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年羹尧的结局，看什么是帝王之术！

康熙堪称史上最牛的帝王，六十年的帝王生涯，把他锤炼成为帝王之术的高手。

除鳌拜、撤三藩、收宝岛、用兵西北、清理亏空，张弛有度，术、势尽显。

这种帝王之术的是康熙在成长过程中逐渐积累的，一个8岁的孩子，才是小学一年级的年龄，能在战功赫赫、钩心斗角的朝堂之中杀将出来，这、这……太难了！

帝王之术其实就是“驭人”之术。

朝中那么多大臣，那么多皇亲国戚，那么多人心叵测，能够捋顺，太不容易了。

所以帝王之术主要是管人，管理能够办事的人。

康熙的帝王之术是他多年积累独创的经验。掌握了这套帝王之术管理庞大的朝廷就轻松多了。

雍正在继位前，就在康熙的有意栽培下，尽得康熙帝王之术的精华，并且在从政的十多年间，发挥得淋漓尽致。

从处理年羹尧一事，就能看出雍正的手段之高明。

康熙末年，诸子争位。

用了一辈子帝王之术的康熙，没想到会“晚节不保”。

不过康熙就是康熙，几个小儿还能反了不成，他略施小计，轻松化解。

自此不立皇储，等过世以后，从大殿后面的匾额中取出遗诏再宣布谁继承大位。

这一招实在是高，为了猜中这个“谜”底，众儿子虽然互相倾轧，可猜不透帝心，只能望“匾”兴叹。

这一政策的实施，应该是康熙智慧、帝王之术的精华。

雍正能在诸子争位中最后胜出，除了他本人尽得康熙真传之外，他自身也是善于玩弄权术，并且比康熙有过之而无不及。

帝王之术就是驭人之术。雍正上位前后主要是依靠了年羹尧、隆科多两位心腹干将的鼎力辅佐。

隆科多是康熙病危时唯一的顾命大臣，又以国舅之亲担任步军统领的要职，掌握着拱卫京城和畅春园的兵权。

这个位置的重要性，甚至能够左右继承人的更改与否。

因此，隆科多成了诸皇子争相巴结的香饽饽。

雍正即位的所谓康熙“遗诏”就是由他之口亲自传达宣布的。

他为雍正登基立下了头功，由此备受雍正的尊重。

年羹尧长期以来就是雍正的心腹。二月河在小说中说他是雍正府里的幕僚。

他多年担任四川、陕西总督，替西征大军办理后勤工作，并监视、牵制雍正最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与雍正一母同胞的十四阿哥胤禵（时任征西大将军）的有利位置。

在雍正争位夺权的斗争中，正是年羹尧的掣肘使得胤禵无法兴风作浪，束手认命。

就是因为像是老八胤禩、十四阿哥胤禵等人虽拉帮结派、结党营私，但是他们对帝王之术缺乏窥镜，没有自己一套完整的体系来支撑和运作，看上去人手众多，不过都是乌合之众，所以败下阵来。

雍正即位当年，年羹尧出任抚远大将军，并迅速平定了青藏地区和硕特部的叛乱。

这次军事胜利，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它给雍正拉分不少，巩固了雍正的地位。

年羹尧因此得到雍正皇帝的多次褒奖。

很显然，年羹尧、隆科多都是雍正核心集团的骨干，典型的“圈内人物”。

雍正登基、坐稳，与两人密不可分。

因此在即位之初，雍正对他们极尽恭维感激之能事，尽心笼络，恩宠无比。

帝王之术吗！哈哈，就是驭人！让人干事。

于是，雍正赞不绝口：“舅舅隆科多……此人真圣祖皇考忠臣，朕之功臣，国家良臣，真正当代第一超群拔类之希世大臣也。”

赞誉年羹尧：“从来君臣之寓合，私意相得者有之，但未必得如我二人之人耳……总之，我二人做个千古君臣知遇榜样，令天下后世钦慕流涎就是矣，朕实实心畅神怡，感天地神明赐佑之至！”

这肉麻的迷魂汤，一通灌下去，不由得使人飘飘然，感觉这天下就是我们“哥仨”的天下。

这甜言蜜语出自一个皇帝之口，实在闻所未闻。

其实，这正是雍正对功臣下手的前兆了。

隆科多、年羹尧还蒙在鼓里，雍正帝王之术与康熙的不同之处就是：嘴上说得稳，心里拿得准，下手必须狠。

溢美之词，溢于言表。无所谓就是安抚为之所用。

那么雍正为什么要对在两个人下手呢？

年羹尧、隆科多是雍正的铁杆不假，然而正是因为他们处于最核心的圈子，对雍正的历史太熟悉了，这就犯了最大的忌讳。

这让高坐于庙堂之上的雍正如坐针毡，皇帝还是要保持神秘感，保持对诸臣子的威严，现在你什么都知道，让雍正情何以堪？

所以，雍正对年羹尧、隆科多的感激与信任只能是暂时的，他内心深处，对这两位最铁的“圈内”人物其实存在着深深的猜忌。

另外，年羹尧、隆科多并不像是古代那些良臣一样知晓为臣之道，不懂退隐，处处盛气凌人，干预朝廷人员的任用，大肆收受贿赂，卖官鬻爵，在他们身边聚集了一群附言趋势的臣子。

这是很危险的！

特别是年羹尧，自恃是雍正身边的大红人，来头大，靠山硬，是“圈子”中的“圈子”，误以为自己替雍正办了那么多大事，掌握了雍正许多私密，雍正不会对自己怎么样。

可是你想多了。

因此年羹尧忘乎所以，恃功而宠，恃宠而骄，自以为是地以为作威作福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他军中及川陕用人，不经奏请，即自行决定，称为“年选”。

其他地方的任用，他也经常向朝廷推荐，干预朝廷人员的调配。

他以这种方式拉拢了一批人，形成了自己的一个利益集团。

随着权力和势力的增强，年羹尧变得更加骄横不法，目无君上，凌辱同僚，甚至令总督、巡抚跪道迎送自己。

对雍正派驻军中的御前侍卫，年羹尧竟然“作奴隶使令”，他哪里知道这些侍卫都有密奏权，是能够直接单独给雍正上“密折”的。

雍正发明的这项密奏制度，就是为了掌握、控制下面臣子的动向，以便于自己能够随时掌握天下局势。

这项制度是帝王之术的延伸和完善。有很多享有密奏权的臣子每隔十天就要密折一次，当地官员的所作所为、当地的风土人情，甚至风俗习惯，民间斗乐都可以上奏。

这充分显示了雍正的心思偏狭之处。这也是明朝锦衣卫工作的一部分，雍正帝王之术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不用单独给他们开工资，就用他们完成了另一个职能部门完成的职能。

可想而知，年羹尧的一举一动，尽在雍正掌握。他怎么能允许有一个小朝廷在自己的卧榻之侧鼾睡呢？

年羹尧悲剧了！

雍正当年的甜言蜜语犹在耳畔，便要对年羹尧动手了。

雍正三年（1725年），年羹尧军功的热度尚有余温，雍正便给年羹尧安了一个“怠玩昏聩”的罪名，将其调任杭州将军。

同时讽示群臣继续给年羹尧罗织罪名。

墙倒众人推，当初骄横跋扈的年羹尧显然犯了众怒，遂有许多臣僚纷纷弹劾年羹尧的“滔天罪行”。

这正是雍正所需要的局面。

等到各种“罪证”收罗完毕，雍正理直气壮地决定让年大将军命归黄泉。

雍正三年年底，以92项大罪，勒令年羹尧自缢以谢天下。

这位可怜的年大将军，至此终于为他的“事君数”而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除去了年羹尧，另一位“圈内核心人物”隆科多也走到了末路。

这位雍正的娘舅老爷，在雍正登基之初曾一度备受青睐，加官进爵，当上了总理事务大臣，并兼任吏部尚书，直接掌控朝廷的人事大权。

权力这种东西，其实就是一把双刃剑，用好了利国利民利己，用不好受伤。

隆科多也完全忘记了孔子“事君数，斯辱矣”的箴言，他也同样犯了年羹尧一样的错误，滥用职权，不可一世，所任用的官员，经常不经奏请，任意任用，一时间也有“佟选”（隆科多姓佟）之称。

雍正在收拾完年羹尧之后，便从从容容的对隆科多动手了。

从雍正三年起，雍正开始冷落隆科多，逐步解除了他的权力。

先是削掉了他的步军统领一职，剥夺了他的军权。后来干脆给他安上党附年羹尧、徇庇查嗣庭的罪名，削去了太保头衔，罢掉吏部尚书的职位。

到了雍正五年（1727年）六月，又揭发了他所谓的私藏玉牒，“有不臣之心”的罪行。

同年十月，以四十条“大罪”，判处隆科多永远圈禁。

第二年，这位拥立雍正的第一大功臣，不明不白地死于畅春园圈禁的场所。至此雍正的圈子已经崩塌，雍正也可以高枕无忧地睡一个安稳觉了。

“事君数，斯辱矣”，这句话出自于《论语·里仁篇》意思是：服侍君王太频繁，就会招来羞辱。

从这两人的结局来看，可不单单是羞辱的事，直接丢了性命，看似是雍正容不下人，其实也是他们咎由自取，不能把握臣子与君王之间的距离；不能掌握权力与性命之间的度，肯定会惹火烧身的。

对于他们两个，作为一个明白、有作为的皇帝来说，难道还有更好的方法吗？

雍正皇帝作为中国封建王朝诸多帝王中的一员，以“刻薄寡恩”闻名于世，作为帝王这一特殊群体，就应该以天下为公，所谓“皇家无私事”，帝王的任务就是上授命于天，下恩于民。

既然来管理天下，就应该有一个管理者的样子，如果把天下恩泽尽付于少数人，就失去了一个管理者应该具备的意义。

其实，“天下为公”才是真正的帝王之术，没有这个“术”，就不能称其为掌握了帝王之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