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人为什么能轻松征服美洲？会种地、能沟通、还有生活经验！

1532年，西班牙人皮萨罗带领一小队人马（不足两百人），生擒了印加帝国皇帝阿塔瓦尔帕。

要知道，印加帝国是美洲新大陆最大、最富庶的国家，人口最多、统治机器最严整、技术最先进，而且这个国家的皇帝可不是什么虚位元首。皮萨罗生擒阿塔瓦尔帕，象征欧洲人征服了美洲。

一、美洲大陆为何敌不过欧亚大陆？

先从终极因—食物生产方式谈起。

食物生产方式决定了人口数量与社会的复杂程度。美洲与欧洲在食物生产方面最明显的不同，在于大型家养哺乳动物。欧亚大陆上的13种家畜（绵羊、山羊、牛、猪、马、单峰驼、双峰驼、驴、驯鹿、水牛、牦牛、爪哇野牛、大额牛），不仅是人类主要的动物性蛋白质来源（提供肉与奶），也供应毛、皮，还是陆上运输工具，平时运送人员、物资，战时更不可或缺。在农耕上，它们也节省了人力，提高了土地的产量。大约到了中世纪，水力与风力逐渐取代了畜力，但是在那以前，家畜是人力之外主要的“工业”能源，例如碾坊拉磨、开关水闸等，无不由家畜代劳。

美洲呢？美洲只有一种大型家养哺乳动物，就是骆马。骆马只出没于安第斯山脉一个很小的区域，以及附近的秘鲁海岸地区。骆马供应肉、毛、皮，也可以运输物资，但是不产奶，不供人骑乘，不能拉车、拉犁，不供应工业能源，更别提冲锋陷阵了。

欧亚大陆和美洲在粮食作物资源上也有差异。不过比起动物资源的差异，就没那么显著了。

1492年，欧亚大陆上农业已很普遍。大部分欧亚社会都从事农耕、畜养动物。农业在美洲也很普遍，但是狩猎—采集族群占据的土地比例大多了。在美洲，没有食物生产业的地区包括北美洲北部、南美洲南部、加拿大大平原，以及几乎全部北美洲西部地区（只有西南角的小片土地上有灌溉农业）。

但是，当欧洲人输入了适当的家禽和作物之后，美洲土著也能在他们祖先的土地上创造奇迹。举例来说，许多美洲土著社会后来都以马术闻名，有的则以养牛、养羊见长，加拿大大平原、美国西部、阿根廷潘帕斯草原上都有这类美洲土著。这些例子说明，美洲广大土地上没有出现食物生产业的唯一原因，就是缺乏可驯化的动植物资源。

美洲也有一些地区自行发展出了农业，但与欧亚大陆相比，其发展受到五大因素的限制：（1）美洲的农作物主要以蛋白质含量不高的玉米为主，欧亚大陆则有种类多样而且蛋白质含量高的谷物；（2）美洲作物的种子必须一粒一粒用手种下，欧亚作物的种子则可以撒播；（3）美洲需要人自己动手耕作，欧亚则用家畜犁田，因此一个人可以耕作大片的田地，还能开发如北美大平原般肥沃却干硬的土地；（4）美洲缺乏可以增加土壤肥力的动物肥料；（5）美洲的农事中，脱粒、碾磨、灌溉等许多工作只有人力可用，没有动物可代劳。

这些差异意味着，在1492年，就每人每小时的平均农业产出而言，欧亚大陆生产的卡路里与蛋白质要远多于美洲。食物生产方面的差异，是欧亚大陆和美洲土著社会发展迥异的主要终极因。所有使欧洲人得以征服美洲的近因，都可溯源至这个终极因。

再来看近因。最重要的有病菌、技术、政治组织以及文字。

与食物生产差异最直接相关的是病菌。一些传染病经常光临拥挤的欧亚社会，许多欧亚族群因此获得了抵御它们的能力。这些传染病中，有人类历史上最致命的“杀手”：天花、麻疹、流感、鼠疫、肺结核、斑疹伤寒、霍乱、疟疾等。美洲社会在哥伦布造访之前，唯一经历过的群聚传染病只有非梅毒性螺旋体病。

两大洲在病菌方面的差异，源自家畜的差异。在人口密集的社会传播的病菌，大多数是由家畜病菌演化出来的。欧亚大陆的家畜种类较多，因此有机会尝试进入人体的家畜病菌就比较多。美洲没有什么家畜，群聚传染病的病菌当然就少了。

威力可与病菌相比的是技术：

（1）1492年，欧亚大陆上所有的复杂社会都已经使用金属工具了。相比之下，美洲社会仍以石头、木头、骨头为制造工具的主要材料，尽管安第斯山区和美洲其他一些地方也用铜、银、金、合金等，但主要是用来做饰物。

（2）欧亚大陆的军事技术远胜于美洲。欧洲人的武器有：钢剑、矛、匕首，加上小型火器与大炮，还有钢铁打造或铁环串成的护身盔甲。面对强敌，美洲土著拿出来的武器只有木头或石头做的棍棒、斧头（安第斯山脉中偶尔有铜制的）、投石器、弓箭、编织的盔甲。此外，美洲土著也没有足以对抗欧洲人的马匹的动物。

（3）欧亚社会用来使机器运转的能源，远丰富于美洲土著。最早突破能源限制的发明是利用畜力。牛、马、驴可以用于拉犁、推磨、打水、灌溉或排水。水轮在罗马时代就有了，用途日渐广泛，到了中世纪，利用潮汐或风力的装置也出现了。到了1492年，欧亚大陆上所有利用畜力、风力、水力完成的工作，在美洲仍旧以人力操作。

（4）在欧亚大陆上，轮子老早就是陆路运输的基础。利用牲畜拉车用不着多说，即使以人力拉动独轮车，所能搬运的物资，也要超过徒手好几倍。轮子还用在陶艺上，钟表也靠轮子运行。美洲土著从来没有利用轮子做过上述这些事，在墨西哥发现的陶制玩具上倒是有轮子。

（5）最后是航海。许多欧亚社会发展出大型帆船，有些能乘风破浪、横渡大洋，并配备了六分仪、罗盘、尾舵、大炮。无论是装载量、速度，还是可操作性、适航性，那些船只都比美洲土著建造的筏子优越多了。安第斯山区和中美洲几个比较进步的社会，就是用那种筏子搬有运无、交通贸易的。

除了病菌与技术，欧亚社会与美洲社会在政治组织方面也有不同。到了中世纪晚期或文艺复兴时代，欧亚大陆上大部分社会都由国家统治。其中，哈布斯堡王朝、奥斯曼帝国、中国、印度的莫卧儿王朝，以及13世纪势力达于巅峰的蒙古帝国，都以征服四邻起家，最后形成混杂了多种语言的政治体。美洲只有两个帝国，印加帝国与阿兹特克帝国。在南美洲热带地区、中美洲阿兹特克帝国势力不及之处、美国东南部，也有许多酋邦（有些无异于小型国家）。美洲其他地区的社会，只不过是部落或游群。

最后一个近因是文字。大多数欧亚国家都有使用文字的官僚系统，也有很高比例的平民能读书识字。文字增强了欧亚社会的竞争力。相比之下，在美洲，只有中美洲一个小区域的一小群知识分子掌握了文字的奥秘。印加帝国发展出一种基于结绳的记账系统和助记手段，可是与文字比起来，它的功能差远了，无法作为传递详细信息的工具。

二、美洲的历史里程碑，为何普遍晚出？

在哥伦布抵达之前，1492年的美洲社会，是美洲土著独立创造出来的，体现了美洲独立发展轨迹的结果。

下表概括了欧亚大陆和美洲出现关键性发展的大致年代。

这个表一定会令博学鸿儒倒尽胃口，因为它把极端复杂的历史化约成几个看似精确的年代数字。事实上，表中所有的年代数字不过代表了一段连续发展中的一个点，我把那个点标示出来，目的是提醒读者注意发展过程。读者只需明白这张表是经过“简化”程序制作出来的，是可以用来比较各大洲历史的。

从表中我们可以发现，食物生产成为人类食物的主要来源，在欧亚大陆比在美洲早了5000年。世界上只有少数几个地区独立发展出食物生产手段，之后从那些创造中心传播到了其他地区。欧亚大陆的肥沃新月地带、中国，美洲的安第斯山区、亚马孙河流域、中美洲、美国东部，都是这样的核心地区。

至于核心地区的主要突破成就向外传播的速度，由于欧洲考古学者的辛勤工作，我们对欧洲的情况有很好的了解。根据表中英格兰的各项数据，我们知道食物生产手段与村落生活方式从肥沃新月地带传入英格兰花了5000年左右。后续的重要发展，例如酋邦、国家、文字，特别是金属工具，传入英格兰的速度就越来越快：铜器和青铜器花了2000年传入英格兰，铁器只花了250年。很明显，定居农民组成的社会比较容易采借其他农业社会发展出的金属技艺；狩猎—采集族群则不容易从定居的农业社会采借食物生产手段——最后他们往往被农民替代。

为什么所有重要的历史里程碑在美洲都树立得比较晚呢？我想到了四组理由：（1）起步迟；（2）可供驯化的动植物资源有限；（3）传播屏障；（4）美洲人口稠密的地区或较小，或孤立，彼此并无紧密互动。

人类在欧亚大陆的活动，早在100万年前就开始了。但根据考古证据，人类在公元前1.2万年左右才从阿拉斯加进入北美，最晚在公元前1万年前到达南美洲南端。美洲狩猎—采集族群到达南美洲南端之后的1500年，食物生产已在肥沃新月地带兴起。

肥沃新月地带和中国的早期农民，继承了几万年来现代智人为开发当地环境资源而发展出来的技术。比如，肥沃新月地带的狩猎—采集族群为利用野生谷物而发展出来的石镰刀、地窖等技术，也可以为那批最早栽种谷物的农民所用。相比之下，第一批进入美洲拓垦的族群到达阿拉斯加时，携带的都是适应西伯利亚北极冻原的装备、知识与经验。他们必须在陌生的环境中摸索，自己去发明适合新环境的装备。也许这才是美洲的发展比较迟缓的主因。

美洲的发展落后于欧亚大陆的一个更为明显的因素，是美洲适合驯化的动植物资源有限。当初狩猎—采集者开始生产食物，并不是因为他们预见食物生产会对后代子孙有利，而是因为起步阶段的食物生产，已能带来比狩猎—采集更好、更稳定的生活。而在美洲，起步阶段的食物生产相对于狩猎—采集的优势，远没有在肥沃新月地带和中国那么大，部分原因是美洲缺乏可供驯养的野生哺乳动物。因此，美洲的早期农民仍然以野生动物作为动物性蛋白质的主要来源，不得不兼职当狩猎—采集者。肥沃新月地带和中国的农民就没有这样的问题，他们定居不久就驯养了野生动物，既然有了自足的食物生产方式，就不必再去狩猎或采集了。此外，欧亚大陆家畜的粪便可以肥田，后来家畜又能犁田，不仅增加了农业的生产力，还进一步提升了农业的竞争力。

美洲野生植物的一些特色，也削弱了食物生产在美洲的竞争力。这个结论在美国东部体现得最清楚。那里土著驯化的作物大约还不到12种，包括小籽粒谷物（没有大籽粒谷物）、豆类、纤维作物，还有果树与坚果树。中美洲的主食作物玉米也是个好例子（玉米传播到美洲其他地区，也成为各地的主食作物）。肥沃新月地带的野生小麦、大麦，在短短几世纪内就演化成农作物，形态上也几乎没有什么改变；而野生的墨西哥类蜀黍大概经过了好几千年才演化成今日的玉米，在演化过程中，其生殖生物学、生产种子的能量分配机制都发生了巨变，种子坚硬的外壳褪去了，穗轴也增大了许多。

因此，即使我们接受最近一些学者的主张，认为植物驯化在美洲发生得比较晚近，从村落开始出现（约公元前3000—前2500年），到终年定居的村落普遍出现在中美洲、安第斯山区内陆、美国东部（公元前1800—前500年），也花了约1500年或2000年。美洲本土的农业在很长一段时间只是狩猎—采集族群的小型“副业”，只能供养稀疏的人口。要是我们接受传统的看法，认为农业在美洲很早就发生了，那么美洲的农业就是花了5000年才发展到可以供养定居村落的程度，而不是1500年或2000年了。而在欧亚大陆，我们观察到的是，食物生产兴起和村落出现的时间很近。（一些地方在农业发展之前，光靠狩猎—采集就足以供养定居村落，例如，旧大陆的日本与肥沃新月地带，新大陆的厄瓜多尔海岸地区、亚马孙河流域。）

此外，欧亚大陆的东西向主轴，相对于美洲的南北向主轴，更有利于生物资源的传播，因为东西向的流动更少涉及纬度变化引起的适应问题。与欧亚大陆宽阔的东西向主轴相比，美洲的南北交流还受制于中美洲狭长的地形，特别是巴拿马地峡。此外，美洲的人文地理更为碎片化，不适合耕作的地区和稠密人口居住的地带相互穿插。美洲的生态屏障包括：巴拿马地峡的热带雨林，将中美洲社会与南美亚马孙河流域、安第斯山区的社会隔离开来；得克萨斯州的干旱地带，隔离了美国东南部与西南部；美国太平洋沿岸是适合农耕的地带，可惜被沙漠、高山隔绝了。结果，新大陆的各个“创造中心”（美国东部、中美洲、安第斯山区、亚马孙河流域）彼此没有紧密的联系与互动，驯化的动物、文字、政治体制完全没有流动，农作物与技术的流动则缓慢且有限。

美洲这些屏障造成的一些后果值得一提。

美国西南部与密西西比河河谷的农业从未传入加利福尼亚与俄勒冈州（今日美国的粮仓），后者的土著因为缺乏合适的农作物，仍过着狩猎—采集的生活。安第斯高地的骆马、豚鼠、马铃薯从未传入墨西哥高地，以至于中美洲、北美洲唯一的家养哺乳动物就是狗。美国东部的向日葵从未传入中美洲，中美洲的火鸡也从未传到南美洲与美国东部。中美洲的玉米花了3000年、豆子花了4000年，才越过700英里的距离，从墨西哥的农地传到美国东部的农地。玉米传入美国东部后，经过700年才发展出适应北美洲气候的品种，带来密西西比河河谷的繁荣盛况。玉米、豆子、南瓜也许花了几千年才从中美洲传入美国西南部。

美洲的传播障碍不仅阻绝了农作物与牲畜的流通，对人类社会的其他方面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地中海东部发展出的字母，传播到了欧亚大陆所有的复杂社会中—从英格兰到印度尼西亚，只有东亚地区例外，那里是中国文字的势力范围。然而，新大陆唯一的文字（出现在中美洲）从未传入安第斯山区和美国东部的复杂社会，而这些是最有可能采借文字的美洲社会。中美洲为玩具发明的轮子，从未得到机会和安第斯山区驯化的骆马合作，新大陆因此丧失了一种强有力的运输工具。在旧大陆，马其顿王国、罗马帝国由东至西都横亘3000英里，蒙古帝国则横亘6000英里；但是，中美洲的帝国和国家，与北边700英里外的美国东部酋邦，以及南边1200英里外安第斯地区的帝国和国家，根本没有政治关系，而且似乎都不知道彼此的存在。

综上。我们已经找出了三组终极因，可以说明欧洲人侵入美洲时为什么占尽了优势：

第一，人类早就在欧亚大陆上生活。

第二，欧亚大陆的食物生产效率高，原因在于可驯化的野生动植物资源，特别是动物资源比较丰富。

第三，欧亚大陆内部的地理、生态屏障没有那么难以逾越，不至于妨碍大陆内部的交流。

第四个终极因的臆测成分要高一些，是从一些美洲土著“没有发明”的东西推测出来的。

他们为何没有发明那些东西令人不解：安第斯山区的复杂社会没有发明文字与轮子，而中美洲的复杂社会发明了文字与轮子，事实上这些社会历史同样久远；中美洲发明了轮子，却只用在玩具上，而且后来还失传了——难道他们想不到手推车（中国就有）的用途吗？

这些令人不解的谜，让人想起与世隔绝的小型社会里同样的事例——该发明的没有发明；发明了的，又没有善用，以至于失传。塔斯马尼亚岛、澳大利亚、日本、波利尼西亚诸岛，还有美洲北极地区，都有同样令人不解的事例。论面积，美洲约为欧亚大陆的76%，我们当然不能说美洲是个小地方；论人口，1492年美洲的人口与欧洲大陆的比较起来也不显寒碜。但是我们已经讨论过，美洲因为地理、生态屏障的切割，已分裂成许多“孤岛”，社会之间的联系极少。

也许，美洲文字与轮子的历史，反映的是真正岛屿社会的规律。只是美洲社会的隔绝程度，没有真正的岛屿社会那么极端。（作者丨贾雷德·戴蒙德）（来源：腾讯新闻）

本文节选自《枪炮、病菌与钢铁》，[美]贾雷德·戴蒙德著，王道还、廖月娟翻译。中信出版集团2022年出版。已获出版方授权。原文较长，有删节。大小标题系编辑所拟。

作者简介：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院生理学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国家科学院院士，美国哲学学会会员。代表作有《枪炮、病菌与钢铁》《剧变：人类社会与国家危机的转折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