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教育就是拼爹，92年后才发现，梁启超是中国最牛的爹

梁启超，自称“南海圣人”，曾受先生康有为的教诲，与之一同参与“公车上书”、“戊戌变法”等历史事件，却在之后走上了一条鱼老师截然相反的道路。

他的政治立场多次变化，曾经自称：“要以今天的我杀死昨天的我”，因此在历史上对他的评价充满两极分化。他在学术领域的研究也同样多变，与近代许多文人都有交锋。

梁启超少年得志，以举人的身份拜秀才康有为为师，当戊戌变法失败后又与革命党人交好，却又很快回到改良派，对孙中山、章太炎等革命党口诛笔伐，他还为袁世凯摇旗呐喊，却最终选择反袁。

就这样一个看似墙头草样的人物，在中国历史上却偏偏占领着他人无法撼动的一席之地，而他教育出来的儿女也成为了新中国建设不可或缺的人才。

寻求革命的一生

九岁时，梁启超便踏上了考取秀才的道路，而他考中秀才的年龄是十一岁。在他十六岁时又考上了举人，这场考试的主考官李瑞棻是当时知名的改革派官僚，他对梁启超非常欣赏，并将自己的妹妹许配给她。

回到广州后，进入万木草堂拜康有为为师，以自身的才学和名气成为康门中的二号人物。公车上书后，二人在北京创建强学会，之后又在上海创办《时务报》，而梁启超则是该报的主编撰。

1897年，梁启超前往武汉拜见了张之洞，张之洞特意打开了武昌城的中门迎接他，两人一直聊到二更才告别。这一年，梁启超担任了时务学堂的总教习，他的学生中就有日后护国战争的领袖蔡锷将军。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在这里他开始对改革派的道路产生质疑，与此同时章太炎、孙中山等革命党也在日本活动，久而久之梁启超的思想迅速转向了革命，而他与老师康有为的关系也从此渐行渐远。

可他与革命派的间隙也逐渐显现，他认为清政府之所以没有立宪，完全是清政府对人民的诉求熟视无睹，只要人民呼声高亢就能逼迫清政府自发革命。

这与孙中山等人的理念完全不同，梁启超又转头支持清政府的“立宪”工作，奈何大清的寿命也走到头了

辛亥革命后，梁启超又转而支持“开明君主制”，围绕在袁世凯左右，希望在袁世凯强有力的领导下带领中国走向强大。可当袁世凯废除国会后，梁启超又公开予以批评，并与蔡锷在天津谋划起兵反对袁世凯称帝。

待袁世凯死后梁启超仅仅做了几个月的财政部长职位便被北洋政府彻底踢开，黯然下台，从此退出政坛，完全从事学术研究。

立学做人

早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就在日本阅读了大量历史书籍，并写了一系列史学文章，如《新史学》等，今天我们熟知的“中华民族”这一观念，就是梁启超所创立的。

除此之外，梁启超在文学、历史、经济、司法、传媒、教育等等领域都有涉及，民国时期的胡适、刘师培等人对其的学术理论都非常折服，甚至少年时毛泽东读到的第一份报纸也是梁启超所创办主编的。

对于自己的学生梁启超也丝毫不留情面地进行批评，曾经在公开场合就曾批评徐志摩说他人性浮躁，在学问方面的成就寥寥无几，为人用情不专一，离婚再娶再离，希望他无论做人还是做学问都要踏踏实实。

其实梁启超并非冷酷无情之人，而是对学生人格上的修养更为看重。

在梁启超看来，青年为感情冲动不能节制，乃是自己做下的陷阱，可痛可怜，希望无论是自己的学生还是孩子都应该对自己所作所为负起责任，可惜他批评的对象徐志摩并没有如愿，最终落得个“民国第一渣男的骂名”。

教育立人

相比于徐志摩婚姻上教育的失败，梁启超在子女婚姻的教育上却相当成功，梁思成和林徽因的结合就是最好的例子。

林徽因是梁启超好友林长民之女，梁启超先是留心观察，看定后介绍给儿子，最后由他们二人自己去决定，给予对方极大的尊重。

梁启超的长女梁思顺和周思哲的结合也是由梁启超自由恋爱的观念促成的，这种方法既保证了婚姻自由，又能考虑到双方的家庭因素。

在梁思成与林徽因结婚前，梁启超考虑到林长民信奉基督教，于是建议二人先在教堂举行一次婚礼，次日再采用中式的方法向两家祖宗以及父母行跪拜仪式。

并且梁启超认为二人的婚礼也不必特意回国而影响学业，也希望二人不要因为新婚而对心理和生理上产生波动。

儿女之所以能够虚心纳言，正因为梁启超本人能够以身作则，在生活中处处磨练自己，生活、修养、教育三者融合，这就是梁启超的教育之道。

除在婚姻之外，梁启超对子女的学业爱好也投入了非常多的关注，他的儿子梁思成、梁思永都是新中国中央科学研究院的院士。

两人一个主修建筑学，一个主修考古学，早在二人少年时梁启超就曾教导说这两门学科是我们中国最欠缺人才的学科，你们要去打下这片天地来。

而他最小的儿子梁思礼最后也成为了新中国火箭事业上的专业人士，梁启超的教育就是为子女做好榜样，投入更多的精力。

再早一些流亡日本期间，面对自己几个尚在幼年时期的儿女，他没有抱怨自己的祖国，没有埋怨自己无家可归的生活。

他时常教导自己的孩子，祖国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也背井离乡，但我们依然要奋发图强。

后来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后，梁启超携家眷回到祖国，居住在天津意大利租借的“饮冰室”中，在此期间他的第三子梁思忠接触到诸多的革命文化，对政治展现出极大地热情。

年满二十岁之时，梁思忠就向父亲请愿暂缓学业南下参加国民政府主导的北伐战争，但被梁启超拒绝。之后在父亲的资助下出国深造，直到三十年代日寇侵华，梁思忠愤然回国，加入国军抗日。

1932年，梁思忠所在的第十九陆军与日军发生激烈交火，梁思忠奋勇当先，奈何在战斗中不慎饮用脏水，最终导致腹膜炎去世，年仅二十五岁。

正因为有梁启超这样的父亲，梁氏一门才涌现出梁思成、梁思永、梁思忠等等这些中华民族的脊梁，梁启超用自己的学识与经历滋养了他的儿女，而他的九个孩子也用自己的行动撑起了父亲昔日口中的“中华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