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位3天，道光就敢班子“大换血”？理由奇葩：乾隆出生在哪里？

如果说道光的上台，是因为伪造了传位密诏，为什么没有人提出疑问来，而且禧恩等人一致推举，钮祜禄氏没有表示反对？

一个根本原因就是，道光不仅是嘉庆的长子，而且是唯一的嫡子。

1、嫡长子的风评

嘉庆先后册封过两个皇后，分别是喜塔拉氏和钮祜禄氏。

嘉庆驾崩时有四个儿子健在，按虚岁计算分别是三十八岁的次子绵宁，二十六岁的三子绵恺，十六岁的四子绵忻，七岁的五子绵愉。

其中，绵宁为喜塔拉氏所生，是嘉庆的唯一嫡子，由于长子未命名即夭折，他也可以说是长子。

在伪造传位密诏时，之所以将时间限定在嘉庆四年四月，是因为当时绵宁十七岁，而绵恺才五岁，绵宁又是嫡子，可以说是嘉庆的唯一选择。

而且乾隆刚刚驾崩，在此之前，嘉庆不可能设立储君。

绵宁从小就很优秀。

和嘉庆一样，他六岁时就：

“入尚书房，受诵经史。稍长，即于讲肆之暇，留意篇章，积累岁时，渐成卷帙，非欲雕琢曼词，盖陶冶性情，典学不废，借以自励而已”。

绵宁对自己的评价，虽然谦虚里透着得意，却自满得并不过分。

史书评价他：

“幼好学，从编修秦承业、检讨万承风先后受读。又与礼部右侍郎汪廷珍、翰林侍读学士徐颋朝夕讲论。”

绵宁不仅学业优秀，品质也超过其他皇子。乾隆五十六年（1791)，绵宁大大风光了一把。当年八月，乾隆到猎场打猎，十岁的绵宁一箭撂倒了一只鹿。

乾隆非常高兴，仿佛看到了自己年轻时的影子，“赐黄马褂、花翎”，并挥毫写下了一首七律，“老我策骢尚武服，幼孙中鹿赐花翎”，以示奖掖和垂怜。

嘉庆十八年(1813)，绵宁的表现让举朝赞叹。当年九月，绵宁本来随嘉庆木兰秋狩，因闻河南滑县民变，提前返京。十五日，天理教徒在大兴人林清指挥下，趁嘉庆外出在京城作乱。

由于警备松懈，教徒攻进皇宫，“入内右门，至养心殿南，欲北窜”。当时，皇宫一片混乱。绵宁听到动乱的消息后，亲自提枪“毙二贼，余贼溃散，乱始平”。

嘉庆对绵宁处乱不惊，调度有方，感到意外和惊喜，不但封他为智亲王，还封其所拿之枪为“威烈”。

同时，嘉庆谕内阁说：“（绵宁）忠孝兼备，岂容稍靳恩施。”

绵宁表现得很谦虚，他说：“事在仓促，又无御贼之人，势不由己，事后愈思愈恐。”

这种英勇御敌和谦和不骄的作风，赢得了嘉庆和朝野上下的一致好评。

2、道光的“记录”

相形之下，其他皇子的表现就平平了。

皇三子绵恺从小就不爱学习，而且体质又很弱，骑射之技更不精通，嘉庆很不喜欢他。相反，一母同胞的皇四子绵忻，倒是因为聪明伶俐，学业优秀，很受父皇疼爱。嘉庆六十大寿之际，封绵忻为瑞亲王，大他十三岁的绵恺，却只得了个郡王封号。

臣子一致推举绵宁做接班人，而他在承德矫诏当上皇帝，并没有引起什么人反对，并不在于上面所说的他有多么优秀，根本原因还在于他是嘉庆的嫡子。

近不近，骨肉论；亲不亲，血缘分。

中国的皇权政治，实质上是基于血缘衍生的家族政治。决定一个人政治地位高低的，往往不在于能力和业绩，而在于出身。只要出身好，即使是个傻子，也能坐上龙椅。

所以，历来出身卑贱的人起事时，总恨不得把有德能的前贤，从坟墓里刨出来当亲爹。刘备打天下时，总强调自己是中山靖王之后；朱元璋当了皇帝，硬说朱熹是他的祖宗，原因就在这里。

因此，当嘉庆驾崩时，绵宁年龄居长，又是嫡子，威望很高，这个皇帝本来就是他的。

在这种情况下，伪造传位密诏看似是上了保险，其实是多此一举。除了让后人怀疑他即位的合法性，似乎不会带来多少好处。

不过，绵宁的上台倒是创纪录的，他是清朝历史上唯一一个以嫡子身份入主大内的皇帝。

3、刚上台就班子“大换血”

道光第一任内阁班子的垮台，看似是投机者告密引起的，事实上事情远没有这样简单。

九月初七，登基仅10天的道光，向内阁班子动了手。当时的内阁，是嘉庆朝的老班底，由四位大臣组成，东阁大学士托津任首席，文渊阁大学士戴均元、户部尚书卢荫溥居次末，户部侍郎文孚在军机处行走，是个实习生。

当天，他责令托津、戴均元退出军机处，卢荫溥、文孚留任，四人均交刑部议罪。第三天，革去托津、戴均元军机大臣之职，连降四级，去编写大行皇帝实录。卢荫溥、文孚连降五级留任。

同时，命大学士曹振镛、礼部尚书黄钺、户部尚书英和在军机行走。不久，卢荫溥也被调离军机处。

短短三天之内，内阁班子被清洗一空，只有一个实习生文孚免遭罢黜。

虽然说老班子会有新问题，新天子喜欢新朝臣，但如此不讲忌讳地对前朝老臣下手，在大清帝国的历史上尚属首次。

道光动手的起因，来自九月初六和曹振镛的一次召对。

据《清史稿·曹振镛传》记载：

曹振镛，字俪笙，安徽歙县人，尚书曹文埴（zhí）之子，乾隆四十六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大考三等，高宗以振镛大臣子，才可用，特擢侍讲。累迁侍读学士。嘉庆三年，大考二等，迁少詹事。父忧归，服阕，授通政使。历内阁学士，工部、吏部侍郎。十一年，擢工部尚书。高宗实录成，加太子少保。调户部，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十八年，调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寻拜体仁阁大学士，管理工部，晋太子太保。

嘉庆驾崩时，曹振镛虽然管理工部，但只是一个大学士。

当时，大学士虽为文臣最高官位，非翰林出身一般不授此官，但仅仅是一种待遇，要想获得实权，必须进入军机处。只有进了军机处，才算是宰丞，称得上中堂。

曹振镛盯着军机处的位子，眼睛早就绿了很长时间了。嘉庆二十五年，他已经是六十六岁的老人，土都埋到脖子了。如果不能抓住机会入主军机，这个梦只能带进坟墓里。

当时的四位军机大臣，除了托津七十五岁，比曹振镛年龄大外，戴均元六十六岁，卢荫溥六十一岁，文孚不到六十岁。如果采用正常的替补，绝对轮不到他曹振镛。

曹振镛搞了几十年的政治，明白一朝天子一朝臣的道理，他知道这几个人的位置，并非牢不可破，关键是要有合适的理由。

4、班子“大换血”借口——乾隆出生地之争

其实，托津、戴均元比他更明白。嘉庆一死，他们的屁股就发凉。伪造传位密诏，正是为了留住自己的人气。在一个位置上风光了多年，一旦离开，那种空荡荡的感觉，比死还难受。

道光从承德回来以后，托津等人以顾命大臣自居，尾巴翘得老高，让曹振镛的心越来越凉。正当他心灰意冷之际，一位老部下找上门来。

此人名叫刘凤诰，是翰林院编修，曹振镛任翰林院掌院学士时的嫡系。

刘凤诰仔细看过由军机大臣起草的嘉庆遗诏后，发现了一个常识性错误。他把这个错误告诉了曹振镛。

今天，已经无法确认刘凤诰此举的目的，是出于一种政治投机，还是当成小道消息随口说说。

但可以确定的是，就是这个错误，引爆了道光初政时的大换班事件。

九月初六，曹振镛面见道光。他说，遗诏中有一个重大错误，这个错误不但有辱先祖，而且有损国体。道光急忙问是什么错误。

曹振镛说，《清高宗实录》明明记载高宗（即乾隆）生于雍和宫，遗诏却以嘉庆帝的口吻，说“我先皇即降生于避暑山庄，予复何憾”，实录与遗诏相互矛盾，这不是侮辱高宗吗？曹振镛还强调说，这样一个事实，“昭昭甚明，岂容另有异说”？

道光很生气，立即召托津等人责问。

托津等解释说，我们并没有搞错。高宗出生于避署山庄之说，不是我们肆意捏造的，而是来自《嘉庆帝御制诗文初集》注释。在诗文的注解中，先皇确认高宗生于“山庄都福之庭”。

关于乾隆的出生之地，是历史上的一段公案，自乾隆初年就存在争议，至今仍没有非常确切的说法。清朝历代皇帝的实录，专供后代帝王参阅，一般臣子无权翻看。按道理说，嘉庆帝的御制诗文及注释，都是由本人校阅的，而嘉庆遗诏也是由道光校阅的，他们都没有发现其中的错误。

如果说追究错误的责任，板子应该打到嘉庆和道光屁股上，而不能推到没有看过实录的托津等人身上。

曹振镛之所以能指出其中的矛盾，是因为他参加过《清高宗实录》的编撰工作。而刘凤诰之所以能看出托津等人的错讹，是因为关于乾隆出生地的争论，早已经不是秘密。然而，道光并没有打算听他们的解释，“宣宗怒，谴罢枢臣”。不仅如此，他“寻命振镛为军机大臣”，位列首席。

曹振镛利用信息知情权，来个鸡蛋里挑骨头，本想在风烛残年之际碰碰运气，万万没有料到，他不但踹掉了内阁班子，而且还成为首辅，高兴得差点尿了裤子。

事实上，大换班事件绝对不是曹振镛所想象的那么简单。

伪造传位密诏一事，是道光内心无法抹去的阴影。他虽然顺利登上了宝座，却留下了阴谋矫诏的嫌疑，这种道德污点是道光无法承受的。更严重的是，托津等人是原来的老班子，此次因拥立之功以顾命大臣自居，很可能会成为道光新政的掣肘力量。

纵观道光的一生，大清帝国在西方列强的打击下日薄西山，然而这并不是他的过错，任谁也阻挡不了历史的车轮，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一个很有作为尤其善于整顿吏治的皇帝。

道光继位虽然不光彩，然而这只是权力的阴暗属性，并不影响对一个帝王的评价。

总结说来，道光初年的大换班，搞错了乾隆的出生地只是一个借口，其真实的目的无非两个，一是彻底换掉原来的班子，为实施自己的政纲扫除障碍；二是洗不掉“兔死狗烹”的色彩，他这样做也是为防止功勋集团坐大。

5、名不副实的“文正”

这里有必要再说一说曹振镛。因为这个当了15年首辅的庸吏，与道光一朝风气不振有极大关联。

史料说，“宣宗治尚恭俭，振镛小心谨慎，一守文法，最被倚任”。

也就是说，道光治理国家喜欢节俭低调，而曹振镛则藏起自己的尾巴，处处逢迎。关于道光的节俭，有很多今天看来都不可思议的记载。

道光规定，“宫中用膳，每日不得超过四碗”；皇后过生日，道光皇帝用打卤面在宫中招待臣下；他甚至成为皇帝中唯一一个穿带补丁裤子的人。

道光时代，最走红的就是曹振镛。

道光三年，赐宴十五老臣，振镛年龄居末，特命与宴绘像。四年，充上书房总师傅。六年，入直南书房。七年，回疆平，晋太子太师。八年，张格尔就擒，晋太傅，赐紫缰，图形紫光阁，列功臣中。振镛具疏固辞，诏凡军机大臣别绘一图，以遂让功之心，而彰辅弼之效。

御制赞曰：

“亲政之始，先进正人。密勿之地，心腹之臣。问学渊博，献替精醇。克勤克慎，首掌丝纶。”亲书以赐之。曹振镛死后，道光十分伤心，说：“大学士曹振镛，人品端方。自授军机大臣以来，靖恭正直，历久不渝。凡所陈奏，务得大体…揆诸谥法，足以当‘正’字而无愧。其予谥‘文正"。”

文正是清代臣子中的最高谥号，获得这一称呼的，不过刘统勋、曾国藩等三四个人。

曹振镛无论是品德还是才能，其实并没有什么过人之处，但是他做官有自己的秘诀。

曹文正公晚年恩遇日隆，声名俱泰。门生某请其故，曹曰：“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

在处理政务上，曹振镛也有自己的小聪明，那就是处处替道光打算。

道光登基不久，逢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他想励精图治，可精力又跟不上，这么多奏章不看吧，又怕被臣子哄骗，看吧又力不从心。

曹振镛看透了皇上的心思，建议他采取抽查的办法：

“皇上几暇，但抽阅数本，见有点画谬误者，用朱笔抹出。发出后，臣下传观，知已览所及，细微不遗，自不敢怠忽从事矣。”

道光采用了这个主意，果然事半功倍。

曾有史家评论说，曹振镛猥琐无能，养成了道光一朝推诿扯皮的政治风气，所以他实际上是道光帝的罪人。在他所养成的风气下，官吏以不负责任之圆滑弥缝为做官之能事，不但有用的人才因之而消磨殆尽，国事亦因之而不堪闻问。

但是，这样一个人物却培养出了一个好学生：林则徐。这是一件幸事，也未尝不是一种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