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所说的“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

中国近代所处的局势确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 ; 中国近代所遇之敌人也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

葡萄牙人在十五世纪末年发现了绕非洲经好望角的欧亚直航线路。这事在世界历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也就是上面所说的大变局的开始。

在这事以前，中西固然是早已发生了关系，但以前的关系与以后的关系是根本不相同的。

原来的欧亚两洲，虽然境土相连，既在乌拉尔山以南，里海以北，两洲之间并无自然的分界。

但在十六世纪以前，中国与欧洲之间（除蒙古帝国短期外），总有异族异教之人居中隔离开。在这种环境之下，中西的关系不但要看双方的需要及意志如何，还要靠中欧之间的区域是否有适合的情形，在这个条件不能圆满的时候，中西的关系就完全断了；在这个条件能圆满的时候，中西的关系大部分也是间接的: 货物的交换及彼此的认识都是由第三者转递与介绍。

严格说来，上古与中古时代，中西各自成一个世界、一个文化系统。

自欧亚直接航路发现以后，第三者的阻碍成为不可能，其介绍亦成为不必要。

自十六世纪后，世界史的最重要方面之一是东西的融化，或者我们应该说，是全世界的欧化。

为什么欧亚的航路到十五世纪末年才发现呢?这个问题不是一言两语所能解答的。欧洲发展起始于东南而趋向于西北。欧洲最早的文化及政治中心是希腊，其次是罗马，最后才是西欧，愈到后来愈离中国远了。等到大西洋沿岸的国家有了相当的成熟，欧洲的历史开始进入海洋时代。

中国的发展方向正与欧洲相反: 中国的发展是由北而南的。中国的史家虽大书特书汉唐在西域的伟业，其实这不是中华民族的正统。中国的政治、文化及人民渡长江而逐渐占领江南以及闽粤，这一路的发展才算得我民族事业的正统。等到闽粤成熟了，然后我们更进而向南洋发展。

明永乐及宣德年间的海外盟事不是偶然的、无历史背景的。那时的南洋，甚至印度洋，似乎都是我们的势力范围。郑和时代就是葡萄牙航海家亨利王的时代。无怪乎中国与葡萄牙人初次的见面仪式是在印度河沿岸举行的，也就是说葡萄牙人是最早与中国接触的西方人。我们可以说，十六世纪以后的中西关系是数千年来双方历史的积势所蓄养而成的，那么自然会愈演愈密切而愈重要了。

在欧洲历史未进入海洋时期以前，西方没有一个国家把提倡海外发展当做政府的大事业。西方人来中国者也多半是为个人的好奇心、利禄心或宗教热忱所驱使。他们的事业是私人的事业: 他们没有国家或民族做他们的后盾，就是欧洲中古最著名的东方旅行家一马可.波罗一并未得到任何欧洲政府的援助。 他的事业，在当时，与欧洲任何国家或民族的国计民生都没有关系。

到葡萄牙人发现好望角的时候，欧洲的局势就大不同了。至少在西欧、葡萄牙、西班牙、法兰西、英吉利已成立了民族国家。

在十六世纪末年，荷兰已经革命而独立。

荷兰

这些国家的国王和权贵无不以提倡海外发展为政府及民族的大事业。那帮在海外掠财夺土的半海盗半官商居然成了民族的英雄。文学家又从而赞扬之。

在十六、十七世纪的欧洲人眼里，国家的富强以及灵魂的得救，都靠海外事业的成败。个人冒险而到海外去奋斗的，不但可以发大财，且能成为国王的忠臣、民族的志土和上帝的忠实信徒。这种人的运动是具有雄厚魄力的。他们在历史上发起了、推动了一个不可抑遏的潮流。

这就是李鸿章所说的“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