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都不正常”：发疯不过是心着凉了而已

为什么撤回？撤回了什么？有什么是我不能知道的？还是你觉得我不能知道？我们俩的关系在你眼里就这么不值一提吗？那你觉得我们是什么关系？不会连这个你都不愿意跟我说吧？我真的破防了！得不到让我满意的答案我真的会发疯！

你为什么不回答我？你为什么又在用那一套话术敷衍我？你在乎过我的感受吗？你们从来不觉得我值得尊重。我就是那么可笑，我总是来找你们解决问题，我就那么轻易地交付了我的信任，但你们总是这么敷衍我，因为我不重要！因为你们不在乎我！

这是两则常见的“发疯文学”——疯疯癫癫，却给人带来彻底放飞的快感。发疯的快感或许正来源于我们太擅于压抑自己。

以前，人们总调侃说，成年人的崩溃总在一瞬间。实际上，成年人的发疯也在一瞬间。正常或者发疯，这种区分究竟从何而来？所谓“正常”的标准又是什么？

人们经常无意识地使用“正常”或“不正常”这样的词语来判断事物和他人的状态。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正常”才成为一种理想状态，并自那时起出现了许多外行和专家，就如何成为正常人这点向民众提供建议和忠告。

文化创造了“正常”这个概念，于是一部分人被排斥到社会之外，成为“不正常”的代表。精神疾病生动地诠释了这种“不正常”的社会现象，当我们谈到精神疾病时，我们知道它是一种疾病，同时我们的社会又将精神疾病塑造成一种人格和道德上的缺陷，这意味着将一个人的精神健康状态等同于社会身份来进行道德评判。

如果我们意识到，我们绝大多数人实际上都有些神经质，情绪困扰本就是一种普遍的心理现象，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偏见的存在，就会明白“谁都不正常，谁都不应该感到羞耻”。而抑郁症等疾病，或许正如身体疾病一样，是一场精神的感冒。

《谁都不正常》则试图用理性为精神疾病“去污”。这是美国心理学家罗伊·理查德·格里格斯的一部重要著作，集格林克家族四代学者的工作经历和研究成果，从资本主义体制、战争和精神疾病的医疗化三个方面纵观精神疾病概念发明的历史、污名机制。而阅读它也令我们意识到，如何看待精神疾病，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如何看待人类自身。

原文作者|[美]罗伊·理查德·格林克

谁是“正常人”？

自1849年“正常”这个词进入英语日常用语以来，科学家们一直对“正常性”(normality)的意义感兴趣。但是，直到20世纪中叶，它仍然是一个学术问题，主要出现在如犯罪、智力和强制绝育之类有争议的研究中。Normal是一个数学术语，原意是“正态分布”。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会说“Normal School”(师范大学，即培训教授直到十二年级学生的教师的学校)，也就是说，它意味着共享共同信念和知识的社会普通成员。

当19世纪的数学家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描述处于正态曲线中等数值的人的特征时，他称之为“平常”。然而，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之后的十年中，“正常”才成为一种理想的状态，并出现了许多外行和专家，就如何成为正常人的问题向美国人民提供建议和忠告。他们的观点来自理解战后精神疾病的努力，表现出对美国母亲毫不掩饰的蔑视，以及对于顺从常规的重视。

《谁都不正常》，[美]罗伊·理查德·格林克 著，[德] 韦凌 译，中信出版集团，2023年3月。

“二战”后，有三个新的发展将“正常”概念从数学和医学领域推向了美国流行文化。第一个是塑造和公开展示两尊白色雪花石膏雕像，两尊雕像分别是一位男性和一位女性，用以代表普通的美国女人和男人。第二个是一项由威廉·T.格兰特基金会赞助的里程碑式的研究，旨在全面描绘正常美国男性的身体特征和个性。第三个是科学家阿尔弗雷德·金赛(Alfred Kinsey)的畅销书《人类男性的性行为》(Sexual Behavior in the Human Male)的出版。

1945年，罗伯特·拉图·迪金森(Robert Latou Dickinson)博士和艺术家艾布拉姆·贝尔斯基(Abram Belskie)收集处理了15000名21岁至25岁白人男性和女性的解剖学平均测量统计结果，并以此为根据塑造了两座雕像。他们称它们为“正常女”(Norma)和“正常男”(Normman)，并安排它们首先在纽约市著名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展出，然后在克利夫兰健康博物馆展出。要是你在网上查找它们的图片，你马上就会发现它们看起来不成比例，它们的手和四肢都过长，尤其是肘部到手腕之间的长度。这是因为臂长和手的大小的统计平均值不一定与身高或身体任何其他部位的统计平均值相对应。可能没有人的四肢、头围、腰围、鼻子长度等都恰好体现出大量人口身体统计数字的平均值。

当大家发现了这个问题的时候，《克利夫兰诚恳家日报》组织了一场全国性的活动，寻找最像“正常女”的美国女性。最后，他们发现了一位名叫玛莎·斯琪迪莫尔的23岁的剧场售票员，她与“正常女”的数值最为接近。于是，报社送给她价值100美元的美国战争债券，以示活动的成功结束。这可能是第一次有人因为“平常”而获得奖励。

电影《飞越疯人院》（1975）剧照。

除了“正常女”之外，20世纪中叶“正常”的定义是以男性白人为标准，并以男性白人的利益为基准的。就在“正常女”和“正常男”展出的同一年，哈佛大学一些教授发表了一项名为“格兰特正常青年研究”的高额经费的研究成果。该项目的目的在于确定普通美国男性的典型特征，于是，教授们便顺理成章地决定将268名哈佛男性本科生作为他们的研究对象。在四年的时间里，项目参与者们研究了学生们的体质、气质、健康和社会背景，以确定他们的典型特征。他们仔细测量了所有这些特征，以得出各方面的统计平均值。1945年，优生学家欧内斯特·胡顿(Earnest A. Hooton)在《年轻人，你是正常人》(Young Man, You Are Normal)一书中描述了一些并不令人惊异的结果。

不出所料，正如人们在1945年可能对哈佛男学生怀有的期待——年轻、白种人、在美国出生成长、聪明而且身体健康，这些学生代表“正常”人的特点，因为研究人员在开始研究之前便已决定，他们所属的精英群体应当是“正常”的代表。

胡顿以他自己的优生学观点观察“格兰特正常青年研究”的结果，并确信，人的身体和精神是不可分割的。他认为，这项研究必须专注于精确测量男性的身体，因为“你的身体是了解你性格的线索”。非常重要的是，要确保科学家和医生们能够识别健康和不健康的人，哪怕只是为了拒绝向不健康的人提供帮助。

长期以来，胡顿一直认为，公共慈善和体制内的慈善机构如果只是保护，而不消除有缺陷的人，它们将会毁灭整个人类。胡顿观察到，“毫无疑问，在过去的50年中，精神障碍者、精神病患者、罪犯、经济无能者和慢性病患者的数量都有所增加。这要归功于慈善、‘福利’和医学科学的介入，以及对不健康人群毫无顾忌的养育”。他认为，如果不采取任何措施来消除世界上的不健康人群，那么，到了2000年，女性和男性将出现许多畸形，例如小手和小脚。对于胡顿来说，拥有像“正常男”一样大的双手的男性身体是成为强壮的工人必不可少的身体特征。

这种以身体的适应作为“正常性”的新定义与资本主义对大规模高效生产和消费的关注完美契合。各个工业分支都希望将产品标准化，但他们当然不能去做一些像把所有鞋子或帽子都做成同样尺寸的荒唐事情。然而他们可以做到的是，生产适合于大多数人的商品。制造商使用身体尺寸的统计平均值来设计从汽车座椅到公园长椅、公共汽车以及办公桌之类的所有产品。甚至心理学家也用资本主义的术语来构建“正常”的含义。心理学专业也反映出当时的性别歧视：专业人士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制造”心理正常的孩子——男孩应成长为独立的美国工人，女孩应成为家庭主妇和致力于抚养这些男孩的母亲。

“正常”的流行：

源自对“正常”的批评？

一些医生反对使用这种“正常”的观念。早在1941年，美国精神病学家纳撒尼尔·坎托(Nathaniel Cantor)就说过，现代文明本身从定义上来说就是神经质的。他问道：“那么，我们当中，谁是正常的?”并回答说：“我们之中谁都不正常。”但是，对于“正常”概念的主要挑战还是金赛的畅销书《人类男性的性行为》。它出版于1948年，是一部令人震惊的宣言。它一鸣惊人，位居《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上长达6个月之久。《时代周刊》报道说，书商们都说，他完全可以与《飘》(Gone with the Wind)的销售量并称成功。

金赛的名字家喻户晓,它甚至被收录在科尔·波特(Cole Porter)极为流行的《太热啦!》的合唱中。这是音乐剧《吻我,凯特!》中的一首歌，其中涉及炎热天气时做爱的困难(“根据金赛报告/你认识的每个普通人……”)。金赛提供了一个惊人的统计数据，即在他调查的数千名男性中，有37%的人一生中至少有一次在与另一名男性发生身体接触时达到性高潮。他指出,同性恋实际上是一种统计规范。然而,在这个问题上，“统计规范”依然是一种耻辱的标志。金赛说，被我们“认为”是正常的事，往往并不是我们实际在做的事。

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正常”是一个新词。于是，金赛努力使读者接受自己的观点，告诫他们不要在日常语言中随意使用“正常”和“异常”这样的词。他指出,“正常”和“异常”只是文化中可变态度连续体的两极，它们不属于科学的范畴。然而，在写了这么多关于“正常”的文章之后，他的这个忠告得到的却是适得其反的效果。历史学家彼得·克瑞尔(Peter Cryle)和伊丽莎白·斯蒂芬斯(Elizabeth Stephens)在评论金赛的著作时写道，“这些著作是使得‘正常’一词得以广泛流传的主要渠道之一”。于是这个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流行度。不仅仅是统计学家，普通人也开始普遍使用“正常”这个词。渐渐地，“正常”便不仅仅意味着“平常”，而成为美国人渴望达到的状态。

金赛的批评未能阻止“正常”成为家喻户晓的流行语汇，其中一个原因在于，他的论点的基础是统计数据，而不是情绪。有时候，统计上的“正常”符合社会对“正常”的期待，但有时候——就像同性恋的问题一样——两者也会差之千里。“即使你证明了某些事情在统计上是正常的，比如同性恋，”斯蒂芬斯这样告诉我，“最终更重要的则是，人们已经认定是正常的事物。”她补充道，“即使是对‘正常’最全面、最勇敢的批评，也不会使得这个概念骤然之间失去意义。怀着这种奢望是错误的。”

电影《飞越疯人院》（1975）剧照。

1961年，也就是我出生的那一年，我的祖父和我的父亲(他当时还是一名刚刚开始工作的精神分析医生)共同在《综合精神医学档案》上发表了一篇引人注目的长篇文章。文章名为《心理健康的年轻男性(行为正常者)》。他们描述了一群芝加哥现已解散的乔治·威廉姆斯学院学生的“健康”状况，也就是说，这些学生都没有患有可通过诊断发现的精神疾病。

在对半数学生进行了一系列心理测试——包括含有700个问题的调查——之后,他们选定了几十名不符合任何精神病学诊断条件的男性，对其进行访谈。他们发现，这些“健康”的男性并不一定都感到快乐。他们全都有一定的问题，比如,因为什么事情感到不安，有恐惧症、焦虑症等，但是，他们几乎都没有表现出任何严重的失调、障碍或可能导致精神疾病的人格特征。我祖父称这些人为“行为正常的人”(homoclites)。实际上，英语中没有这样的词，但有一个词，叫作“heteroclite”，意思是“偏离了常规或常态的人或事”。“行为正常的人”看上去适应于他们的环境，因为这些“正常”的男性非常普通，完全没有什么引人关注之处。这或许只是一种善意和在研究技术上更为专业的措辞，用来表达“他们真是些很没意思的人”。

“行为正常的人”有着普通的成绩和普通的智商数值。他们有朋友圈和女朋友，喜欢运动，也有爱好，尽管他们的兴趣范围很窄。根据他们的自述，他们很少有超越现实的幻想性活动，没有内省的思想习惯或创造性。当他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无论是情感上的还是实际中的问题，他们都会不自觉地采取快速行动来解决它们。他们更喜欢不断地在“行动”，而不是思考一系列可能会出现的反应。他们没有野心，目标平平——获得体面的工作，能够让他们得到足够的食物和住房，让他们生活在一个安全的社区，而不必过多地担心。

简而言之，他们之所以成为有趣的研究对象，就是因为他们太没意思了。然而，当这些表面上健康的学生得到允许，在芝加哥大学学习一些课程时，他们却显得有些异常。大学的教职员工批评他们具有我们通常看重的优秀品质，老师嘲笑他们“正直”“富于美德”“有着正确的目标导向”，是些“肌肉发达的基督徒”。相比之下，教授们理想化了冒险、与众不同的个人主义者，可他们的学生通常都是这样一些人。

注意到精神卫生的专业人员经常谈论整个社会承担精神健康的代价问题，我的祖父和父亲问道：但是，精神健康的代价是什么？这是一个非常不同寻常的问题，甚至在两句话后，他们觉得有必要告诉读者，这个问题并不是一个笑话。

他们在描写乔治·威廉姆斯学院的一位受试者时这样写道：“强迫性性格和思想僵化，专注而有限的兴趣，通过行动来保持满足，缺乏创造力、幻想和内省，这是我们应该为心理稳定和精神健康付出的代价吗?”我的祖父和父亲是在说，“正常”是在削弱人类的能力，一定程度上心理差异应该是人类保持活力、创造力和多样性所必需的。

电影《飞越疯人院》（1975）剧照。

在“墨守成规的时代”，人人都想成为“正常”，而被确诊患有精神疾病则再一次成为污名的根源。与精神病学相比，精神分析的优势之一是，它的从业者除了使用包罗万象的“神经症”这个名称之外，对诊断几乎没有兴趣。更重要的是，尽管20世纪中叶时几乎所有的精神分析医生也是精神科医生，但精神分析医生则很少使用药物或休克疗法，因为他们认为，这些治疗手段掩盖了他们想要识别的神经症。

正因如此，如果政治人物或社会名流得了严重的精神疾病并寻求治疗的话，他们会去看精神分析医生或全科医生，而不会想到去找那些只接受过精神病学训练的医生，极少会去精神病院。医生则会给他们一些专门为富人和名人保留的模棱两可和言语模糊的诊断结果，如用“过度疲劳”或“精力衰竭”等委婉词语来掩人耳目。就像俗语所言：同样是古怪的行为，要是你贫困，你就是疯了；要是你富有，你就是标新立异。

治疗“不正常”：

为精神疾病“去污”

我们回想一下，从启蒙运动期间对大量失业者毫无规范的制度化导致了第一个精神疾病类别的产生，到20世纪70年代，对于另一群人的去机构化的行动也达到了同样的结果。以往在收容机构内得到诸如“白痴”和“弱智”等模糊诊断的患者，现在在机构外面成为他们社区的成员。他们将会迎来根据他们的诊断而定制服务的更好的前景。

在收容机构里，患者是否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孤独症或智障都无关紧要，因为他们都得到了大致相同的治疗方式。患者被收容机构接纳，并不是因为他们得到了这样或那样的诊断或有怎样的智商，而是因为，他们被认为不具备在社区中独立生活和独立工作的能力。拥挤且人手不足的机构无法提供个性化的治疗，或者长时间仔细监测患者病情的条件。但是，在去机构化之后，新的精神疾病便会急速增长。

在20世纪药物、专利疗法和特殊教育计划的新世界中，诊断分类变得至关重要。“智力低下”是一个泛泛的通用概念，指任何长居在收容机构中存在明显认知缺陷的人。它很快就被其他更为准确的术语所取代，如学习障碍、发育障碍和孤独症。一群专业方向不同的人士齐心协力，确定不同的精神疾病，并使它们成为公众讨论的主题。这个网络中有家长、学校心理学医生、医生、保险理算员、研究基金会人员、广告商、游说议员、政治家的说客、慈善家和律师。还包括流行病学家，即估计特定人群中疾病分布可能性和状况的研究人员。临床医生提供术语，学校提供个性化教育计划，流行病学家提供统计数据。

电影《飞越疯人院》（1975）剧照。

大型流行病学项目的第一批出版物，如“曼哈顿中城研究”和“斯特灵县研究”揭示出，精神病院以外的精神疾病患病率比专家预期的要高。“曼哈顿中城研究”显示，在市中心抽样的1911位(20岁至59岁)的居民中，有80%的人表现出精神疾病的症状。在加拿大东部的斯特灵县研究中，83%的成年人显示出临床上的精神疾病症状。20世纪80年代，流行病学集水区研究结论认为，“在任何6个月的时间里，美国每5个人中就会有1人患有精神障碍”。近期的全美精神疾病患病率研究估计，在任何12个月内，美国有26.2%至32.4%的成年人患有可诊断的精神疾病。

因为医药界已经为特定诊断开发了药物，因此，精神疾病的类别变得越来越重要。到20世纪中叶，除了氯丙嗪之外，还增加了治疗抑郁症的三环类抗抑郁药、治疗躁狂症的锂盐和针对老年嗜睡的兴奋性药物。汽巴制药公司最初以利他林（品牌名称为“派醋甲酯”，利他林的名称来源于合成了这种物质的著名化学家林恩纳多·潘尼宗的妻子马格瑞特，昵称“瑞特”）治疗注意缺陷与多动障碍，老年嗜睡患者称之为“提神药”。今天，美国大约有15%的男孩和超过10%的女孩在他们短暂生命中的某个时刻，被诊断出患有注意缺陷与多动障碍。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心理健康行业的专业人士越来越感到乐观。他们认为，精神药理学可以将精神病学从一门主观的软科学转变为一门通过实验和数据证实的、客观的科学。如果一种药物，如利他林，有助于纠正负责注意力和行动的大脑区域的异常活动，那么这就意味着，注意缺陷与多动障碍(多动症)是一种发生在大脑中的障碍。研究人员也希望，通过更多地表现精神疾病的生物性特征，减少精神疾病的污名现象，进而使得精神疾病会像任何其他疾病一样被作为普通疾病得到社会广泛的接受。

作者/[美]罗伊·理查德·格林克

摘编/申璐

编辑/走走

校对/吴兴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