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非洲的资源对于其他国家的重要性

班布拉提出了殖民地出口对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急需的美元收入的至关重要性，美元赤字是战后所有西欧国家共同面临的一个巨大而长期的问题，欧洲经济合作组织（OEEC）和欧洲委员会等组织投入了大量精力试图解决这个问题。

答案是什么？非洲！

OEEC在1948年成立后立即决定成立一个海外领土工作组，以促进欧洲在殖民事务方面的合作，特别是在非洲。OEEC在1951年的广泛报告中，重点关注对撒哈拉以南殖民领土的投资，指出“构成其一部分的殖民领土应努力加快和增加稀缺材料的生产，这符合整个自由世界的利益。

同样重要的是，报告完全没有迹象表明非洲的殖民主义有朝一日会结束，相反，非洲的殖民主义是有朝一日结束的，在以“政治安全”为特征的非洲地形中，对非洲殖民地的规划被毫无保留地描述为“一项长期任务”。

作者认为，欧洲委员会的斯特拉斯堡计划还呼吁西欧联合进行大规模投资，以开发非洲殖民地巨大但大部分尚未开发的自然资源。这样，西欧将能够减少对美元原材料进口的依赖，这反过来又有助于西欧向“位于共产主义区和美元区之间的第三经济集团”过渡。

正如法国代表拉斐尔·萨勒在欧洲委员会协商会议关于斯特拉斯堡计划的辩论中所解释的那样：“没有与欧洲有宪法联系的海外国家的支持与合作，任何欧洲政治共同体都无法生存，这是一个永远存在的经济现实，欧洲必须承认这一点，如果它不注定要灭亡的话。”

与此同时，英国代表莱顿勋爵认为，“很明显，我们必须将这些海外领土视为任何一个国家的财产，它们必须与欧洲所有国家和所有海外领土相结合”。这几乎与所有代表都表示赞同，例如，丹麦的赫尔蒙德·兰农强调，“如果我们不希望看到非洲被欧洲的影响力、文化、贸易等所取代，并且从长远来看，这种影响力被另一个大陆的影响力所取代，那么加强合作和欧洲在非洲的联合努力是压倒一切的重要性。

兰农断言，欧洲刚刚输掉了“亚洲之战”，现在欧洲的成员需要团结起来，以免输掉“非洲之战”，在这里，我们面前有一项伟大而实际的任务，需要我们所有人进行最大的合作。这种观点也渗透到1957年《罗马条约》中商定的欧洲经济共同体殖民联盟制度中。

在条约谈判期间，殖民地事务被分配给一个特别政府间特设海外领土小组，1956 年12 月，它提交了一份报告，概述了将法国和比利时非洲殖民地联系起来的好处：从经济上讲，共同市场的欧洲成员国迫切需要海外领土（特别是非洲领土）能够提供的合作和支持，以建立欧洲经济的长期平衡。

海外领土所支配的多种多样和丰富的原材料来源有可能确保共同市场的整个欧洲经济成为扩大经济的不可或缺的基础，并具有位于其方向可能受到欧洲国家本身影响的国家的额外优势。除了各种矿产财富以及海外国家的农业和外来产品外，作为具体的激励措施，可以公平地提及最近在石油地区进行的勘探的结果，这些勘探与系统地清点非洲巨大的金属、磷酸盐、水力能源等。

直到1950年代末，对西欧殖民主义态度的简要和印象主义概述有助于澄清为什么班布拉的论点具有普遍影响，远远超出了英国的背景。也就是说，她的方法需要在整个西欧及其他地区采用，包括那些没有殖民地或在战后殖民关系中发挥很小作用的西欧国家。

作者认为，西欧统一、合作和一体化的各种组织在这里至关重要，因为这些组织包括没有殖民地的国家，但它们可能非常渴望通过欧洲合作框架来维护和收获殖民主义的好处。以西德为例。诚然，战后的西德没有任何殖民地，也不是帝国，然而，在总理康拉德·阿登纳的领导下，其政府是欧洲殖民主义的热情朋友，并希望利用欧洲经济共同体来加强和发展它，以造福西德，并增强欧洲对苏联和英美集团的地缘政治和文化耐力。

作为1956年法英苏伊士战役对埃及的顽固拥护者，像许多欧洲政治家一样将纳赛尔等同于希特勒，阿登纳认为西欧人，尤其是法国人和德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支持入侵。苏伊士对于阿登纳来说，因此证明了他的观点，即统一的“第三力量”欧洲是他所认为的美国和苏联瓜分世界政策的唯一解药。

阿登纳还证明了他对法国干预埃及的道义支持，提到法国无条件的权利保留阿尔及利亚并保护其士兵免受叛乱分子的侵害，根据巴黎的说法，叛乱分子得到了纳赛尔的支持。阿登纳在1956年11月断言，“阿尔及利亚不是法国的殖民地，而是自1830年以来法国的一个省，有150万法国白人男女。

阿登纳不仅相信“西方文明的优越性”，他同样相信非洲人固有的种族劣势，因此，正如他所说，“非洲作为一个黑人大陆，可以与其他大陆一起独立”正如施瓦茨所指出的那样，“阿登纳谈到”非白人在世界事件的政治舞台上的出现“，并发现这令人深感不安，因为他认为它可以 对联合国未来组织的不利影响。

事实上，当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于1956年5月访问阿赫迈德·苏加诺的印度尼西亚，万隆运动最杰出的领导人之一时，这“让波恩不寒而栗”。艾森豪威尔的访问不仅友好，而且总统还公开接受了一些新独立国家的不结盟或中立，这对阿登纳来说是诅咒的，阿登纳对清算殖民主义的敌意不会减弱。

1960年初，阿登纳通知他的内阁，他在最近的磋商中收到了戴高乐的照会，其中叙述了联合国预期的新成员。阿登纳，施瓦茨写道：“三十个黑人国家，二十个伊斯兰国家，十八个亚洲非穆斯林国家，十二个苏联国家，十八个中美洲和南美洲国家，总共九十八个。与西方十五个州相比。”这些是未来世界政策的前景。

1960年标志着殖民主义在非洲大部分地区的结束，这是2到3年前欧洲领导人无法预料的惊喜。阿登纳当然是其中之一。1957年2月15日，阿登纳向内阁解释了欧洲经济共同体殖民协会制度的巨大优势，内阁协议中提到：“总理认为，从长远来看，法国的经济前景比英国好得多。法国拥有潜在的财富，想想撒哈拉沙漠及其石油和铀矿床。赤道非洲也是一个重要的储备。相比之下，英国的发展指向大幅下降。”

然而，仅仅三年后，世界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60年6月，德国《世界报》的一篇文章焦急地标题为“EWG davon的非洲人？非洲在逃离欧洲经济共同体吗？文章断言，在起草《罗马条约》时，“欧洲将在短短几年内面临非洲独立国家的事实几乎是无法预料的”。

作者认为，这种独立性有可能破坏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整个非洲联盟大厦，文章总结说，为了避免迅速启动针对非洲的新欧洲经济共同体战略，这种情况可能很快就会证明“对欧洲和整个西方都是危险的”。《世界报》的判断无疑是正确的，即《罗马条约》是在假定非洲的殖民主义在可预见的将来将继续下去的情况下谈判的。

正如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联合国和美国政府顾问埃米尔·贝努瓦（Emile Benoit）在1961年所说，“《罗马条约》中关于海外相关地区主要包括附属领土的假设不再有效。对此，他补充说：共同体意识到，非洲的快速变化正在破坏其最初欧洲经济共同体与非洲国家结盟方案所依据的一些假设。

它还意识到所涉及的巨大风险，并正在努力根据新出现的需求重建其计划，如果它成功了，它的历史作用将远远超过它在欧洲的成就。1962年，欧洲委员会经济委员会秘书基辛格评论了《罗马条约》的殖民联盟条款，他说：“这些条款是基于非洲国家与宗主成员国之间政治关系的基本静态概念。”

在过去的三年里，这种关系的发展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几年后，卡罗尔·安·科斯格罗夫也强调了这一关键点：“该条约是在快速非殖民化被欧洲宗主国打折扣的时候起草的，结果除了索马里兰的情况外，没有提到联系国可能实现主权独立。

因此，《世界报》在1960年表达的对欧洲经济共同体-非洲关系的黯淡前景与三年前签署《罗马条约》时欧非和殖民地的繁荣形成鲜明对比。事实上，如果《世界报》在1960年6月2日为“非洲逃离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前景而苦恼，那么在1957年3月26日《罗马条约》签署仪式的第二天《纽约时报》注意到欧洲向南运行的最新举动或者我们应该说是德朗：“德国人去非洲： 波恩的使命是研究开发资源的方法。

据报道，一个德国代表团正前往“法国的非洲殖民地，调查西欧所需的工业原材料的共同开发情况”。这也与此相关，这是“今天在罗马签署的”欧洲经济共同体协议的一部分，其目标是确保“法国非洲殖民地经济发展的共同融资”。

几个月后，《纽约时报》的另一个标题是：“欧洲可能获得新的石油来源，共同经济市场可能意味着从中东转向非洲：资源是重要因素”。我们再次想起1957年人们认为欧洲经济共同体对非洲的所有权是不言而喻的稳定和持久性。在这里，在关于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协议之后，《纽约时报》讲述了人们对新欧洲共同体共同发展阿尔及利亚及其成员国的“海外财产”所带来的巨大经济前景的乐观情绪。

作者认为，在短短5或6年内，由于阿尔及利亚最近发现的石油储量，欧洲经济共同体很可能会“给欧洲石油格局带来最重要，也许是永久性的变化，并部分解决棘手的外汇问题”。如前所述，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最终目标似乎是石油和其他一些从海外属地，主要是非洲获得的原材料自给自足”。

随着1947年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独立，欧洲在亚洲和中东的殖民帝国开始衰落，尽管它们还远未完成。但非洲的情况并非如此，1945年之后，这里发生了一场逆转运动，其基础是相信欧洲人可以通过努力将非洲从冷战逻辑中孤立出来，并通过建立合作框架，如欧洲经济共同体，将殖民主权、投资和利益集中起来，从而协同作用，从而将非洲保持在自己的权力轨道内。

对于加纳第一任总统恩克鲁玛来说，欧洲经济共同体因此“代表了一种新的集体殖民主义制度，它将比我们正在努力消灭的旧罪恶更强大、更危险”。对于欧洲经济共同体和其他国家的领导人来说，法国和比利时非洲的民族独立直到1950年代后期才摆在桌面上，而对于作为法国本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阿尔及利亚来说，这将需要更长的时间。

出处：

马佐尔 《没有魔法宫殿：帝国的终结与联合国的意识形态起源.》

恩克鲁玛《 非洲必须团结起来.》

萨维尔. 连续性的政治：英国外交政策和工党政府

施瓦茨《康拉德·阿登纳：战争、革命和重建时期的德国政治家和政治家》

斯帕克《持续的战斗：1936-1966年欧洲人的回忆录》

乌里《行动的终结者：欧洲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