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史研读：威廉一世时期王权与教会的关系产生的影响是什么？

11世纪对西方教会的形成至关重要，它从相对分散、存在地区差异转变为单一等级体系。“在这一整体的基督教统一世界形成过程中，诺曼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被教会称为上帝最虔诚的儿子。”

另一方面诺曼人自己也得到了巨大的机遇。首先联合下的王权飞速发展是不言而喻的，一方面，通过教会的支持，涂油加冕使威廉一世神圣合法地位确立；接受国王封土成为教会贵族，推动了诺曼封建制的发展以及王国的稳定；优秀的教职人员帮助国王处理政务推动了王国封建制度的确立。另一方是在这种互相妥协之下却埋藏着隐患。国王使教会贵族不仅垄断了高级教职而且获得了全国26%的地产以及封建特权。

教会实力的强大为日后埋下隐患。比如一位英格兰诺曼大贵族很可能拥有一支几乎可以与国王本人相媲美的官员队伍：“他可能有他的管家、侍从等：甚至可能有他自己的法官和治安官。他的家庭规模较小，分化程度较低，可能与国王的家庭模式相同。”这些大贵族有些是依靠军功晋升的，有些是新兴的教会贵族，他们往往自恃功劳，不听王命，并且在自己的领地里利用特权，为祸一方；最糟糕的是有些还与旧王朝的贵族和教会成员密谋造反，国王与其愈发离心离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大贵族的领地就是一个缩小版的王国”。尽管教会成为王国管理体系下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教会本来就是一个国际性宗教组织，并且教、俗有别。诺曼征服初期，依附于王权发展。

但随着实力的强大，加之罗马教廷的渗透，总会要求摆脱王权的束缚，尤其是教职授任权，到约翰和亨利二世时期，甚至上升到司法权的争夺。而教会在12世纪时甚至通过立法手段将教会圣礼固化，国王的涂油加冕礼被排斥在外。王权神授的合法性被动摇，教皇可以找到借口废黜国王。虽然教皇派在受膏这一问题的辩论直到英诺森三世时期才被解决，但格里高利七世声称可以废黜受膏的国王，这其中就隐含着对王室进行的施礼也是一种圣礼的否认，在十二世纪末，教会一直试图将国王的受膏仪式的神圣性降到最低。十二世纪的牧师国王的身份显然降低了，但在11世纪这个时期所起的重要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罗马教会经过数百年的改革，与英国教会的关系日益密切，从之前形式上的最高精神领袖转变为被普遍认可的最高神权权威。由此，罗马教会对英国教会的事务干预程度不断加深，由此导致英国教俗矛盾日益难以调和。双方围绕着教职任命、授职权以及教俗的司法权展开激烈斗争，最终在无地王约翰时期大爆发。

结语

从某种意义上讲，对于诺曼征服这个事件我们并不陌生。没有哪个中世纪的英国国王比征服者威廉更有名，而在整个英国历史上，没有哪个事件比诺曼征服更值得讨论。中世纪早期的英国，英国王权是建立在诺曼征服的基础之上的，是封土制与封君封臣制结合的产物，在诺曼征服之前的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王权就已经逐渐发展，且逐步脱离了日耳曼原始军事制的束缚。

这一时期王国的制度与国王的公共权威也初步发展。到诺曼征服之后，神化王权的思想进一步发展，国王的权威不容置疑，教会与王权的关系愈发密切。有学者认为教会在与王权的冲突中扮演者与自由的保卫者，即专制暴君的天敌。但王权与教权联合形成的是一种二元化的国家体系，最终会朝着以王权统治为主的一元化国家体制发展。

我们往往只注意到教会权力的发展，关注王权向教会妥协，得出教权凌驾于王权的结论。但事实上教会与王权的合作，世俗势力抑制教会势力的情况也现实存在着。事实上，从诺曼征服到约翰之死的这段时期标志着英国教会与教皇关系史上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

在以往任何时代，英国教会的事务都没有与罗马教会的事务如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在其他任何一个阶段，罗马的教会都没有对意识形态领域和宗教神学的发展产生更广泛的影响，而这些发展则支持了教皇对整个教会至高无上的地位的再次提升。对英格兰来说，这一时期始于诺曼征服者的到来，他们举着教皇的旗帜，跨海而来，不可避免的教皇就要对英国教会进行渗透。而且11世纪中期的教皇运动对英国教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英国的高级教士也被开始任命为教皇的使节，教皇则向统治者示好。

教会改革和授职之争渗透到西方教会涉及的每个地方，尤其是在进行教会重要职务任命时。由于地方教会远离罗马教廷，并且需要地方世俗领主的支持才能正常运作；甚至有的教士参与到世俗事务管理中，导致这些教职人员越来越受世俗统治者的约束。由此，主教们成了王室和封建中重要的财产持有者和有影响力的大臣，这一发展最直接地反映在他们对精神领域和物质利益的双重占有上。教会和国家在某些方面都从这种合作中受益；世俗统治者自然而然地期望对教会在其管辖范围内的活动以及更重要的教会官员的任命进行一定程度的控制，威廉一世时期王权与教会的联合就是采取这种方式进行的。总之，在威廉一世所处的这个时期里，联合是主导地位的，但这并不是完全的和平，没有冲突，在二元体系下，对立是合理的，但只是处于次要地位，最终又会以妥协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