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史学名家马非百：秦献公“止从死”，堪比林肯解放黑奴！

在古代，君王或贵族死后，存在用活人殉葬的现象，史籍中也称为“从死”。

考古研究发现，殉葬在商朝非常盛行，殷商君王死后，常常以战俘奴隶进行人祭，并将妻妾宠臣及亲近的奴仆武士等用作人殉。

到了西周，周人本无人殉习俗，加之周初文化大变革，周人提出“敬德保民”的思想，人的地位得以提高，以活人殉葬之风式微。

商王武丁王后妇好墓中的人殉（两侧台上）

但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人殉之风又起，墨子就曾说：天子死后，殉葬者多则达数百人，少也有数十人；将军大夫死后，殉葬者多则数十人，少则数人。

这种残忍而野蛮的行为，遭到了儒、墨、法等诸家的反对和批判。

与此同时，用木俑、陶俑来替代活人殉葬的习俗兴起，俑殉逐渐取代人殉。

对此，孔子仍批判道：“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即便是用人俑代替了活人，但因为人俑太像真人了，其背后依然隐含着对人生命价值的践踏和蔑视，与儒家“仁爱”的道德伦理不符。

所以孔子连用人俑殉葬都反对，认为此举不仁，更何况用活人呢？

秦公一号大墓中发现186具殉人，系西周以来发现殉人最多的墓葬

在春秋战国时代的诸侯国中，又以秦国的人殉习俗最为典型。

据《史记·秦本纪》记载，早在春秋时期秦国第5任国君秦武公时，便“初以人从死，从死者六十六人”（开始用活人殉葬，殉葬的有66人）。

春秋五霸之一的秦穆公死后，“从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舆氏三人名曰奄息、仲行、针虎，亦在从死之中。秦人哀之，为作歌《黄鸟》之诗”。

也就是说，给秦穆公殉葬者多达177人，其中包括秦国的良臣、子舆氏的奄息、仲行和针虎三人，史称“三良”。秦人哀悼他们，为他们作了一首名为《黄鸟》的诗歌。

这首诗载于《诗经》，以呼天抢地的哀号，表达了对“三良”殉葬的极度悲痛之情，同时也展现了以活人殉葬的可怕景象——

秦穆公

“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舆奄息。维此奄息，百夫之特。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交交黄鸟，止于桑。谁从穆公？子舆仲行。维此仲行，百夫之防。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交交黄鸟，止于楚。谁从穆公？子舆针虎。维此针虎，百夫之御。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诗经·国风·秦风》

殉葬坑

“三良”，也成为后世咏史诗里诗人们最热衷的题材之一。

像曹魏时期的著名文学家曹植、王粲和阮瑀，东晋大诗人陶渊明，唐代著名文学家柳宗元，北宋大文豪苏东坡，清代文学家王士祯等，都曾写过咏“三良”的诗作。

“此生泰山重，忽作鸿毛遗。

三子死一言，所死良已微。

贤哉晏平仲，事君不以私。

我岂犬马哉，从君求盖帷。

杀身固有道，大节要不亏。

君为社稷死，我则同其归。

顾命有治乱，臣子得从违。

魏颗真孝爱，三良安足希。

仕宦岂不荣，有时缠忧悲。

所以靖节翁，服以黔娄衣。”

——苏轼《和陶咏三良》

秦献公

一直到战国时期，“献公元年，止从死”，即秦献公即位后，才废止了秦国用活人殉葬的制度。

对此，著名先秦史学家马非百先生曾评论说：

“秦自武公开以人从死之风，计从死者六十六人。中经德、宣、成、穆、康、共、桓、景、哀、惠、悼、厉、躁、怀、灵、简、出公，以至献公元年，凡十九君，历时共二百九十四年，实为国家定制。

以穆公之贤，从死者竟达百七十七人之多。吾人今日读《黄鸟》之诗，尚不禁发生阴森惨毒之感。

献公于即位之初，竟能毅然废而除之，此实由社会进化趋势有以使然，然献公在人类史上之贡献，固不在林肯解放黑奴之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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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陵兵马俑

当然，秦献公虽然废除了从死制度，但人殉现象并未就此完全杜绝，在秦始皇死后，秦二世又命令后宫不育的嫔妃全部为始皇殉葬，“死者甚众”，并将留在秦始皇陵墓室中的工匠封闭于墓中，“无复出者”。

从汉至宋，大部分皇帝都不再以活人殉葬；但到辽金元时期，殉葬之风又卷土重来；至明代，朱元璋开殉葬恶例，他死后殉葬的嫔妃达数十人，此后明成祖、明仁宗、明宣宗皆用人殉；直到明英宗才废除了人殉制度。

清代康熙皇帝也明令废除人殉制度。不过，民间和地方官府却大力表彰妻妾殉夫，称她们为“烈女”、“节妇”，人殉制度实际上并未彻底根除。

从秦献公“止从死”以来，尽管在历史上屡被废止，但人殉这一罪孽邪恶的制度却禁而不绝，衰而又兴，可谓我国封建王朝史上最黑暗、血腥的一页。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