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太极兵出奇招，大军绕路千里直逼北京，为何不怕被切断退路？

后金十月二十七日凌晨突破长城杀入内地，当天消息就传到北京。朝野上下众说纷纭，多数认为是蓟州边外的蒙古入犯，没有引起大的惊慌。

但是，坏消息越来越多，局势很快严重起来。十一月初一，京师宣布戒严，崇祯皇帝当日免朝。初三，朝廷做了一系列部署，命昌平总兵尤世威提兵五千驻防顺义、老将王威暂守宣云，拱护陵京。又命令蓟辽总督刘策严督将领，分守各口，据险堵拒，以匹马不入为功。若纵入内地，以失机论。通州暂设总兵官，由原任登莱总兵杨国栋出任。同日，兵部尚书王洽召集九卿科道于中军都督府，研究战守事宜。会上气氛紧张而热烈，大臣们各抒己见。礼部尚书何如宠、太子宾客礼部左侍郎徐光启、礼部右侍郎周延儒建议火速起通州运河中的漕粮并挑选熟练技师置办守城火器。

左都御史曹于汴、左副都御史韩继恩、左佥都御史易应昌建议在通州布防重兵。刑部尚书乔允升、左侍郎胡世赏、右侍郎朱世守建议加强城防，每五人把守一个垛口，两人一班轮换，一人做饭，要求做到目不转睛，两眼直勾勾盯着城下。同时，为防饥民作乱，请求设置粥场赈济饥民。 兵科都给事中张鹏云、左给事中刘懋、兵科给事中陶崇道、给事中宋鸣梧、王猷、马思理认为京营脆弱，皆是从来未对阵之人，万一临阵奔溃，后果不堪设想，不如尽数在城内防守。

吏科给事中祝世羙的建议令人耳目一新，他建议凡是进北京城者，有大车的，要拉几块大石头；没车步行的，要随身带小石头一块，丢在城门内，方准进程。办法虽然听起来虽然搞笑，但也确有其用。可见祝大人也是动了一番脑筋。

明朝军队分为中央军（京营）和地方军（九边边军和边内军队）。其中京营驻守京师，拱卫朝廷。

明朝的京营，明洪武初年设立，明成祖时已经成为明军主力，极盛时多达八十万，是当时的精锐之师。明成祖朱棣五征朔都已京营为主力部队。英宗正统年间以后，京营急速衰落，到明世宗嘉靖年间，无论人数、战斗力都衰败至极，朝廷的主力军已经转化为九边军队。

此时的京营分为五军营、三千营、神机营三大营，总数约十万人。有总督一人，协理二人。明末的京营腐败严重，冒名顶替、吃空饷，将领霸占军士常年给他们干私活等腐败现象天下皆知。十万京营，人数不少，听来蔚为壮观，但相当部分是京师游民、小贩及京营将领世家子弟，吃喝玩乐样样精通，临阵杀敌万万不成。

崇祯元年，兵部右侍郎李邦华受命整顿京营，发现京营占役、虚冒现象严重，占役就是士兵为诸将服劳役，一个小营中这样的士兵能达到四五百人，并且还有卖闲、包操等弊端。虚冒就是将官及勋戚、宦官、豪强以自己家的仆人冒充军队中的壮丁，每个月支取一份厚饷。李邦华清查之后，收回了占役士兵一万人， 清出虚冒一千人。接着，李邦华又清汰老弱，补充精壮，准备一清顽疾。京营的世家子弟，公子哥儿李侍郎容易对付，但这些公子哥儿后面的他们家爹娘老子可不好惹，一个个都是皇亲国戚、达官显贵，一见他们的既得利益受到侵犯，都恨不得把李侍郎食肉寝皮，纷纷到皇帝面前告状，并制造各种流言攻击李邦华，最后京营整顿落得个虎头蛇尾，不了了之。腐败现象后面的势力集团，

十一月初四，崇祯在平台召对，研究战守问题。京营总督襄城伯李守琦主张出城扎营，太子宾客礼部左侍郎徐光启力持不可，认为出城迎战，一有闪失，人心震动。当年辽阳之战，他一再写信给辽东经略袁应泰，叮嘱千万不可在城外列营，只要凭城用炮，自足尽贼，袁应泰不听，大兵出城，拒河而守，结果兵败身死。后来袁崇焕守宁远，不出一兵，歼敌万众，二者相去远矣。崇祯听完，站起身来，问诸大臣“城内守御、城外列营，毕竟何从？”徐光启又奏道“古时无火器，所以非战不能守城，如今火炮既能杀贼于城外，可以坐而致胜，臣以为与其城外出战胜负难料，不如守城为稳”。崇祯道“既如此，定于守城”。京营战守问题，由此一言而定。

在得知辽军进关后，崇祯下旨，“关宁大兵续集，镇协各兵分营，督师袁崇焕当指授方略，刘策、王元雅调度各将，务着齐心协力夹击歼贼，一体论功”。崇祯把后金入犯作为局部战争处理，主要负责人限定为辽东袁崇焕和蓟辽的刘策、王元雅。

初七，遵化、三屯营失陷的消息传至京师，意味着后金军离北京已经是精骑一两天的路程，人心大震。同日，崇祯皇帝任命礼部侍郎成基命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辨事。成基命，字靖之，河北大名人，万历三十五年(1607)进士。成基命入阁后，马上向崇祯举荐他的河北老乡原兵部尚书、大学士孙承宗出山挽救危局，崇祯当即批准。翰林院庶吉士金声向皇帝推荐奇人异士申甫，说此人虽在草泽却赤心报国，精通兵法，并有异术，能用木头制造各种火器，造价低廉，功效奇大。崇祯听了大喜，马上召见申甫和刘之纶。

申甫是个游方和尚，久居北京，好谈论兵法，而且是个预言家，与翰林院庶吉士金声、刘之纶气味相投，结为挚友。十月初的一天，三人夜间饮酒，极为尽兴，申甫抬头向天，仔细端详了一气，突然大惊失色，把刘之纶和金声吓得不轻，忙问出了什么事。申甫告诉二人，说他观看天象，发现木星侵入太微星帝座，乃大凶之兆，不出半月，京师定有刀兵之灾。二人听了将信将疑。如今后金入犯，正印证申甫所言不虚，实乃天下奇才。

申甫见了皇上，倒不怎么拘束，文华殿上一番奏对，口若悬河，一会儿天文星象，一会儿兵甲韬略，说的头头是道、滔滔不绝。刘之纶则是另一番风景。他谈到国家养士三百年，恩深似海，谁知外寇入犯，竟无一人挺身而出为国分忧之时，慷慨激昂，痛心疾首，向皇帝表示他愿意上阵杀敌，以死报国。

在国家危难之时，许多大臣推诿躲避，申甫，一介草泽之士；刘之纶，翰林院庶吉士，从九品都不是，能是挺身而出，为国分忧，忠愤勃发，誓吞胡虏，而且胸有成竹，见识超群(起码在崇祯看来)，实在是天下奇才。崇祯大喜，当即任命刘之纶为兵部右侍郎、协理戎政；庶吉士金声为山东道御史，参佐军务；申甫为副总兵，并拨帑银十七万两，作为申甫活动经费。这样，一番奏对之后，刘之纶从刘学士变成了刘侍郎，从不入流的翰林院庶吉士蹿升为正二品的兵部侍郎，转瞬之间连升十六级，消息传开，轰动朝野、举朝侧目。

北京城戒严了，上一次戒严依稀还是七十九年前的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当年蒙古俺答汗率众由蓟州西协古北口（也是蓟州）杀入明边，由怀柔、顺义长驱直入，直抵东直门，大肆杀掠后从白羊口（今北京延庆西南）出口。七十九年后，能经历本次戒严的大明臣民，年纪当在九旬已上，应是屈指可数了。

眼看得形势严峻，需要考虑万一敌军进逼北京的应对之策了。崇祯在平台召集户部尚书毕自严和京营总督、协理，面议京军预支钱粮之事。毕自严汇报说京仓储存米200万石，可供北京军民十数月食用，粮食方面没太大问题。只是时值隆冬，煤炭不足，一旦敌军围城，取暖造饭大为可虑，建议由宛平、大兴两县及五城兵马司差人到城外出煤地方分头收买，驼运入城。崇祯照准。

近百年无战事的京师，军事防御之脆弱，更是令人吃惊。工部尚书张凤翔带人到城头视察防务，看见各种火器摆列城头，问军士火器名称，很多人答不上来，间或有知道火器名称的，问及如何使用，又是哑口结舌问将领，一脸茫然；问军士，百无一识。张尚书哀叹，如此情形，有火器和无火器一样，如何能守城破贼？实实让人寒心。

此时的北京城，如临大敌、人心惶惶、风声鹤唳、一夕数惊。有些当官的已经准备逃出京城，为了逃过守城门军士检查，煞费苦心。有的藏在马车大箱子里面；有的男扮女装企图混出城门，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后金初六攻陷三屯营的消息传至北京后，接下来突然安静了起来。异常的平静，让崇祯皇帝觉得不安，十一月十二，崇祯由内阁传旨指示兵部“连日不见敌军动静，恐别有深谋，袁崇焕现在驻扎蓟门，要求加强西面的密云、古北口；东面的永平等处防务。

兵部尚书王洽接旨后，先拍皇帝马屁。恭维崇祯“神谟广运，处处精详，着着完密。”，检讨自己不能先事预防，致烦君父如此焦劳，罪真无以自觧；最后安慰皇帝“接到袁崇焕塘报：凡要害地方俱已拨兵防守，蓟州万无一失。东面永平、抚宁等处防守严密，只有西北密云、平谷一带尚需控制，后金动向经他五日前派探马侦察，现在还在遵化搬运行李”总而言之，无须忧虑。

那么，皇太极是不是如王尚书所料在遵化搬运行李呢？非也！

十一月十一，皇太极在遵化歇马已毕，起兵西行，十二日行至蓟州城东北的石门驿、马伸桥，离蓟州二十里，金军前哨与辽军前哨接触，辽军力战斩后金前哨数人。这时，在蓟州厉兵秣马的辽东督师袁崇焕得报，分析认为马伸桥之敌定为敌军前哨，敌军大队随后即至，传令众将，在蓟州城东楼集结，准备迎战。

此刻的袁崇焕，有几分紧张，更有几分兴奋。自从中后所闻警，到领兵入关，他的心情一直是压抑的，虽说后金入边之地，不属于他实际负责的防区，但是毕竟皇太极从他的辽东战区绕行千里，而他竟毫无知觉；爱将赵率教阵亡更是袁崇焕心中说不出的痛，好不容易打开辽东局面，雄心勃勃，要实现五年平辽的宏愿，苍天无眼，夺取赵率教姓名，如同丧了自己一臂。后金闯入内地，破城杀将，劫掠百姓，种种惨象，他袁督师又岂能无动于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