北上，直趋高桥门，从北面包抄江南大营。

李秀成则自引本部人马，由溧阳、句容直趋淳化镇、紫金山，等待陈玉成的援军到来后，合兵一处，攻打江南大营的孝陵卫主营。

此时的江南大营，号称有十万兵力，但其实只是个空壳子，兵力不过四五万人。

之前为了救援宁国，张玉良带走了两万人。

也就是说，留守大本营的兵力还不到三万。

除了兵力少，江南大营的清军还存在散漫无常，久不训练，酗酒嫖妓，花天酒地等诸多问题。有一战之力的部队，只有张国樑和冯子材两部。

但冯子材的部队此前在江北被陈玉成重创。所以当时真正还有点战斗力的，就剩下张国樑麾下的万余人。

面对战力羸弱的江南大营，太平军各部逐一部署到位后，李秀成随即下令总攻。

5月2日，战斗打响。太平军各路人马总计十余万人同时出击，清军无力抵御争先逃命，江南大营统帅兼钦差大臣和春见势不妙，拔腿就跑。张国樑见和春跑了，也丢下部队跑到了丹阳。

张玉良率领的两万人马和张国樑在丹阳收集的一万多溃兵仍然是心腹大患。

为了彻底解决问题，李秀成在与陈玉成商议后，决定乘胜追击，痛打穷寇。

5月15日，太平军攻打丹阳，张国梁率部迎战，又被击溃，张国梁在逃跑途中掉到河里淹死了。

得知了张国梁的死讯，逗留在浙江的张玉良死活就是不进军。

后来，因为败得太惨，无法向咸丰交代，钦差大臣和春自杀。

和春自杀后，江南清军群龙无首，刚刚进封提督的张玉良成了事实上的最高长官。

咸丰也随即命他代管江南诸军，攻打太平军。

皇帝下旨了，张玉良也不敢推辞，只得率军西进，与太平军在常州死战。

结果一场大战下来，清军再遭重创，张玉良率残部退守苏州，原本江南大营的近五万大军，就此全军覆灭。

清政府扶植江北、江南大营，每月从江浙两省和上海海关运来一百万两银子的军饷，用这么大的代价，原本的目的是为了“摘桃子”。

咸丰当时打的如意算盘是让湘军在长江中游与太平军死磕，待太平军实力被削弱后，以旗营兵为主的江南、江北大营再就近攻占天京，坐享其成，攫取最大功劳。

可事与愿违，旗营兵不堪重用。咸丰要想平定太平天国，只能依靠以湘军为代表的汉人团练武装。

而就在曾国藩获得晋升的同时，英法联军攻占天津，并在京城东郊的张家湾和八里桥重创了僧格林沁率领的蒙古科尔沁骑兵。

清朝统治者引以为傲的八旗军再遭重创，客观上进一步又提升湘军的地位。

自从1853年出省作战以来，湘军在咸丰眼中就是后娘养的，粮饷、辎重等军需物资往往得不到足额发放，处处要看地方封疆大吏的眼色行事，很受牵制。

现如今朝廷无兵可用，湘军顺势扶正，曾国藩在受封总督后，又进一步得到破格提拔，被授以钦差大臣一职，督办江南军务、节制江苏、安徽、浙江和江西四省水陆各军。

这是自康熙平定三藩之乱以来，汉人官员获得的最高实权。

可以说，解决江北、江南大营这两个腋下之患，虽然也让太平天国获益。但要说真正的最大受益者，却是曾国藩与湘军。

从这时候开始，湘军获得了与旗营兵同等的地位。曾国藩也获得了战场指挥权。

接下来的战略方针如何制定，具体怎么打，都是曾国藩说了算，不用再受制于人。

或许，当时的洪秀全、李秀成等人都没有想到。歼灭江北、江南大营，导致的最终结果是搬掉了一块障碍石，又迎来了一块他们再也搬不开的巨大障碍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