渴求进步的拉丁美洲，如何将自己的国家变成严重依赖的咖啡帝国？

咖啡透过帝国与奴隶制来到拉丁美洲，却透过自由主义在拉丁美洲繁衍和兴盛。

拉丁美洲的自由主义是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古典政治自由主义──1820年代拉丁美洲独立运动的理想，就像之前美国、法国和海地革命的理想一样──与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和戴维．里卡多（David Ricardo）的经济自由主义交织在一块，根据一个国家在国际贸易体系中的地位，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健康和财富。结果产生了一种以市场为基础的国家进步愿景，以适应在实践独立中将会遭遇到的难题，在萨尔瓦多这样的小型商业「死水」中，这将是一个格外复杂的问题。

1821年，脱离西班牙获得独立后不到一年，萨尔瓦多的菁英们便提出经济独立的可行性，于是决定向美国申请建国。如同该地区的其他国家一样，寻求通过经济发展来实现国家进步。几十年来，他们一直在追求可行的出口作物，即「更多希望的果实」，包括可可、香脂、橡胶、小麦、烟草、香草、龙舌兰和咖啡。为了建设必要的基础设施，他们给予外国银行、轮船公司和铁路特许权。他们与美国签订了第一个重要的贸易协议，使其不仅成为一个重要的贸易伙伴，也成为了一个新国家的典范，藉由鼓励商业繁荣，「把沙漠……变成了美丽的城市」。

1840年，来到萨尔瓦多任教的巴西人安东尼奥．科埃略（Antonio Coelho）买下首都圣萨尔瓦多外围的一些土地，将他从巴西带来的咖啡种子种植在这片土地上，并将咖啡种植园命名为「希望」（La Esperanza）。

咖啡是一种娇贵的农作物，需要持续的降雨、充足的阳光来抵御霜冻，还需要大量的劳动力，特别是在早期。即使在最好的条件下，咖啡树也要经过4到7年的细心栽培才能获得丰富的收成。最重要的是，尽管萨尔瓦多比起拉丁美洲其他地方更希望通过出口实现经济发展的自由，尤其是透过咖啡出口，却碰上土地匮乏这类额外的问题。

赶走那些种玉米的印地安人

萨尔瓦多的国土面积很小──和马萨诸塞州差不多大──其中四分之一或更多的可耕地，已经被印第安人和自耕农所掌控，这是殖民时期遗留下来的公有土地使用权制度。在许多情况下，土地持有者的身份不明。这种不确定性阻碍了对有风险的商业作物的投资。如果咖啡要改变萨尔瓦多，就必须有人负责接管。

萨尔瓦多政府在1846年首次支持咖啡的种植，为种植5,000棵以上咖啡树的种植者提供税收减免，并免除咖啡种植园工人的兵役。这些早期的激励措施成效甚微。然而1859年，在赫拉多．巴里奥斯（Gerardo Barrios）总统的领导下，政府开始同意分配土地给那些在种植咖啡的人，政府还赠送了数万株咖啡苗给大地主和农民。

由于有了这些补贴，种植咖啡的土地面积稳步增加，萨尔瓦多广大阶层皆开始参与其中：商人、工匠、教师、专业人士、商业农民。1860年代初，圣塔安娜及其周边地区共种植了300多万棵咖啡树，巴里奥斯总统预测，两年内萨尔瓦多将成为中美洲的咖啡之都。

然而，两年时间过去，该国许多看似最好的咖啡种植地仍然掌握在印第安人和农民手中，而且尽管不是全部，主要种植的却是粮食作物。特别是在圣塔安娜火山的山坡上，由于西班牙的征服和殖民，印第安人离开平原，在山坡上定居下来，并种植了大量玉米。这种重迭使那些对咖啡抱持很大希望的人，与那些长期依赖土地生存的人之间发生了冲突。

通过这场冲突，经济发展问题被重新定义为种族问题。印第安人被贴上了「落后」的标签，并被指责为造成商业停滞的「恶魔」。其中许多自由主义菁英自称是欧洲人的后裔，梦想着利用这片土地来生产咖啡、金钱和文明。他们预先将未来的所有希望归功于自己，并以「坚定的手段……斩断奴役农业的枷锁。」

咖啡政治从激励转向了命令。自由主义政府开始采取更加积极的行动来支持咖啡，并反对「未开垦的肥沃土地」的所有者和占用者。「未开垦的肥沃土地」指的是政府认为这些土地没有生产能力，无论那里种植了多少作物。特别针对公有土地所有者，他们似乎「满足于种植玉米和豆类作物，而这些作物将永远不会让这些可怜的人民从悲惨的处境中解脱出来，而是继续处于与殖民时代同样悲惨的状态。」

1874年以后，火山高地上的印第安人和农民小区被命令建造咖啡苗圃，并通过对狗征税来支付这些苗圃的建设费用。自由主义政府「决心打造一个共和国，使每个村庄成为工作、财富和舒适的中心。」

让咖啡种植占领耕地与林地

20年来，萨尔瓦多通过咖啡出口实现经济发展的希望，是建立在「解放」或是从「落后」的人民手中取得国有土地的「自由化」基础上──特别是印第安农民──他们似乎「与所有进步和活动无关」，而陷入了自给自足的陷阱之中。

1879年，萨尔瓦多政府强制进行了一次土地普查，使问题和契机成为焦点，萨尔瓦多的自由政府开始着手以法律途径解放过去的土地。首先，将原本属于公有的土地分给那些在那里种植咖啡的人，证据显示许多印第安人愿意「付出相当的努力」种植咖啡，以避免失去土地。但这也许并不是自由派菁英们的初衷，因为3年后，也就是1882年，萨尔瓦多的公有土地所有权制度被圣塔安娜参议员颁布的一项法令完全废除了。那些没有土地所有权的人，被要求向有关当局提供他们曾经耕种过某块土地的证明，并支付一定的费用，以获得土地所有权。如果他们无法在6个月内提出证明，这块土地就会被拍卖。

土地合法化的过程停滞延宕，加上官僚主义的无能、地方的冲突矛盾和露骨的贪腐行径，使得土地私有化进程持续了数年，甚至数十年。然而，当土地私有化进程完成时，萨尔瓦多四分之一或更多的土地被重新划分，土地从公有变为私有。土地使用权长期以来一直是一项社会权利，现在变成了一种市场商品，出售给最精明的买主。

私有化土地集中在圣塔安娜火山周围的西部高地，改变了那里长期以来的土地使用模式。随着咖啡取代了粮食作物，咖啡从焦土中生长出来。「我们被四面八方的大火包围着」，一位法国旅行者写道，他在咖啡兴起期间穿越萨尔瓦多西部。「稻田和部分森林遭到烧毁，以清理土地，所以我们周围的山似乎被照亮了，发着红光。」即使咖啡没有占据耕地，咖啡也占领了林地，而林地作为猎物、水果、燃料和药草的来源，曾是维持自给自足经济的一个重要因素。

随着这些土地上的变化，新的生活方式出现了。一些失去土地的印第安人和农民收拾行囊并展开迁移，离开咖啡区前往该国的北部和东部地区，在那里他们设法在边界土地上恢复自给自足的农业。许多留下来的人，由于他们养活自己的能力受到影响，如果不想被淘汰，便选择去咖啡种植园工作，在那里他们得接受「对于农村生活新的和更严格的规定。」全职工作者被造册，以追踪未能完成工作的人。1882年，一项全国性的命令要求地方官员严惩旷职的工人。接下来的一年，圣塔安娜近800名遭到逮捕的人之中，有四分之一是因为违反工作规定而被捕，而在咖啡种植区外因这种罪行而被捕的情况却很少。

1888年，随着西部地区反对私有化的声浪愈来愈大，政府对咖啡征收了新的税收，以扩大农村的警力部署。1889年，一支新的骑警部队成立，主要在咖啡最为盛行的西部地区活动：圣塔安娜火山周围，以及火山与太平洋沿岸港口之间的地区。

给有钱老板的咖啡国家

结果令人印象深刻。萨尔瓦多的咖啡种植面积从1860年的2,100英亩，增加到1890年的11万英亩，而同期的出口额增加了60倍。仅在1880年至1890年期间，咖啡产量就增加了3倍，而且有充分的理由预期产量将会更高。一家英国公司已经开始在圣塔安娜火山周围铺设铁路延伸线，这条路线最终将连接咖啡之都圣塔安娜和太平洋港口。在1880年之前，这个国家没有自己的银行，但到1890年，已经有了三家银行，包括由旧金山商人创建、总部设在圣塔安娜的西方银行（Banco Occidental）。

即便如此，萨尔瓦多自由主义者围绕咖啡建立的新的经济和社会秩序，仍未完全稳定。土地私有化后，一些印第安人和农民生产者在数十年间仍然保留着自己的土地。与此同时，许多失去土地的人并非简单就放弃土地。在萨尔瓦多土地私有化之后，尽管并未出现大规模的叛乱或改革，但几乎每通过一项新的自由主义法律，都遭到火山高地的当地人反对。一些被剥夺财产的人放火焚烧咖啡种植园和处理厂，而另一些人据说砍掉了负责撰写新土地所有权状的官员的手。然而，此时「出现一支军队来对付他们，而且也确实做到了」，不费任何吹灰之力。「印第安人小区无法与军队的武器、数量、组织化或机动性相提并论。」历史学家赫克托．富恩特斯（Hector Lindo Fuentes）写道，「此外，他们没有人可以求助。」

土地的私有化、商业的军事化、对工作和社会生活的严格管制，这些法律统称为「自由主义改革」。尽管这些法律建立在自由主义的基础之下，然而实际上在之下，却隐藏了种族主义核心──当然，这市场中机会平等的原则只适用于那些有钱人。

1885年，一位名叫莫里斯．杜克（Maurice Duke）的英国人描述了土地私有化后的商业环境：「目前，有绝佳的机会提供给那些愿意在土地上投入一点智慧，且拥有商业和清醒头脑的人；这一类型的人拥有适度的资本，比如说，5万到1万5千美元，正是这里需要的人；同时，其他资本少得多的人也拥有非常大的优势，能够从一开始就赚到钱；但那些只是来找工作的人，将会发现他们陷入无可救药的悲惨境地。」这里已经拥有足够的工人，萨尔瓦多需要的是老板。

这不仅是一个商机，也是一个文明的使命，和一个将国家人口结构「白化」的过程。在土地私有化之后，一位自由派记者预言，「大量的新家庭，把他们的产品、艺术和知识带到各地，从道德和物质上改善城镇。」在咖啡区建立了新的定居点，并给它们起了诸如加州和柏林之类的名字，以此表明它们面向更广阔的世界。这些新的地方来了愈来愈多的移民，他们离开美国和欧洲想要追寻更好的生活，他们把经济上的流亡当作冒险，尽管他们不习惯新国家的炎热气候，也开始穿上「宽松的白鸭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