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南昌那些事-“新生活运动”的缘起

PART

壹

八十八年前的3月11日，南昌湖滨公园（八一公园），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全市一百四十二个机关、团体和学校倾巢出动，半个南昌的市民都聚集在这里。

天上飞机散发着传单，“礼义廉耻”，“整齐清洁”的彩旗、横幅随处可见，一场旨在把“新生活运动”作为一个全国性的运动推广开来的大会正在此处召开。

杨永泰、熊式辉和全体筹备委员早就鸽候在台上，各界民众都已到齐，忽闻汽车喇叭声响，蒋介石偕宋美龄徐徐下车，并肩步入会场，由侍卫们前扶后拥，登上主席台，由熊式辉奉陪入座。霎时全场空气紧张。

几分钟后，即宣布开会，蒋起身走到台前，举目望了台下几转，随即用他浓郁的奉化口音讲话。正说得慷慨激昂之际，突然台上走出一个衣冠不整的青年人，肩上抗着一架大型摄影机，对着蒋介石“哗啦下开动机器，拍摄镜头，把蒋介石吓了一大跳。蒋对他瞟了几眼，又继续讲话。讲完，便回到宋美龄身旁坐了下来，轮到熊式辉讲话。

可坐在主席台上的老蒋越想越来气，

忽然站起，推开正在讲话的熊式辉，用手招呼那个正扛着摄像机录影的年轻人走到台前，指着他大声说道:“今天是开新生活运动大会，要大家讲究整齐清洁，你们看看，这样一个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东西，也跑来参加新生活运动会，岂不是给新生活运动一个大大的侮辱……”

这时候，蒋介石的便衣侍从，原来散布在前前后后的，都一拥而上，端着短枪，如临大敌似的，对准着这个青年，这个青年顿时吓得面如死灰，全身发抖。

后来，还是熊式辉出来解围，熊必恭必敬地解释着说：“此人是中央社的摄影记者，昨天晚上才由上海坐飞机赶来南昌的，因为不懂得“新生活运动”的意义，所以没有修整仪容，今后应教育他注意整洁”。

这样，蒋才平和下来，但还是叱骂这个青年，“给我滚走！”

聊到源自南昌的民国新生活运动，

这段黄锡章所写的【新生活运动在南昌】经常被各种资料引用。

以致多年后，新生活运动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并不清楚，只记的老蒋说的“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东西”这句话。

其实国民政府在1934年至1949年开展的全国规模的“新生活运动”对当时中国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但随着年代的久远，人们早已遗忘，就像八十年代初，老徐读书时代的“五讲四美三热爱”，估计现在的年轻人都不知何物。

只记的老蒋骂人，颇有些不厚道。老蒋对南昌对江西委实不错。

2200多年历史的南昌，近代的八一起义，南昌城不仅有古色，红色，还有浓郁的民国风。

只是人们选择性地遗忘。

PART

贰

江西是个好地方，南昌也是块福地。

江西是孙中山先生发起二次革命的起源地，南昌八一起义诞生了人民解放军。

江西不仅有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对蒋来说也是他的发祥福地。

民国十五年的九月，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突然放弃了原定计划，亲自挥师东进，北伐的主攻方向转为江西，江西一时成为北伐战争的重要战场，成为了北伐军与孙传芳的东南五省联军的决战之地。

经过江西之战的大获全胜，民国十五年，蒋就是在江西确定了自己真正的战功和第一块完全属于自己的地盘。

这一年的11月8日北伐军攻克南昌，江西从北洋政府转为国民政府。

这一年北伐军总司令部进而驻扎南昌达四个多月之久，民国十五年开始的“江西半年，南昌四月”对蒋介石的军事和政治生涯有着重要的影响，堪称其人生中的一大转折。

而在此期间发生的“迁都之争”，

导致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暂驻南昌两个月，更使南昌成为了当时国民党全党的政治中心。这是南昌在近现代史上最为接近首都的一次，虽然其后由于武汉国民政府的强烈反对，南昌建都的历史只有短暂的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但南昌与江西在民国时期的重要地位缘起就是在此。

民国十五年，就连黄埔军校第四期学员毕业时，都要求齐聚南昌，经校长蒋介石亲自点名训话后，分发各部队。

如果说始于民国十五年的“迁都之争”只是南昌政治地位的荷尖初露，那几年后，1930年“南昌行营”的设置则正式地将南昌作为国民政府第二首都的地位坐实。

利用以围剿红军名义设置的南昌行营，蒋介石在此颁布了诸多政令、手令、借以遥控指挥总是对他“叽叽歪歪”的南京国民政府。

南昌可以说是当时中国真正的首都。就连庐山也“沾光”，俨然成为国民政府的“夏都”。

在此期间，蒋在南昌发起了“新生活运动”，并亲自担任新生活运动总会会长，宋美龄任妇女指导委员会的指导长，负责指导妇女界推行新运事宜。更使南昌成为全国的中心，舆论的焦点，民国时期的网红地。

在此前后南昌也陆续留下一长串以中正冠名的记忆：中正路、中正桥、中正公园、国立中正医学院等等。

乃至后来江西筹建国立中正大学时，许多外省大佬颇生醋意，“委员长不能太偏爱江西”。

蒋介石对江西的期望颇高，

一直认为江西不比其他的地方，要求江西能够进步迅速，各方面都要走在全国的前列，做各省的模范，真正建成模范省。

以致抗战期间蒋把“太子”经国放在江西赣南。没有无缘无故地爱，或许这也不是历史的偶然。

PART

叁

关于新生活运动，为何在南昌缘起，史界众说纷纭。前因后果，蒋由于长期待在南昌，自然也看到了当时南昌社会上诸多不文明现象。这在蒋日后的演讲中可见端倪。

他批评南昌的中学生：“我去年初来的时候看到的，几乎无一个不是蓬头散发，有扣子不扣，穿衣服要穿红穿绿，和野蛮人一个样子，在街上步行或是坐车都没有一个走路坐车的规矩，更不晓得爱清洁，甚至随地吐痰.........”

“这种学生，可以说完全不明礼义，不知廉耻！这样的学生，这样的国民，如何不要亡国？作为文化水平高于一般人群的中学生如此，其他人的道德水平又如何呢?”......

“试问如此精神堕落的国民，如何可以建设一个好的国家?”

也有诸如蒋、宋坐在车里，

见到南昌街头，人们随地吐痰，十多岁的孩子嘴上横把一支香烟，旁落无人的走在马路中央，大受刺激的说法。

1934年2月19日，以蒋介石在南昌行营扩大总理纪念周发表《新生活运动之要义》的演讲开始，标志着新生活运动的正式发起。

蒋介石为新生活运动所构建的理论核心就是“礼义廉耻”。“礼义廉耻”来自《管子·牧民》篇中。蒋介石本人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对管子的治国方略及短期内帮助齐国成就霸业极为叹服。

他认为“礼义廉耻”是数千年来立国的基本精神。认为二、三十年代中国的现状与管子所处时代是相似的，内忧外患、国家处在危亡的时期。

因此，“要能救亡图存，必须恢复“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诸固有的德性，即礼义廉耻四个字。指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既张，国乃复兴。

按照蒋的解释，所谓新生活运动就是提倡礼义廉耻的规律生活，以礼义廉耻之素行，习之余日常生活衣食住行中；以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确实六项要求为标准，去除粗野鄙陋，争盗窃乞、乱邪昏懦之行为，实现国民生活的艺术化、生产化、军事化，最终达到安内攘外的目的，奠定民族复兴的基础。

另外蒋介石一生推崇王阳明，对其学说的“知行合一”极为认同，所以他认为发动新生活运动也只要人民去“行”就可以了。

他说:“新生活运动之能否成功，即为国家民族之兴亡存灭之所系。虽然这种运动，非一朝一夕之功，但也不是一件很难推行的事。只要各个人觉悟与力行而己!”。

按照蒋的计划，新生活运动先从规矩、清洁做起，即以南昌作为初期试验地区，会址设在豫章公园（原省政协正力宾馆）。

并由程时煃作词、程懋筠制谱，作了两首歌曲———“新生活运动歌”和“复兴歌”下令各地学校教唱。

他甚至从九江增调宪兵第三营营部及第六连到南昌，切实纠正指导人民新生活。

蒋介石对南昌寄予很高的期望，

希望从南昌开始，革除野蛮落伍的生活习惯，形成高尚的道德文明的生活习惯，在最短的时间改造成一个新社会，成为全国的标杆榜样，进而向全国推广。

民国著名的新生活运动，为此就在南昌大张旗鼓地展开。

市长龚学遂，仰承蒋介石的意旨，在市政府里，举行了一次“新生活运动”展览会。内容是以“礼义廉耻，整齐清洁”八个字为中心，用图画表示出来，作为宣传说教。如对“不可随地小便”，就画一个人在街头小便，旁边便画一只狗也在小便，意思说，当街小便的人，就是畜牲。

当时南昌选定13个公共场所，邀请各界名流演讲宣讲，到会听众达几万人之众；制定了众多宣传主题，如“我们向来过的是什么生活”，“江西老表当真是蛮子吗”，“要怎样才能取得新生命”，“恭喜发财要提倡国货”等等....；

同时发动机关、协会社会团体和学校组织了17个纠察队，分布南昌大街小巷，督导、检查民众对新生活运动的履行。

市民中不遵守清洁者，被带上写着违反新生活游街示众的高帽，由警察押送鸣锣游街。

新生活运动在南昌出现后，国民党全国各地纷起响应，首先是首都南京市，其它省市，也跟着推行。

几个月下来,南昌市容整洁一新，

行人行走有序，机关出现“紧张空气及苦干精神”，国民党中央党报《中央日报》遂将之论为“南昌精神”,“各地人士之往来南昌道上者，亦莫不谓南昌景象，朝气蓬勃”。

江西通史.民国卷对其积极一面，做了如下颇为中肯的评价。

运动发生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以及中国推进现代化进程的背景下，因而也具有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灌输现代文明知识、现代国民意识和民族精神的成分。

这场席卷全国的运动，

尤其对于发起地的江西影响更大，但仅限于城市，对于农村影响甚微。

运动对于当局统一思想，推行建设江西等政策和灌输文明知识，无疑发生了相当的作用。

PART

肆

仓廪足而知礼节，在民国经济社会条件尚不允许的情境下，强力推进这个运动确属超前。

加上执行的过程中“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焉者矣”，的偏激和形式主义的成分，使得这场看似轰轰烈烈的新生活运动，其最终的效果却是大打折扣。

例如最初的整齐清洁做法，除了整治市容环境外，还规定了不准打赤膊、不准随地吐痰、大小便、不准当街抽烟、走路要靠左边走、衣冠整洁等，这些都是现代文明的好习惯。

但后来层层加码，

有了更多不切实际的形式主义：

譬如规定市民起居作息时间；庆吊或丧祭，得用茶点款客，不得以卷烟款客；年未满六十岁者，不得设宴祝寿；并且还规定每人每月应储蓄之额数等等包罗万象，不厌其详。

胡适为此就发表一篇文章预测：

官僚主义将使这场运动沦为一场演出，只能增加国民的虚伪性。提出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良好的生活习惯只能是空中楼阁，并且应该加强学校教育而不是运动。

黄锡章所写的【新生活运动在南昌】中记载了很多当年社会中讽刺现实的一面。

当然作者文章写于四十年前，或许也有其一定的时代背景。

听说在南昌开大会的那一天，会刚散场，就有某骨干分子相约到他家里抽鸦片打麻将，并开玩笑地说“去过一过新生活”，上面如此，下面可知。

例如南昌打“麻将牌”碰上东、南、西、北风成为“一就”时，就叫它做“旧道德”,一碰上红中、白板，发财成为“一就”，就叫它做“新生活”。

还有一个故事，有一次，

在百花洲乐群电影院举行的扩大总理纪念周大会上，蒋介石亲自主持，正在“静默三分钟”的时候，江西省党部民运科干事许照洲，因为有哮喘病，吐了一口痰在地下，给蒋介石看见了，马上大发雷霆，认为他是故意破坏“新生活运动”，而破坏新生活运动就是破坏民族复兴运动，这扣的帽子可大啦！一顿臭骂，骂得江西省党部委员，人人心惊肉跳。

散会之后，马上进行清查，借故开除了二十三个职员。有人讲笑话说：许照洲练了内功，吐出一口痰，竟打破了二十三只饭碗！

而对于商人来说，新生活运动对他们来说还是一个赚钱的好机会。

市场上于是不断出现印有礼义廉耻、整齐、清洁、简单、朴素的搪瓷面盆、茶杯、餐具、汗衫、毛巾、童帽、床单等日常用品。

什么新生活徽章、床单、新生活川味饮食部，新生活商店，新生活饭店，甚至还有新生活牌香烟，名目繁多。

“此中固不乏热心新运之人，籍此努力。但亦多投机取巧份子，假借新生活之名，行其投机招摇之实”。

客观评价，新生活运动老蒋倒是身体力行，

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电视镜头出现的蒋不是整齐的长衫就是笔挺的军服，端起喝的都是一杯白开水。

PART

伍

颇为奇怪的是，作为老蒋极其信任的部属熊式辉，在他巨厚的回忆录【海桑集】中，却对这场起源于他治下的新生活运动，着墨极少，似乎兴趣不高。

但熊式辉也给出了他自己的解读：新生活运动，最直接的目的就是为全面抗战做好精神、行为层面的准备，但当时不能明说。

我们提倡新生活运动就是要在一切组织上，发挥个人重团结守规矩的本能，在国家总动员时无论男女老幼都能负起一部分军事责任，不至于使我国一盘散沙，只知道自私自利，勇于私斗，怯于公战。

对于新生活提出的三化，

即生活生产化、生活艺术化、生活军事化他的理解是：生产化是要与自然争斗贫富，相信劳动创造财富；

艺术化实际是要与其它民族斗争优劣，优胜劣汰，天演铁则，是要在在一切科学艺术上，发挥个人创造改进的天才，不至于我们民族退化保守，受到天然淘汰。

军事化是要与其它国家斗争。弱肉强食，天演公例。养成临时可以与敌人拼命，为国牺牲的国民，就要使全国国民生活军事化。

或许熊式辉也看出新生活运动许多华而不实，形式主义的缺陷。而他更关注结果和目的。

顺带一提的是，熊式辉等上任时，社会上议论纷纷，说法甚多。

他针对新一任省政府9个委员学问人格都很好的说法，明确指出这是恭维之词。

学问人格是靠不住的东西，有所谓学问很好的人，做起事来却比所谓没有学问的更糟；有所谓人格很好的人，在可好的环境中会好、可坏的环境中会坏，而去年好今年坏的也不少，所以不要太迷信这种东西。

对于民国江西经费紧张，熊式辉确定的建设方针是先把不要钱的事做好，再把少要钱的事做好，如果不要钱和少花钱的事都做好了，财源自会滚滚而来，各地的资本也都会愿意投到江西来。

这些都体现了熊式辉的务实和清醒。

上世纪六十年代，新生活运动到台湾就延续推广成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应该算是成功的。

我们现在所熟知的“南怀瑾”就是大大受益于那场运动。要不然，他最初在“湾湾”差点穷困潦倒饿死。

写完此篇文章，老徐对照礼义廉耻，

成功戒除了大声讲话，边走路边抽烟的恶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