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美洲殖民地后期的囚犯，从事的工作都具有什么功能？

文 | 福星徠

七年战争结束后，由于外国帝国主义势力对王室领土构成的威胁越来越大，西班牙帝国发生了重大变化。

特别是英国占领哈瓦那（1762年8月至1763年7月）和马尼拉（1762年11月至1764年1月）所造成的冲击引发了根本性的军事改革。

其中包括建立当地民兵组织，将军队从西班牙半岛大量迁移到固定地点海外总督辖区的营，以及边境地区防御系统的合理化。

与此同时，法国、英国、俄罗斯和葡萄牙在太平洋和大西洋的探索和殖民航行与西班牙王室的类似活动同时发生。后者包括对塔希提岛、费尔南多普（几内亚湾）和澳大利亚的探险，占领外国飞地。

如前葡萄牙殖民地萨克拉门托，以及在北加利福尼亚、阿劳卡尼亚和巴塔哥尼亚海岸建立新的定居点。

这些过程的影响不仅在每个地点不同，而且每个地方也对它们的形成做出了不同的贡献。因此，

囚犯所从事的工作也具有不同的功能。

哈瓦那的囚犯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城市遗址的一部分，到18世纪末，这个城市大约有五万居民，并受到近300年的殖民和冲突的影响。

他们在这一时期（重建）建造的主要堡垒和城堡象征着哈瓦那作为连接西班牙半岛、加勒比海和菲律宾（印度卡雷拉和马尼拉盖伦）的贸易路线枢纽的重要性。在那些建筑工地，罪犯与志愿军士兵、自由派萨诺人、奴隶和国王的奴隶并肩工作。

在1770年代初期，包括的所有类别的工人都受雇于圣卡洛斯德拉卡瓦尼亚堡垒建筑群的建造。该堡垒位于高地上，事实证明，夺取该高地对英国征服哈瓦那至关重要。

在1776年完工后，他们在Arostegui山上的CastillodelPríncipe进行了防御工事。随着优先事项从一个建筑工地转移到另一个建筑工地，囚犯也被转移，并平均为这些建筑工地提供三分之一到一半的劳动力，而这些建筑工地又雇用了参与重建计划的总劳动力的一半以上。

此外，除了一些国王的奴隶和一些来自坎佩切和古巴的自由工人，他们有时被雇用在仓库、船上和建筑工人之外，囚犯是唯一从事所有其他类型工作的群体，例如其他建筑业务，仓库和运送水、食物和乘客的船上的服务工作，以及技术工作。

还有平均约有8-9%的人受雇于建筑过程中的木材采掘和5-6%用于石灰和其他建筑材料的运输。

在后一种情况下，他们受雇于私人承包商。至少在1777年初之前，关押在军事要塞中的囚犯还在空闲时间非法为私人雇主工作，这种工作有报酬且显然受到追捧，但也是与当局和罪犯之间发生相当大冲突的根源。

与此同时，囚犯为引人注目的非军事公共工程提供了劳动力。

最著名的是AlamedadeExtramuros（今天的PaseodelPrado）的建设，该工程由总督MarquesdelaTorre发起，仿照欧洲各国首都的建设。

最后，在1774年2月，从哈瓦那防御工事中逃出来的逃犯约占被定罪劳动力总数的4%，他们最终被抓回后，往往在他们逃到的岛上各地的地点工作，例如马坦萨斯和名为菲律宾人。

到1770年代初，desterrados是哈瓦那军事哨所内最重要的劳动力组成部分，超过了在过去十年的后半期占多数的国王奴隶的数量。

相反，私人拥有的奴隶的数量在劳动力中始终处于边缘地位，反映了古巴在随后几十年不可抗拒地崛起为世界甘蔗生产领导者的劳动分工。

在不断发展的农业（和家政）部门中占据的私有奴役劳动力，受雇于防御和发展作为长期枢纽的城市中心的有罪劳工和国有奴隶之间，划分建立了移民和贸易网络。

国家对囚犯和国王奴隶的直接控制允许前者在相对较短的刑期（平均2至10年）内具有高度的空间流动性，并使囚犯劳动特别适合军事劳动以及军事和非军事基础设施的建设。

相反，动产奴隶制是一种终身和世袭的法律地位和劳动关系，需要将劳动力固定在特定地点。

罪犯与官方统计中被标记为“士兵”的人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事实上，描述性消息来源表明，这些人本身就是军事罪犯，由于他们多次从营中开小差，他们成为哈瓦那防御工事劳动力的一部分。

根据1773年3月30日的皇家命令，他们被分配到古巴首都的公共工程，标准期限为6或8年。同年，被运往索莱达港的囚犯同样忙于建造和维修军事和非军事基础设施。

然而，这些西班牙殖民地的存在和工作马尔维纳斯的建立是出于防止外国占领的需要，与人们日益意识到新定居点缺乏经济相关性之间的紧张关系。

在哈瓦那，剥削罪犯劳工是维持主要商业和国防基础设施的一种手段，而在马尔维纳斯群岛，它的功能是确认对一个没有任何经济意义但具有重大地缘政治意义的定居点的主权，并将其成本降至最低重要性。

正如Buschmann所观察到的那样，在18世纪下半叶，马尔维纳斯群岛因其在合恩角重要航线上的战略地位而成为“通往太平洋的门户”。

1758年4月，在七年战争期间，秘鲁总督曼努埃尔·阿马蒂·朱尼恩提请印度群岛国务卿朱利安·德·阿里亚加，注意“在这些领土上流传的谣言，英国人已经定居下来”，以及这样一个殖民地可能对西班牙自治领造成的“灾难性”军事和经济后果。

从短期来看，他的恐惧是没有动机的，因为当时该地区还没有定居点。然而，在冲突之后，这些岛屿确实成为了寻求新的殖民扩张地区的竞争大国的目标。

对此，笔者的观点是：

他们在没有土著居民的领土上殖民化的策略大不相同，囚犯在其中的作用也大不相同，从未有任何罪犯被送往岛上的法国和英国定居点。

1764年3月17日在东马尔维纳斯群岛的路易港成立，是一个具有显着非军事特征的定居者殖民地。它的人口主要由来自加拿大西部的阿卡迪亚人组成，他们是十七世纪法国定居者的后裔。

他们在七年战争期间被大量驱逐到北美领土，在西马尔维纳斯群岛埃格蒙特港建立的英国殖民地是一个小型军事前哨，完全依赖大都市。

常驻主席团通过提供相对便宜的劳动力来建设和维修基础设施，降低了定居点涉及的金融风险。由于气候、建筑材料的劣质以及采购的困难，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尽管有波动、特赦和释放。

但仍有大量囚犯被关押在定居点中。1767年4月至1768年3月期间，囚犯们为建造了27个营房和小屋做出了贡献。

正如州长费利佩·鲁伊斯·普恩特所注意到的那样，这些建筑物的存续“是长期照料的结果”以及相对频繁的重大工程。

例如在1771年5月和11月以及1773年9月进行的工程。然而，这些军事基础设施至少在1774年4月之前，它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不够的，当时它只包括一堵“破败的草皮墙”。

可能由于主席团数量的增加，建筑物的状况到1777年有了很大改善。到那时，木制军事基础设施已经建在三个地点，并且有新的石屋、仓库和医院。

在他们与马德里的通信中，殖民地官员将雇佣罪犯和水手称为在岛屿上执行这些任务的“常用方式”。

1771年6月至1777年2月期间，西班牙定居点的人口构成发生了重要变化。殖民模式的转变是由于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殖民地的非生产性以及其中生活条件的恶化，这种转变对罪犯在定居点中的作用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就在殖民地建立几个月后，“土壤和气候毫无用处”变得很明显。事实上，“岛上的贫瘠”和“残酷”的气候成为了主旋律。

地缘政治需要使得放弃这些岛屿变得不可能，但定居点的生活条件恶化了。到1770年，阿卡迪亚家族全部离开。鲁伊斯·普恩特和其他军官竭尽全力调任其他职位，尽管短期内能否取得成功值得怀疑。

1771年秋天，面对布宜诺斯艾利斯当局未能提供重要支持，并且随着坏血病流行病的最初迹象出现，所有主席团、大部分军队和少数军官计划发动兵变。

一旦发现,他们将会受到调动到大陆的惩罚，这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一定是一个理想的结果。

1773年 4月底，即将离任的总督鲁伊斯·普恩特和他的继任者弗朗西斯科·吉尔·莱莫斯共同制定了一项长期解决方案，并于一年后，即英国放弃埃格蒙特港的前夕实施。

关键点是不应保留任何正式定居点，并且应遣返定居者和工匠。所有居民每年都要更换一次，这样“他们将不得不住在那里，消除他们对那个航行和目的地的恐惧”。

工匠将被具有木匠、铁匠和瓦工等技能的水手所取代，而这显然是为了降低定居点的总成本。

参考资料：

《撰写全球囚犯劳动史》，国际社会历史评论

《法律多元化与帝国》，书籍

《早期现代西班牙的刑罚奴役》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