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为何秘密建储？既然是秘密，为何又告诉2个人？看完才知高明

内阁大学士张廷玉在自撰年谱里，流露出对雍正病入膏肓的不解和惊骇。

雍正十三年（1735）八月二十二日晚二更时分，劳累了一天的张廷玉刚刚躺下，就接到急诏命见圣驾。他赶紧穿上衣服，一路小跑来到圆明园西南门。

三四位内侍已经等候多时，将他领入寝宫。张廷玉顿感“惊骇欲绝”：雍正已处弥留之际。

1、2天之内雍正何以猝死？

这位最受宠信的汉大臣不可能不吃惊。

雍正时年只有五十八岁，虽然说日已偏西，但也可勉强称得上春秋鼎盛。当月中旬，雍正身体健康，办公如常。十八日，主持召开御前会议，商议处理苗患事务；二十日，接见宁古塔一些中层将领。

张廷玉记载说：

“八月二十日，圣躬偶尔违和，犹听政如常，廷玉每日进见，未尝有间。”

也就是说，二十二日白天张廷玉还见过皇帝，当时雍正的病情并不严重，没想到福祸无常，晚上就严重恶化。

随从侍驾的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宝亲王弘历、和亲王弘昼、大学士额尔泰、公丰盛额、纳亲、户部侍郎海望先后赶到。众人给雍正问了安后，退到寝宫外石阶下等候。

此时已是初秋。

繁星流淌着晶莹的眼神，阵阵凉风带着花香入怀，清爽的圆明园注定今夜无眠。秋虫单调的叫声原本是散淡的催眠曲，如今却让臣子的心里增添了莫名的烦躁。

皇帝骤然病危的消息击断了江山的脊梁，把偌大一个帝国拖入惶恐的深潭，毫无思想准备的臣子们，一下子没有了主心骨。二十三日，子时，这位因权力交接饱受诟病的皇帝，没有留下只言片语，就离开了经历千辛万苦才争来的宝座。

从正史的记载看，雍正从身体染疾到驾崩，不过短短的两天时间。

然而究竟身患何病突然暴亡，不但张廷玉在自订年谱没有透露，修订于乾隆朝的《清世宗实录》也没有说明。

一个帝王之死居然成为一个谜，笼罩在历史的天空上。

这种反常的背后，说明了一个问题，要不是雍正死于非命，就是疾病见不得人。

雍正的离奇死亡，给世人留下了巨大的想象空间。

2、雍正死亡的谜底

关于雍正的死因，野史流传甚多。

最流行的说法是，吕留良案发后，其女吕四娘逃出，为替家人报仇，入深山习武，进宫刺杀了雍正。

还有一种说法，湖南卢某因谋逆被处死，其妻恰好工于技击，为替夫报仇，入畅春园杀雍正，然后自刎而亡。

这种类型的传说，很像今天的武侠小说，可能是因为雍正执政手段过于暴戾，民间无以出气，所以借助于以扶弱锄强的江湖梦，聊以精神自慰。这种精神胜利法，向来是国人的强项。

雍正年轻时好道家，对炼丹尤感兴趣，曾写了一首《烧丹》的诗，对“光芒冲斗耀，灵异卫龙蟠”的炼丹冶药工作，充满向往和迷恋。

而且，他本人喜欢食用丹药弥补元气，甚至将其作为礼品，赐给亲信大臣。雍正曾密令宠臣，给他推荐“修炼养生之人”。

死前，官里还养着一大帮子道士，替他编织万寿无疆的美梦。所以，有人据此说雍正死于丹药中毒。

近来还有学者认为，雍正是死于中风，只可惜这种说法也缺乏真凭实据。

无论哪种解释，都只是一种推测，没有过硬的材料给予支持。也许有朝一日打开雍正地宫，采用现代的科学手段进行检验，才可能揭开这段疑案。

但毋庸置疑的是，一个不到60岁的人突然暴亡，而且正史却不予解释，肯定是有着难与外人道的内幕。

一朝天子一朝臣。对于绝大多数帝国臣子来讲，只不过是死了一个老皇帝，他们更关心谁会成为新的主人，自己这张旧船票，是否能够登上新的客船。

谁会成为新的天子呢？在一片哭号声中，只有两个人知道确切的答案。

3、藏了十三年的“秘密”

弘历和弘昼心如乱麻，号啕与泪水掩盖不住内心的躁乱与渴望。斯人已逝，余温尚存。

当务之急并不是哭鼻子，在这个不眠之夜，谁成为大清帝国新一代当家人，才是最大的政治。然而帝国以孝御道，心里就算被猫爪子挠碎了，也不能流露出欲望的眼神。

他们只能借助于啼哭和眼泪，排解和遮掩内心的忐忑不安。

在驾崩前，雍正并没有谈及接班人问题。因为十三年前，他就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在他看来，一切将按照自己的既定方针办理，隐藏在“正大光明”匾后的秘密，将掀开大清帝国新的一页。

张廷玉擦了擦眼泪，对王公大臣说：

“（皇上）因传位大事，亲书密旨，曾示我二人（另为鄂尔泰），外此无有知者。此旨收藏于官中，应急请出，以正大统。”

张氏所说的密旨传位，是本朝新创立的交接班制度。十三年前，雍正将接班人的名字写在传位诏书上，偷偷藏在了乾清官里，借此成为历史上第一个秘密立储的帝王。

在选择继承人时，雍正采取偷鸡摸狗的方式，纯属不得已而为之。

4、雍正秘密建储的高明之处

雍正元年（1723)八月十七日巳时（上午9一11点)，朝廷在乾清宫西暖阁召开御前会议，主要议题是设立储君。

当时，除了夭亡的弘晖、弘盼、弘昀外，雍正尚有四个儿子，分别是二十岁的弘时，十三岁的弘历、弘昼，以及三岁的弘慧。

雍正说：

“今朕诸子尚幼，建储一事，必须详慎，此时安可举行？”

既然不可举行，为什么又要立储呢？

雍正解释说：

“然圣祖既将大事托付于朕，朕身为宗社之主不得不预为之计。””先皇父给了我大好河山，作为一家之主，我不能将它败在手里，必须考虑怎么传下去啊。

雍正的说辞，只不过是一种冠冕堂皇的官方语言。

他初登大宝就急于设立太子，并不是一时仓促冒失之举，而是一种深谋远虑的政治考量。雍正都四十五岁了，已经过了少年轻狂的年龄。而且多年韬光养晦，练就了“三思而后行”的脾性。雍正即位时，周围强敌环伺，允禩、允禵、允禟、允䄉都急欲取而代之。

雍正虽然使用分压打拉的政策，将这些政敌暂时安抚住，但他心里非常清楚，一不留神就会鸡飞蛋打。为了让这些政敌死了争权夺利的心，同时表明自己才是名正言顺的当家人，他必须及早选出太子，让大清的江山社稷，在自己这一脉继承下去。

然而，帝国时局未稳，雍正自身安危都难以保证，终其一朝，他不敢轻易踏出京城半步，就是担心背后打黑枪。

如果公开设立太子，不但会重演前朝血腥争斗的惨剧，而且还会成为政敌攻击的目标。而一旦太子的安危出了问题，到手的江山无异于拱手他人。

为防止意外情况发生，雍正决定采用秘密立储的办法，既让政敌们找不到攻击目标，也让皇子和大臣们摸不着头脑，避免朋党争利，于不经意间，实现皇位的正常交接。

雍正在御前会议上表示，他已将接班人的名字密封于匣内，藏于“正大光明”匾后面，以备不虞。秘密立储奉行的是猫腻哲学，在雍正的设想当中，只要不公开太子的名字，会让每个皇子都认为有希望，那么他们唯一的出路，就是紧跟在领导屁股后面，好好地表现自己。

而且即使随时根据个人表现更改名单，也不会如同康熙朝一样，引起朝野的震动，动摇国之根本。

雍正朝十三年的历史证明，雍正秘密立储心机没有白费，确实有效避免了因觊觎储位而相互戕害的惨剧。

5、张廷玉和鄂尔泰为何会知道雍正储君人选？

太子名单是国家最高机密，只掌握在雍正一个人手里，张廷玉和鄂尔泰怎么会知道？

张廷玉，安徽桐城人，康熙十一年（1672)生，出身官宦世家，父张英曾为大学士。张廷玉二十八岁中进士，随后入仕，康熙末年，任吏部侍郎兼翰林学士，雍正继位后很受重用，是允祥殒没后最受倚赖之人。

一个汉人能在官场食物链中，爬到坐享鱼熊的肱骨之臣的位置，肯定有其可以捉摸的地方。张廷玉的发迹，首先得益于文字水平高，这是个典型的秘书型人才。

中国是一个政治早熟的国家，律法规制复杂而完善，然而由于奉行人治之王政，而非法治之宪政，所以国家的运转更多地依赖于长官意志，其突出特征就是文件治国。在政治生活中，往往不是依靠成文的律法制度，而是文件、长官批示，维系社会治理和国家运转。上面的意见大于法，领导的指示高过律，这是文件治国的实质所在。

文件治国的核心是文字的整合和运用，中国的文字之所以博大精深，完全是因为其载道功能的发达。而文件治国的关键，则是有赖于大批职业化士人的培养与选拔。张廷玉就是职业化士人中的佼佼者。

一个秘书型人才，其突出的特点就是嘴巴严、腿脚勤、沟通能力强、文字水平高。一个人具备这些能力，如果再碰到好的机会，想不出头都难。

张廷玉身为大学士，职务众多，公务繁忙。然而他兢兢业业，从无怨言。雍正有时一天传他好几次，总是随叫随到。

白天汇报请示工作的属吏多达百余人，晚上回到家里，不辞辛苦：

“燃双烛以完本日未竟之事，并办次日应办之事，盛暑之夜亦必至二鼓始就寝，或从枕上思及某事某稿未妥，即批衣起，亲自改正，于黎明时付书记缮录以进”。

可以说是燃尽了自己，照亮了雍正。

雍正面谕朝臣时，往往随口发布旨意，皇帝一句顶一万句，记录人往往记不下来，即使记下来也都口语化，根本无法对外发布。雍正接见地方官员时，经常让他们给路过省份或本省的官员传话，这些地方官不是没听清，就是没记全，词不达意者甚多。

唯独张廷玉草拟的上谕，摸透了雍正的性格和爱好，特别对他的胃口。

自古以来，越是高层的行政机关，越是注重文件的表达和传输。可以说在行政中枢工作，主要就是通过起草文字，传达政令，收发消息，沟通情况，所以文笔优达的张廷玉，经常受到表彰和嘉奖，甚至连军机处的规章，都由他来拟就。

雍正曾说：

“（张廷玉）每年遵旨缮写上谕，悉能详达朕意，训示臣民，其功甚巨。”

在聊城圣旨博物馆，至今收藏着张廷玉所上的一份折子，满纸华丽而敦实的蝇头小楷，笔锋词义畅快淋漓，令人叹为观止。

张廷玉的嘴巴极严，他深知官场风波之恶，往往一言损己，一语丧家，从不乱嚼舌头根子，终身奉行沉默是金的法则，“万言万当，不如一默”，不张扬，不居功，踏踏实实做奴才，勤勤恳恳忙工作，领导很信任，同僚不排挤，下属没怨言，周围一团和气，做人做得很有水平，赢得了雍正、乾隆两代君王“器量纯全”、“勤慎赞襄”的崇誉。

有一次，雍正大惊小怪地说，朕连日来胳膊疼，你们知道吗？近侍们脸都绿了，忙问怎么回事。雍正说，张廷玉生病了，不是我的胳膊有毛病，又是什么！而雍正身体不适时，所传密旨都交由张廷玉承领。

他曾感慨地说，张氏乃是“彼时在朝臣中只此一人”，据此，可见其所受之信任。

张廷玉对雍正的忠心没有白费，辛勤的汗水换来了政治上的一路绿灯。

雍正元年，晋升礼部尚书；二年，调户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国史馆总裁，太子太保；三年，署大学士；四年，升文渊阁大学士，兼户部尚书；六年，调保和殿大学士，兼管吏部；七年，任军机大臣，加少保；八年，赐轻车都尉。

雍正八年（1730)，雍正大病一场。为防止意外，六月，召集弘历、弘昼、张廷玉、鄂尔泰等人，交代了一下身后事；九月，将新近书写的立储密诏给张廷玉看了。

雍正十年(1732)正月，再次将密诏给张廷玉、鄂尔泰看了，并明确表示：

“汝二人外，再无一人知之。”

为何将密诏要给鄂尔泰看？

鄂尔泰，康熙十九年(1680)生，字毅庵，姓西林觉罗氏，满洲镶蓝旗人。

先人投归努尔哈赤，为世管佐领。祖父图彦突官至户部郎中，父亲鄂拜为国子祭酒。

鄂尔泰6岁入学，攻读四书五经，8岁开始作文，练习书法，16岁应童子试，次年中秀才，19岁补廪膳生，20岁中举，即进入仕途，21岁袭佐领世职，充任侍卫。此后官场得意，到康熙五十五年(1716)37岁时，才出任内务府员外郎。

鄂尔泰官运的转机是在雍正帝继位之时。

雍正元年(1723)正月，他被任命为云南乡试副主考。五月，被越级提升为江苏布政使，成为地方大员。雍正三年(1725)又晋升为广西巡抚。在赴任途中，雍正帝觉得他仍可大用，改封为云南巡抚，署理云贵总督事，而名义上的云贵总督杨名时却只管理云南巡抚事。所以，鄂尔泰在西南开始官职虽为巡抚，而实际上行使着总督的职权。

雍正四年(1726)十月，鄂尔泰获得总督实职，加兵部尚书衔。六年(1728)出任云贵广西总督，次年得少保加衔。十年(1732)内召至京，任保和殿大学士，居内阁首辅地位，又以改土归流之功晋封伯爵。

同年，因清政府在西北两路用兵，鄂尔泰出任三边经略，赴陕甘前线督师，数月后回京复命。十三年(1735)贵州改土归流地区土民叛乱，雍正帝以其对此经理不善，削伯爵，但对他信任如故。

雍正将密诏一式两份，一份收藏在圆明园内，一份放在乾清宫中。之所以要告诉张廷玉和鄂尔泰，雍正此举的意图很明显，万一自己有不测风云，掌握国家最高机密的张廷玉和鄂尔泰，就会成为白帝托孤的重臣。

雍正驾崩前，在遗嘱里安排张廷玉、鄂尔泰等人辅政，并明令二人百年之后配享太庙。

短短几年间，张廷玉靠着勤恳任事的“老实人”精神，由一个汉族知识分子，成为位极人臣的宰枢之才，并达到了臣子所能享受的最高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