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宗教改革？马丁·路德与宗教改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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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木的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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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木的茶

前言

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是欧洲历史乃至全世界的重大历史事件，号称世界史上，第一号资产阶级革命，推动了近代西方社会的发展，马丁·路德作为这场运动的发起者以及领导者，所起到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

尽管因为宗教改革的后期他与诸侯、教皇同流合污，完全站在了群众对立的立场，不仅背叛了下层群众，而且还出卖了本阶级的宗教改革运动。所以后世因为这一原因对他的评价是颇有争议的，然而他对于西方乃至于整个近代社会的贡献是不容置喙的。

这场宗教改革运动不仅深远的影响了近代人的文化精神，最大限度的激发了人民的民族意志，同时对于西方近代政治哲学思想的孕育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任何宗教的价值观念都是特定时期的社会历史实践的产物，当旧的宗教价值观念不能满足社会发展需要的时候，它必然会代替之前新的价值认同体系，并且由此改变着社会历史发展的方向，以马丁·路德领导展开的这场宗教改革就深刻的体现着这一点。

宗教改革的背景

阶级背景

十五到十六世纪，新兴的市民资产阶级经济力量不断增长，逐渐成长为王侯政权都承认的合法集团，所以就产生了资产阶级思想和生活方式。当时基督教神学和天主教会是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的，他们把追求利润的商业行为判定为罪恶，提出了遏制商业的主张。而且在中世纪，人们的肉体欲望，甚至是肉体本身都被视为邪恶，当时的社会认为只有禁欲，才能够将全部身心奉献给上帝。

薄伽丘在《十日谈》中写道，“世上有多少男女，头脑都是这么的简单，认为女孩家只要前额罩上一重白面纱，脑后扯着一块黑头巾，就再也不是一个女人了，再也不会思春了，彷佛她一旦做了修女，就变成了一块石头似的。”正是因为中世纪的这些“蒙昧主义”和“禁欲主义”，人们才将其称之为“黑暗的中世纪”。

宗教背景

当时罗马天主教会一边宣传着禁欲主义，一边又利用着手中的特权，巧立名目敛财，教会的奢侈无度，让百姓负担重重。西班牙著名的讽刺作家爱拉斯谟是这样评价教皇和主教的，他说这些披着神圣外衣的天主教皇，并没有执行自己拯救教徒灵魂的使命。

他们把教徒丢给“基督”去看管，而自己却一门心思的钻营宗教买卖，比如贩卖谁最全买卖圣职等等。莎士比亚也谴责这些封建特权阶层的头面人物像“猪一般懒惰、狐狸一般狡猾、狼一般贪婪、狗一般疯狂、狮子一般凶恶。”

中世纪末的教士已经疯狂到什么程度了呢？教会贪污腐败盛行，教士公然纳妾，人们都纷纷感慨，作为道德典范的教士已经从道德的化身转变为了魔鬼的代名词，以至于有人说：“连顽固的魔鬼不敢做的事，声名狼藉而又不服从上帝的僧侣都会毫不犹豫的去干。”在这种情况下，德国、英国、法国以及北欧诸国接连掀起了声势浩大，震惊世界的宗教改革运动。

德国能够成为这场运动的发源地，也是与他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式分不开的。首先英法等国因为经济发展速度较快，王权不断加强，已经逐渐摆脱了教皇的控制。但是由于德国的经济还是十分落后，所以教皇还是掌握着政权，天主教会控制着德意志将近二分之一的土地和重要城市。

教会的主教是由罗马教廷任命的，所以德意志人民需要向罗马教廷缴纳大量的苛捐杂税。并且因为教皇和神职人员的贪污腐败，对人民进行毫无底线的压迫和剥削，这一行为无疑加深着群众对于教会的厌恶和痛恨。当罗马教皇滥发赎罪券骗取钱财的时候，人民的反感与愤怒到达了顶峰，这也是导致宗教改革运动爆发的直接原因。

宗教改革运动的首倡者——马丁·路德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他自幼过着贫困的生活，正是这样的经历让他对罗马教廷的腐败痛恨至极。因为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被奥古斯丁神学的影响很深。当教皇利奥十世在德国各地兜售“赎罪券”的时候，激起了他的怒火。

在1517年10月31日，马丁·路德在维登堡教堂的大堂门上张贴了《关于赎罪券效能的辩论》，即《九十五条论纲》，公开的揭露和批判罗马教廷滥售赎罪券的卑劣行径，自此揭开了德国宗教改革的序幕。在这之后，马丁·路德又相继发表了宗教改革的三大论著《致德意志基督教贵族公开书》、《教会的巴比伦之囚》、《论基督徒的自由》，以此确立了他在宗教改革中的领袖地位。

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目的和归宿

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的目的其实是为了在新的基础上肯定和发扬基督教。从表面上看，他与罗马教会斗争的水火不容，是典型的离经叛道者，以至于在1520年6月，教皇利奥十世甚至发布了训令宣布马丁·路德的思想为“异端”。但实际上，马丁·路德的学说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继承了传统的基督教教义。

他说过：“任何人都不能否认，我们确实支持，相信，歌颂和承认一切与使徒信经、即旧教会的信条一致的东西，也不能否认我们既没有标新立异，也没有往里面添加什么，因此我们仍然属于旧教会并且和他保持一致。”

1530年6月，马丁·路德派发表的《奥格斯堡告白》宣布承认尼西亚会以确定的三位一体、原罪、耶稣死而复生、末日审判以及《尼西亚信经》、《使徒圣经》等天主教也承认的教义，认为在新教的教义和宗教仪式上“没有违反《圣经》或大公教会的地方。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马丁·路德即使在被罗马教廷定为异端的情况下，也反复多次的强调他所创立的新教与旧教在本质上是一样的。他旨在让改革能够不违背基督教原旨的精神，不至于到最后走上极端。所以他把新教和基督牢牢的绑定在一起，即一切从信仰基督出发。

马丁·路德是一位坚定的信仰者，这从他对于人文主义的态度也能够看出，虽然他也经常利用人文主义的“理性”来同教会做斗争，声称“除非用《圣经》里的箴言或明白的理性证明我错了，我是不会不可能放弃我的主张的。”但是，他又不能运用理性证伪信仰，因为他一直都清楚的知道人文主义者是把人看的比上帝更重要的，这些与他的信仰是冲突的，这是他完全不能接受的，所以他又说“理性是信仰的死敌，是永远都不会对属灵的事情有助益的。”于是，他在后来与人文主义分道扬镳，全心全意的去信仰上帝了。

关于什么才是真是真正的信仰，马丁·路德说：“有两种信：一种是我相信有关上帝所说的一切都是正确的，这与其说是一种信，还不如说是一种认识的形式。另一种是我充分的信赖上帝，自信能与上帝交往，并且深深的相信上帝肯定会按照他所说的那样对待我，不论生死，完全信赖上帝，这才是唯一可以造就出一个基督教徒的这种信。”

这种信不是可以用定义阐明或者用逻辑来进行推理辩论的抽象哲学概念，而是一条最基本的宗教原则，只有筑牢了人们心中对于基督教的“信”，宗教改革才能够成功。所以马丁·路德创立的新教的所有新思想都是以“唯信称义”这一条为核心基础的，他对旧教的批判也仅仅的局限在革除教会弊端和修正传统教义，教规这几个方面。

局限性

十六世纪初，西欧的经济，政治，社会以及整个的意识形态都处于一个由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过渡的时期，封建制度逐渐走向衰落，而资本主义的萌芽正在悄然升起，新兴的资产阶级随着民族国家的逐渐形成，在反封建的斗争中慢慢的登上了历史舞台。但是资产阶级还是没有发展成熟，尚未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所以他们只有将封建政权作为后盾，才有革命成功的可能，所以这一原因也决定了这场革命肯定是不会彻底的。

其次，因为中世纪把意识形态的其他一切形式，包括哲学、政治还有法学都等都列入了神学之中，将他们变成了神学的科目，所以当时的各类运动都需要用神学的形式进行，对于群众们完全由宗教培养出来的感情，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冲击，那么就决定了为了符合群众切身利益的需要，就必须以披上宗教的外衣的形式进行，也就决定了这场革命运动是会以宗教改革的形式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