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喷子”们，为什么骂李鸿章是出卖国家利益的“奸臣”？

清末中国政治变化剧烈，各种思想激荡，国家内忧外患。一些翰林、御史、言官，号称“清流”（类似于现在的喷子），他们崇尚理学，以维护名教为己任，好气节，薄功利，重人品，轻才能。面对中国落伍于世界，遭遇外族入侵，国内矛盾重重，民变此起彼伏，他们提不出改善社会、实现国家独立富强的办法，依然执着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纲常礼教，匍匐在君主的威严之下，固执于夷夏之防，义利之辨，对李鸿章兴办洋务带给中国社会的进步，视而不见。

甲午战争后，清流派猛烈的抨击李鸿章

一批以翁同和、李鸿藻等为首的清流固然对李鸿章所倡导的洋务不以为然，更对李鸿章所主导的外交提出了批评。特别在甲午海战以后，九卿科道纷纷上疏参勃李鸿章，尤其那些清流名士对李鸿章抨击更甚。

文化名流胡思敬也说李鸿章是个“献媚宫闲”“固宠求荣”“多藉言利”善迎合的奸臣。在他眼里李鸿章成为一个媚主固宠的势利小人。

庚子事变后，清流们集体哑火

庚子事变后，士林对李鸿章的态度发生转变，他们给予李鸿章很高的评价。

曾经激烈抨击李鸿章的朝臣们集体哑火了，但在朝堂之外，李鸿章依然是文人们热烈谈论的对象。如胡思敬曾在庚子事变前骂李鸿章是个“奸臣”，但在吟咏庚子时事时却言“还朝贼几伤裴度，免胃人皆望叶公。留得中兴元老在，一生功过在和戎。”

史官范当世写给李鸿章的挽联是“国史遇大臣功罪是非，向无论断，有吾皇褒忠一字，传律内诸夏外四夷知之。”李鸿章是非功罪难以论断，范当世应和了朝廷对李鸿章的评价。朱孔彰评李鸿章“迹其甸匆如畏之心，毕生敬事曾文正，而学有所本原，初平发捻，威震华夏，后乃屈心抑志，忍尤壤垢以济时艰，可谓难矣。呜呼可谓忠矣。”

无论“功臣”还是“大臣”都是传统政治伦理中对臣子的评价，没有摆脱君臣观念的束缚。李鸿章作为一个施政者在面对现实的社会问题时，所采用的实用手段和洋务理念冲突。正是这种上升到政治层面的义利观念的冲突，导致了对李鸿章人品和政治品性的颇多非议。但总体而言，李鸿章作为“忠臣”的形象是被认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