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莉娅娜·法拉奇：最撕心裂肺的痛苦，也好过一片虚无

奥莉娅娜·法拉奇（Oriana Fallaci），有“世界第一女记者”之称。她那无可替代的经历，“咄咄逼人”的提问技术，以及质朴而神秘的人物形象，足以使她成为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记者之一。

在风云变幻的20世纪，她做战地记者，也做人物记者，接受她专访的既有希区柯克、玛丽莲·梦露，也有邓小平、基辛格。

不过轮到她评价自己之时，有时却是“我是个慢吞吞、啰唆、总也不满意的写作者”。在与文字为生的人群中，或许唯有追求极致之人才可能有此“嘲讽”。

奥莉娅娜·法拉奇（Oriana Fallaci， 1929年6月29日-2006年9月14日），意大利作家、记者。

这位传奇人物的童年是不幸的。关于这段日子的记忆，她本人说的是“战争、恐惧、饥饿、苦难，与大人们并肩同敌人战斗的骄傲，以及由此造成的永远无法痊愈的伤痛”，她没有快乐，她贫困，她被束缚。她在《我不相信神话》（Solo Io Posso Scrivere la Mia Storia）中自述，她甚至似乎能想起出生时的细节：“取代了黑暗的刺眼灯光、刚接触空气时困难的呼吸、发现自己不再独自一人待在羊水中的惊讶，以及周围许许多多的陌生面孔。”童年对世界的感知决定了她对生命自由和战斗的向往。

晚年的法拉奇患上了癌症。她知道“未来没有多长了”，时间从她身上加速流走。她开始回忆人生，去思考“生命”这个命题。

《我不相信神话》，[意大利] 奥莉娅娜·法拉奇 著，陈波 译，新经典文化·南海出版公司，2023年5月。

“他”是入侵者

他想杀了我，而我也想杀了他。我之所以用“他”，是因为我无法将他当作物体或抽象之物对待。对于我来说，他是一个活物，一个来自于其他星球的生物，一个侵入我的身体并且想要摧毁它的入侵者。

在与他的斗争中，我主要用我的思想。

我总是开诚布公地与所有人谈论他。我这么做是为了打破他第一次入侵我的身体时我意识到的禁忌，当时，我的外科医生说：“给您一个建议吧，不要与任何人谈论您的病。”我十分震惊，也很受伤，连反驳他的气力都没有：“您在胡说什么？得癌症不是我的错，也不是耻辱！这又不是什么会传染的病，所以也完全不必难堪。”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我一直在思索外科医生说的那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然后我终于明白了。如果我告诉别人我得了癌症，他们看我的眼神就好像我得了曼佐尼笔下《约婚夫妇》中的瘟疫一样，或者好像我已经死了。他们恐惧、不安，带着近乎敌意的态度，有的人甚至会断绝与我的往来。我的意思是：他们会消失，当我想去找他们的时候，他们是不会让我如意的。就是在那时，我想到了“入侵者”这个词。

《约婚夫妇》同名改编电影（I promessi sposi，1922）剧照。

当我意识到我之所以感到不适，甚至遭受难以忍受的疼痛是因为得了癌症时，我正在将《印沙安拉》翻译，或者说重译成英语。我已经完成了法语译本的重译，因为之前的版本实在惨不忍睹。而现在我重译英语译本，是因为之前的版本居然比法语版还要糟糕。于是我陷入了苦闷的两难困境：放下翻译工作立刻去找医生，他肯定会跟我说：“女士，您必须明天一早就接受手术。”然后眼看着毫无耐心的出版商出版某个无能译者的糟糕翻译。或者先完成翻译的工作，然后再接受手术。经过一个漫长而烦闷的晚上，我选择了第二个方案。

手术之后，我立刻请求医生们让我看看他，我说：“把他带到这儿来，我要当面见见这个混蛋。”他们把他带来时我有点儿惊讶，一眼看去，他就像一颗石头小球，毫无恶意，甚至还有些讨人喜欢。但我并没有把他当作一个简单的石球看待，而是当作一条活生生的生命，一个侵入了我的身体，准备毁掉我的入侵者。几天之后，我从显微镜里再次看见了他。我发现了他擅长的，是在增殖细胞的同时一步步入侵人类的身体。这时我才明白自己有了一个要与之斗争的敌人。他想毁了我，我也想杀了他。

法拉奇年轻时工作照。

除了敌对的关系，我们之间还有挑衅，思想上的挑衅，因为我和他之间存在着一种无声的对话。当我点燃一支烟时，我觉得我在挑衅他，嘿，你这个丑陋的混蛋，看我喷你一脸烟。我们之间并不存在谁畏惧谁的关系。说这句话时我自己也很惊讶，因为恐惧自然是合情合理的，甚至还有益健康。然而发现他的存在时，我并没有感到恐惧。我只在手术之前恐惧，因为我担心医生们会切掉我身体的一部分。就像我在战争中恐惧会失去一条胳膊、一条腿，失去我的视力。

相比死亡，我更害怕自己变得残缺不全。有时我心怀昂扬的斗志，有时却十分悲伤，几乎想要放弃。比如奥黛丽·赫本去世的时候，我感觉糟透了，也许是因为我认识她，也许是因为我们年岁相仿，也可能是因为她多次接受手术的时间与我相近。这份悲伤持续了数日，但最终我克服了它。斗志以一种非常健康的方式回到了我的身边，我开始考虑写下一本书。

“健全的精神寓于脆弱的身体”

战地记者时期的法拉奇。

我并不打算再写一本关于我们、关于伊斯兰的书。中断前一部小说的写作让我焦虑不已，所以一开始我只是打算在《愤怒与骄傲》的跋中对此稍加叙述。然而后来将其写成独立作品的欲望逐渐占了上风，用一个更深入的话题丰富它的想法在我心中变成了一个必须履行的义务。于是《理性的力量》（La Forza della Ragione，2004）在我的手中诞生了。写这本书时，我就像个怀孕的女人，一心考虑、在乎的只有腹中的胎儿。是的，我感觉到那个入侵者已经在我的身体里苏醒。我一边写作一边止不住地咳嗽，严重的干咳，和几个月前带走我父亲的肺癌症状十分相像。

但我没有急匆匆前往波士顿，也没有去找纽约的医生，而是继续我的写作。如果我这么做，他们一定会告诉我癌症复发了，然后给我动手术。如果接受手术，我的“妊娠”过程便结束了，只能面对“流产”的结果。当时我就像一个要在自己和孩子的生命之间做出选择的女人。而我选择了后者。

但我的头脑依然十分清楚。对我来说，“健全的精神寓于健全的身体”这句格言变成了“健全的精神寓于脆弱的身体”。因为我像以前一样思考、写作、战斗，甚至比以前的状态还要好，仿佛我的思想已经完全独立于我的肉体之外，又像是肉体的极度虚弱使得思想日渐强大。这真是一个有趣的现象。

医生们应该研究一下，看看神经系统和疾病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类似竞争的关系，并提出这样的问题：人的大脑能够控制一群发了疯的细胞吗？人的精神能够抵抗、阻碍死亡并推迟它的到来吗？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我认为灵魂类似于一个化学式，并非一个随意的行为。也许这个化学式里包含某种抗体，它在拒绝身体被一群疯子般的细胞奴役时，也使得我对它们有了某种免疫力。

《从不妥协：法拉奇传》，[意]克里斯蒂娜·德·斯特凡诺 著，陈晗奕、魏然然 译，新星出版社，2014年8月。

总之，一切都无法让我屈服。它们不能阻止我继续工作，也不能阻止我为祖国战斗。工作、战斗，这两者对于我来说是同一件事，只要我还活着，就不会停下。我在二战的抵抗运动中经受锤炼，我的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高祖父母都曾为自由而不懈斗争。这并非夸张，这是事实。

老年，这是一个自由的阶段

老年是一生当中最美好的黄金时期。不是因为我们可以选择毫无顾虑地死去，而是因为这是一个自由的阶段。年轻时，我以为自己是自由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我担忧未来，也无可避免被周遭的人和事物影响着，我能做的无非顺从而已。顺从于父母、顺从于老师、顺从于我自十八岁起开始为其工作的各家报社的社长们……成人后，我以为自己是自由的，可情形依旧与我想象的不同。我仍然为将来忧心，被那些恶意的评论左右，畏惧自己的选择所带来的后果……然而如今我不怕了，恶意的评论不再能影响我，未来也不能使我忧心。可不是吗？曾经的未来转眼已是现在。那些虚妄的欲望、多余的野心、荒谬的幻想已然消散。我感到自由，前所未有的自由，完整、彻底的自由。

此外，老年是美好的，因为老了之后，我们就能明白那些青年，甚至成年时期都不明白的事情。随着经验、知识和阅历的积累，一切都变得那么清楚，或者至少清楚许多。有的人将此称作“智慧”。至于我是否可被归为“智者”，我并不知道。有时我觉得自己并非此类人。但我知道，由于那些经验、知识和阅历，我的头脑确实比之前好用了许多，就像经年发酵的红酒……

就好像我四肢、肺部的能量都转移到了我的脑袋里。这让我十分愉悦，甚至产生了从未有过的想法：“我想回到过去，我想一切都重新来过。”但我知道坚持不了多久了，我又不住感叹：“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上帝啊，太浪费了。偏偏这个时候死去，死亡是件奢侈的事啊。”

报道法拉奇逝世的报纸版面。报道刊印照片为1963年的法拉奇。

当我回顾过去时，我从不为了已经失去的年轻岁月而哀叹，而是为那些我不曾做过的事、不曾拥有的体验而惋惜。当我望向未来时，我不害怕随着年龄增长而将面对的身体的衰弱。如果说有害怕，也是害怕身体不曾衰弱，因为若想永不衰老，就意味着我们将在年轻时死去。

我还记得祖父说过类似的话：一九四○年战争刚刚爆发，我的祖父，我父亲的父亲，已经很老了。他在佛罗伦萨的托赛利街准备登上一辆有轨电车，和所有的老年人一样，这要花费不少工夫，上车的台阶对于他们来说那么高，所以可怜的祖父只能一点一点向上挪……他身后跟着一群也想上车的坏小子：“赶紧，赶紧上去。快点儿啊，该死的老头儿！”祖父转过身……我和那帮坏小子们跟在他的身后，双手正抓着台阶的扶手……“说得没错，老头子确实该死了，愿上帝保佑不会让你变老！”

死亡这件事，“毫无道理”

我从未理解过死亡。有些人宣称死亡是正常的、符合逻辑的，因为一切都会走向终结，那么我也一样。

我也未曾理解过这些人。在我的心中，死亡从来都是一件毫无道理、毫无逻辑的事。从出生的那一刻起，我们就不该死去。还有一些人我也无法理解，他们说：事实上，你并不会死，你只是变成了别的东西，也许是一丛青草、一口空气、一汪清泉。那么你将滋养一条鱼、一只鸟甚至是一个人，然后你会通过他们接着活下去。我不明白，因为对于我来说，活着意味着活在同样的躯体里，活在同样的思维中。如若不然，变成火星人、金星人或是仙女座的人又有什么区别呢？那些被称为胳膊、腿、手指的东西丑吗？我又何必在乎它们长得丑呢？它们是我唯一熟识的、唯一拥有的，除此之外我别无所求。我就要这双胳膊、这双腿、这些手指，我就要这个世界！有人说这世界无非牢笼？行，随你们怎么理解。反正我在这个牢笼中很自在，它那么温暖，就像在母体中，那是我温暖的摇篮……

但你不可能永远待在母体里，否则不仅你会死在里面，它也无法存活。所以你只能在里面待到成型，然后它便会使劲把你吐出来，吐到一个你无法想象的世界。也许你根本不想见到这个世界，因为你觉得蜷缩在那个温暖的地方很舒适，不必忧心吃喝、不必忧心有无入眠之所，母亲会帮你做好一切。她的血肉牢牢地保护着你，胜于任何盔甲，胜于围绕着地球的大气层，帮你抵御各种危险和一颗颗迎面而来的陨石。

对镜拍摄的法拉奇。

然而你终将被迫离开那里，变成你无法想象的形态，用一种完全不同，格外辛苦的方式为生计奔波。这种强迫性的改变并不过分，也绝非残忍：这是让生命得以延续的唯一方式。地球得以延续的唯一方式就是把你吐出来，吐向空中，吐到大气层的另一边，吐到一个你无法想象的世界。而不久之后，那个世界会以同样的方式，再把你吐向另一个地方……

我并不惧怕死亡。它对我来说再熟悉不过。当我还是个孩子，在二战纷飞的炮火中奔跑，跨过那些未能来得及跑远的人的尸体时，我就知道什么是死亡。我了解它，因为我在许多地方，以许多种方式与它擦肩而过。比如在墨西哥，世人皆知当时在我身上发生了些什么。比如在越南、柬埔寨、孟加拉、约旦、黎巴嫩，我身为战地记者，总是身陷于武装冲突之类的危险境地。还有当他们杀死阿莱科斯·帕纳古利斯时，当癌症相继带走我的母亲、父亲、妹妹奈拉和伯伯布鲁诺时。直至今日，由于我正忍受的疾病和那些认为我有罪，甚至将我妖魔化的人，我又一次感受到了死亡。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我想说的是，因为一再经历死亡，感受它发生在我周围甚至是我身上，我竟与它有了一种奇怪的亲密感。所以，死亡并不能让我惧怕。

也许你们更应该问我：死亡会让你感到遗憾吗？那么我会回答，是的，非常遗憾。因为即使境遇再糟糕，生命也是美好的：太阳是美好的，绿草是美好的，蓝天也是美好的。还有美味的食物、香甜的饮料、甜蜜的吻……

所以我不会因为任何理由选择流产，任何理由！想象一下，当我还是一个几毫米的胚胎时，有人跟我说：“嘿，奥莉娅娜，如果你生下来，长成一个小孩，你会挨饿，还会在六岁的时候死于毛特豪森集中营的焚化炉里，那么你还愿意出生吗？”我会回答：“是的，至少我能活六年。在这六年的时间里，我可以看见太阳、绿草、蓝天，感受生命，满足我的好奇心。”所有的一切，甚至最撕心裂肺的痛苦，也好过一片虚无。

青年时期的法拉奇。

带着尊严死去

那个入侵者又回来了，以一种再糟糕不过的方式。

我正在走向死亡。每一天，每一分钟。我得了癌症，肺部有一个肿瘤，肺动脉有一个，气管一个，食道一个，肝脏一个甚至两个，垂体一个。双眼的肿瘤已经让我的右眼完全失明，左眼的视力也只有原先的三分之一，看东西时雾蒙蒙一片。对了，结肠也许也有一个肿瘤。这种情况连纽约癌症医疗中心的医生们都未曾见过。他们到现在也没有弄明白为什么我的头脑依旧清楚，为什么我或多或少还能走两步，为什么我还活着。

通知我上周六磁共振检查结果的是法赫医生。他悲伤地挥动着手中的纸，看着我像《圣经》中罗得之妻一样一动不动，说道：“病情恶化得比我担心的还快。我们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我们现在已经被逼到墙角，无路可走了。”

我一直对尊严格外执着，我曾认为最重要的是活得有尊严，但现在我发现，有比活得有尊严更困难、更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带着尊严死去。对于我们来说，这才是真正的考验。

本文内容经出版方授权节选自《我不相信神话》一书，文中奥莉娅娜·法拉奇照片由出版方提供，摘编有删节，标题为摘编者所起，注释见原书。

原文作者/[意大利] 奥莉娅娜·法拉奇

摘编/罗东

导语部分校对/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