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时期，希特勒的意识形态，才是控制德国和对外扩张的真正元凶

前言

与巴拉圭战争和历史上许多其他血腥的战争相比，历史学家经常将其描述为不必要的和悲惨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似乎不那么令人费解。阿道夫·希特勒做到了这一点。虽然还有一些附带的问题，比如为什么德国人民愿意团结在希特勒的标准之下，哪怕这个人本身已经被视为历史的最终异类，而二战只是他独特个性的延伸。

例如，很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国际关系学者花在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上的时间远远多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经常被认为是不必要的，因而令人费解。

然而，要想认真解释战争持续时间和严重程度的变化，就不能简单地将一个极端案例作为无法解释的例外情况来处理，不管这种方法看起来多么有吸引力。

因此，在很多大程度上，这一切的问题都来自于二战前和二战期间的德国外交政策。

事实上，预防性战争机制为希特勒的决定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解释。在这种情况下，希特勒对衰退的恐惧有两个独立的组成部分。

首先，更重要的是，希特勒根据一种明确而一致的意识形态行事，这种意识形态告诉他，如果没有显著的领土扩张，德国将走向长期衰退。

因此，这种信念是黎巴嫩政策的基础，也是扩张主义战争符合德国利益的结论。

其次，考虑到之前的结论，希特勒计算出1930年代末，将是进行扩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德国的快速重整和苏联的内部混乱给德国带来了暂时的优势，但从长远来看是无法持续的。

因此，虽然希特勒行动的意识形态基础告诉他，在东欧获取领土的侵略战争是必要的，但欧洲的物质状况比较复杂，特别是对未来几年德国相对衰落的预期，而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希特勒如此急切地想要尽快结束战争。

虽然希特勒的决定保证了一场非同寻常的破坏性战争，但它们并没有为战争的结束方式提供全部解释。

即使在战争最黑暗的时刻，在法国崩溃后，当德国向俄罗斯的推进似乎不可阻挡时，盟国也一直回绝了众多纳粹官员、军事领导人和其他人达成某种谅解的反复尝试。

通过支持无条件投降，丘吉尔尽管他很伟大，有效地打破了英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地位，迫使他所珍视的帝国解体，使他的国家永远处于美国的阴影之下。但要想取代希特勒的军政府来实现和平是不可取的。

可以说，签订和平协议，基本上都包含了一些对双方都不可取的东西，当双方都有能力给对方施加巨大的代价时，这个问题更加明显。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一蹶不振，在希特勒1933年掌权后，德国才开始重新确立自己的地位，首先突破了德国军队规模的上限，对莱茵地区进行了再军事化，后来又采取了侵略性和冒险性的外交手段，将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纳入其中。

1939年初，在希特勒明确承诺德国的领土野心在前一年秋天的慕尼黑会议上得到满足后，对残破的捷克斯洛伐克的吞并刺激了欧洲大国更积极的抵抗。

当希特勒转向波兰时，战争就不可避免了。

然而，就在跨越边缘之前，希特勒却通过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完成了可能是他最伟大的外交政变，这使德国避免了一场两线作战的可能。

德军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取得了一系列惊人的胜利，将波兰西部、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和法国置于希特勒的控制之下，显然使德国摆脱了两线作战的危险。在这一点上，希特勒认为西方的问题已经决定了，并向英国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而英国虽然没有被打败，但英国始终拒绝投降。

尽管丘吉尔的拒绝，使希特勒不得不与英国进行了一场他并不想要的战争作斗争。然而，他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法自始至终都让评论家感到困惑：由于无法迫使英国投降，他发动了对苏联的入侵。而这一决定，再加上美国在日本偷袭珍珠港后全面参战，注定了德国的命运。

德国没有像希特勒期望的那样，在苏联方面迅速取得胜利，反而是发现自己陷入了一场多年的战争，尽管对手伤亡惨重，失去了大片领土，但他们仍不会屈服。同时，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失败决定了德国的命运。

因此，对二战的持续时间和严重程度的令人信服的解释，就必须面对希特勒的扩张性政治目标，他愿意在发动一场战争的同时仍在与另一场战争作斗争，以及他拒绝与苏联谈判的同时，却又愿意与英国谈判。

那么，为什么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目标定的如此之高？为什么希特勒愿意承担这么多重大的风险？为什么希特勒更愿意与英国谈判而不是与苏联谈判？

曾经有一个极端的学者认为，希特勒在1933年夺取政权之前，就已经制定了一个统治欧洲和可能征服世界的蓝图，而他随后的行动只是执行这个蓝图。

然而，与之相反的是，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希特勒是一个机会主义者，他主要关心的问题，是如何维持他在德国的地位。

而纳粹德国采取的极端政策，要么是为了确保国内的合法性，要么是在没有明确指导的情况下，官僚主义的竞赛导致了极端化。

这场辩论与最关注大屠杀起源的意向主义功能主义辩论有着明显的联系，意向主义者认为希特勒在夺取政权之前就计划了大屠杀，而功能主义者则认为，大屠杀是德国官僚机构对纳粹种族理想的即兴反应，因为这项命令，上面并没有明确指示。

不过，无论是哪种论点，希特勒的意识形态和对世界的观察指导下，德国终将会面临长期或者是近期的衰退。

不只是领导，不只是信息

希特勒对战争的可能结果充满信心，而这种信心来自多个方面，包括德意志民族的所谓军事优势，与英国的预期联盟，以及对机械化战争和空中力量的信心，使得希特勒相信，第二次世界大战注定不会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翻版。

在 "巴巴罗萨行动 "之前，希特勒和他的将军们的自信是由德国在西方的快速胜利和苏联的虚弱，当时苏联有大约75%的军官，只有不到一年的实战经验，造成了在俄芬战争中明显的局限性，这与德国在西方的对手的期望一致。

也因此，德国在得到这些信息后，德国高层对此次战争可谓是十分的自信。

然而，令人难以解释的是，这些信息视角很难支持这个论点，因为这需要希特勒将国内的一些政策扩大至更大的范围，甚至这些工作，要在上任之前就要确信，要实现他的目标就需要战争。

如果他相信他的目标，是在德国的能力范围内，那么从逻辑上讲，他应该期望在谈判桌上至少有一些机会来实现这些目标。

信息化的观点同样也难以解释希特勒愿意承担的重大风险，比如莱茵兰的再军事化，如果他愿意等待的话，本来可以通过谈判来实现，但他却不顾法国的干预会迫使德国人 "夹着尾巴再次撤退 "而单方面进行。

这场战争中，希特勒最重要的决定，是在与英国交战时进攻苏联，但信息机制对这一事件的解释基本上是没有说服力的。虽然希特勒对德国会赢很有信心，但这种信心，本身并没有为德国在完成第一次战争之前就发动第二次战争提供理由。

对这一决定的标准信息解释是，希特勒得出结论是错误的，英国人继续战斗是因为他们期待苏联的介入。

也因此，有些人会认为，希特勒打算通过击溃苏联，来达到说服英国人投降的筹码。

然而，在当时，苏联实际上是德国的盟友，而且对德国的善意相当热心。

如果希特勒事实上认为英国人坚持抵抗是因为他们期待苏联的援助，那么一个更有效的战略，那就是保持对英国的军事压力，同时继续与苏联合作。

相比之下，入侵苏联会让丘吉尔完全得到他想要的。这并不是说希特勒不希望击败苏联，最终说服英国人进行谈判；而是说这样的动机充其量只是对德国的决定提供了一个明显不完整的解释。

最重要的是，信息机制根本无法解释，随着德国军事地位的恶化，而决定拒绝在东线进行谈判。虽然在战争的开始阶段，拒绝谈判可能符合信息机制，毕竟当时的德国，可能期望取得更多的胜利，但在国防军在莫斯科城外陷入困境之后，特别是在斯大林格勒的灾难之后，人们原本以为希特勒会与苏联达成某种特殊协议，来避免德国陷入这场看起来越来越可能失败的生死战。

然而，德国却并没有这么做，希特勒显然知道战争进展不顺利，但他没有缩减他的要求，而是把希望寄托在奇迹武器的潜在发展或反对派联盟的瓦解上。

同样，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纳粹的领导层和将军们对战争的最终结果几乎没有怀疑，但他们也没有鼓励与斯大林谈判。这种行为与信息机制完全不一致。

对于二战中德国政策的核心问题，一些政治答案同样无法令人信服。

希特勒是一个拥有大量政策自由的极端独裁者，尽管我们很容易夸大他的自主性，尤其是在外交和军事事务中，他有时会与将军们有不同程度的互动。

在他整个执政期间，他特别关心如何保持普通民众和将军们的支持，他密切跟踪每个群体的意见。

因此，例如，有证据表明，德国公众对可能发生的战争并不热心，这促使他决定在1938年取消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

同样，在入侵法国之前的几个月，他对公众的不满迹象越来越担心。

即使在1940年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希特勒也抱怨说：

在我成为帝国总理之前，我认为总参谋部就像一只藏獒，必须牢牢抓住它的衣领，否则它就会威胁要攻击所有人。自从成为帝国总理以来，我被迫得出结论，总参谋部不是藏獒。这个总参谋部总是试图阻止我做我认为必要的事情......而我要做的是，要一直煽动这只藏獒。

这导致希特勒不得不担心将军们意见的程度，最明显的表现显然是1944年7月的失败政变，这个失败的政变差点取代了他。

虽然这次政变的失败，导致了大部分德国抵抗力量遭到了毁灭，但德国人承诺推翻希特勒以换取谈判和平的和平试探，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只是被盟军的无条件投降政策所阻挡。

希特勒成功的一个主要因素是他有能力说服将军们和相当一部分德国公众，相信他的政策能促进他们的利益。正如戴尔·科普兰所证明的那样，将军们大多同意希特勒的目标。

当他们反对希特勒时，是因为他们对国防军能够实现的目标不太乐观。一旦德国的早期胜利验证了希特勒的预言，将军们就变得相当支持。

例如，在1944年政变失败中发挥领导作用而为历史所熟知的贝克将军，在一份报告中同意，德国 "需要更大的生存空间"，只有通过战争才能夺取。政变的动力是认识到德国正走向不可避免的失败，盟国不会与希特勒谈判：在这种情况下，清除希特勒是拯救德国国家的一步。因此，从希特勒的意识形态，来阐述这个问题，才是有意义的。

纳粹意识形态并不是一个根本性的新创造，而是借鉴了德国思想中早在魏玛之前就存在的一些潮流。

虽然它包含一些内部矛盾，特别是在国内政治方面（例如，作为一个政党的政治家，以资本家和社会主义者的身份出现符合希特勒的利益），虽然它在《我的奋斗》和希特勒未出版的第二本书中的表达是冗长的，组织不力的，但在外交政策领域，纳粹意识形态包含一套清晰、稳定和基本一致的核心思想。

此外，由于希特勒在智力上是现有思想的重组者，而不是新思想的创造者，他的世界观很容易被士兵、政府官员和普通德国人所理解，他需要他们的支持来进行战争。

最终，正是这种意识形态，以及它对德意志民族在世界上的地位的影响，使希特勒和他所治理的国家对国际体系构成了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