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龙与法兰西民主风俗

任何国家的政治民主化进程中，作为风俗的民主永远是作为制度的民主的前提。选举制度对选举人的政治热情以及政治参与能力都有要求，这一群体是民主得以维系的基础。哈贝马斯以公共领域的转型来揭示这一历史进程，确是考察公议社会嬗变的极佳角度。18世纪的法国，公议社会的典型场所即从贵族沙龙发展而来的政治俱乐部。文学性沙龙如何转化成政治俱乐部、贵族间的聚会如何转化为平民化的集会，是理解法国民主风俗形成的关键。

一、沙龙兴起背景

沙龙作为社交形式，其源头可追溯至中世纪。随着骑士爱情的兴起和对圣母玛利亚崇拜的流行，女性作为母爱的象征，地位开始上升。这一时期出现的贵族妇女保护文学家、艺术家，甚至支持学术机构建设的风尚，可以说是为17世纪沙龙女主人支持文艺创作的热情做铺垫。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是沙龙最早诞生雏形的地方。著名诗人、艺术家和哲学家受到爱好古典文化的贵族青睐，在宫廷中展开讨论。黎米尼市的市长的宫廷是众人学术争论的场所，“其中虽然以哲学对谈为主，但是也有文学大对决在此上演。宫廷诗人或针对希腊语及拉丁语相关的主题，或围绕着修辞学方面的问题，进行一番激烈的龙争虎斗。”这种文艺公共生活开创了沙龙之先河。

17世纪沙龙在法国的兴盛，有着其特殊的社会环境。受到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影响，法国贵族阶层从16世纪初开始重视对自身文化素质的培养，贵族生活从中世纪粗犷尚武的风气逐渐向文明化过渡，这一过程直到17世纪上半叶最终完成。“正派人”的出现是贵族文化特质形成的最终标志。贵族身份的标志，不再仅仅是出身和社会地位，同时也在于高雅自然的举止、典雅语言的运用和思维的敏捷。这种贵族中崇尚文化的风气是沙龙兴盛的重要因素。法国人相对于其他民族来说，有一种喜好聚谈的性格。伏尔泰曾说：“爱好交往是法国人的秉性。这是一种优点，也是一种乐趣。”其次，沙龙不仅迎合了贵族的文化需求，同时也适应了不同贵族群体融合的需要。17世纪的法国出现了一批依靠财力和政府出售官职以增加税收的政策而跻身贵族行列的新贵族。新贵族与依靠军功和出身的旧贵族之间的融合，正是通过沙龙中的文化社交而实现的。在沙龙里，旧贵族可以依然保持其特殊的地位和优越感，新贵族也可以通过附庸风雅而变得像个贵族，从而满足其内心的虚荣。此外，盛行于17世纪法国的尊贵典雅的古典主义，和追求文化自由的巴洛克潮流，也是促使沙龙受到贵族追捧的助推力。沙龙对于行为举止的典雅和社交礼节的繁琐，以及语言使用的精益求精都适应了古典主义的要求，而沙龙本身作为一个开放性的谈话场所，自由讨论和自由思想的原则符合了巴洛克对于“libertin”的追求。最后，法国较为宽松的社会环境和观念，以及沙龙女主人的社会地位，使得沙龙降低了来自外部势力的干扰。像西班牙一样对男女公共生活泾渭分明的国家中，是不能允许女人参加类似于沙龙的“讲谈会”的。法国女性在社会生活中较为广阔的活动空间为其作为沙龙的举办者提供了可能。此外，沙龙女主人的尊贵地位使得政府对于沙龙谈话内容的警惕性降低，涉及一些激进思想的时候也不至于被政府强制取缔。另外沙龙女主人对于处境艰难的文学家和艺术家的保护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沙龙的生存。

沙龙

二、17世纪和18世纪沙龙的特征

沙龙在17和18世纪有着不同的特点，但同时也有着不变之处。首先，沙龙一般都由一位女主人主持。作为女主人，沙龙的风格和谈话内容都受到女主人喜好的影响。所有参与沙龙的客人都必须迎合女主人的品味。“沙龙素有女人的天下之称，从文艺复兴沙龙兴起之时，女人就是沙龙的核心所在，之后，沙龙愈来愈成为女性的王国。”女主人对于维持沙龙的和谐氛围，同时不至于掩盖沙龙自由谈论的原则起到关键作用。在不同性格和不同领域的人中周旋，将其融洽的纳入同一屋檐下，这无疑是一种社交艺术。女主人在沙龙中的作用也体现出了最早的女权主义精神。

第二，沙龙作为社交的公共领域，有着开放性和平等性。“在妇女社交沙龙里，无论是贵族的、还是市民的，亲王、伯爵子弟和钟表匠、小商人子弟相互交往。”在沙龙中受欢迎程度不取决于出身和社会地位，更多地在于谈吐、才智和思想。哈贝马斯指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成败始终都离不开普遍开放的原则，把某个特殊集团完全排除在外的公共领域不仅是不完整的，而且根本就不算是公共领域。”沙龙作为专制王权之外的“文化裁判所”，打破了传统社会贵族和平民之间不可逾越的界限。“朗布依耶公馆有一位常客叫樊尚·瓦杜尔，出身市民阶级，他所以能受到公馆的欢迎，除了靠逢场作戏写一些应酬诗外，就靠谈吐的幽默机敏。”像樊尚一样出没于沙龙中的平民不在少数。除了在社会阶层上的开放性，沙龙之间也有着开放性。沙龙之间并非一种相互排斥的关系，一个沙龙的女主人也可以是另外一个沙龙的座上宾。“沙龙之间还相互援助，如号称‘百科全书派的文艺女神’的莱斯皮纳斯小姐，她是德芳侯爵夫人的侄女和受保护人，在她决定独立于其姑母自行开辟沙龙时，得到了很多沙龙女主人们的帮助，乔夫林夫人资助她金钱，卢森堡元帅夫人自助她家具，使其很快成为了新的沙龙女主人。”

第三，沙龙拥有一种批判精神。批判意识在法国经历了一个循序渐进的发展过程。“批评”（critique）一词在1600年左右在法国出现，最初被赋予了“评论艺术”的含义，主要是指古代著作的评论和文献学角度的圣经研究。1678年天主教徒理查德·西蒙的著作《旧约批评史》，将“真正的批评法则”赋予明晰条理的凡人思想，“道出了理智和神灵启示的冲突。” 1695年皮埃尔·贝尔的《历史与批评词典》，“旨在把批评意识扩大到整个历史和知识的所有领域。” 到了18世纪，批判精神开始扩大到科学、艺术、音乐、词典等各个领域，最终进入对国王君权的批判。这些执掌批评之笔的文人们，通过沙龙获得了交流的平台，同时也将批判精神带入了沙龙。批判精神是社会舆论形成的前提条件，批判精神的滥觞使18世纪初沙龙取代了宫廷成为文化批评的中心。

第四，沙龙的主要活动形式是谈话。沙龙中的人们在彬彬有礼的谈话中进行思想的交锋，用高雅又不酸溜溜的语言对抗宫廷的奢靡浮华。和谐地交谈本身有利于促成交谈各方对等的地位，至少是在沙龙中，任何人不必为其出身而自卑；“交谈中透露出‘持续的磨合和互相关系中产生了机智’（德·塞古尔伯爵），激发出批评精神，‘迸发出电一般的火花，唤醒麻木不仁的宾客们。’”

然而18世纪的沙龙相对17世纪来说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沙龙的主办者不仅限于贵族阶层，很多上层中产阶级也加入了主办沙龙的队伍。沙龙中谈论的话题从文学、艺术，更多地开始谈论时事政治、议会议案。沙龙话题的转变与批判精神的扩张是同一过程。革命爆发后的沙龙最终完成了文学公共领域向政治公共领域的转变，沙龙为革命党人聚会和革命思想传播提供了平台，此时的沙龙已经摆脱不了政治性，部分沙龙转变成为只谈论革命的政治俱乐部。“虽然在任何意义上都不能说沙龙谋划了革命，但它的批判精神和脱离一切责任束缚的自由精神却使它的参与者们能够想见当环境发生改变时，事物可能会产生的相应变化。”沙龙从文学性向政治性转化的过程，是法国公众舆论形成的过程，也是法国大革命和民主制度发生的重要因素。探究这一转化的原因，亦是探究大革命发生原因的重要一环。

法国大革命

三、沙龙的政治性转向

政治是如何进入沙龙和公众的视野的，是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国家，身处政权之外的人们对政治的关心都取决于两方面因素：首先要有相对宽松的舆论环境，参与讨论者也要有品评政治的能力，即政治讨论的必要条件；其次要有促使人们讨论政治话题的推动力，这往往表现在现行政治制度的不合理之处，以及这些不合理之处能够被人们所察觉，即政治讨论的充分条件。

沙龙内部的开放性，为文人们在沙龙中的恣意讨论创造了条件。沙龙的话题虽然受到女主人喜好的影响，但在原则上是没有限制，无所不包的。文学、艺术、科学、政治、宗教、伦理等等都可以作为讨论的话题。这就为文人们在封建王权和教会势力之间开辟了一处宽广的天地。沙龙女主人凭借其社会地位和影响力，对沙龙免于受到外来势力冲击也起到了屏障作用。托克维尔论述了这种屏障作用：“作家们夺走了贵族的位置，贵族却支持作家的事业；贵族完全忘掉了，一旦普遍理论受到承认，就不可避免地转化为政治激情和行动……（贵族）一边稳稳当当地坐享豁免权和特权，一边平心静气地论述所有根深蒂固的习俗如何荒谬。”同时，沙龙的文化氛围、参与者较高的受教育程度、相对高于常人的才智，批判精神，都创造了沙龙中谈论政治所必须的条件，即参与政治的能力。这些都成为沙龙政治性转向的必要条件。

此外，现行制度的不合理性，使得政治成为文人的谈资。随着法国绝对君主专制的发展，贵族在王权不断地打压之下，从中世纪可以独揽领地政治经济大权的地方实力派，转向依附王权、为维护王权而存在的阶层。虽然贵族也组织过像投石党运动一样的反抗，但是君主恩威并施地逐渐夺取了贵族在他们领地上的政治权力，司法权也被王权所限制，只留下经济特权，让贵族们得以生存，同时为王权所利用。但这些残余的封建权利，直接影响了领地上农民的经济利益。托克维尔指出，使封建权利在人们心中变得不合理，并且这种不合理已经引起人们高度注视的原因，正是这种片面的封建权力。“当贵族不仅拥有特权，而且拥有政权时，当他们进行统治管理时，他们的个人权利更大，却不引人注意……为了取得贵族给予的保障，就得接受贵族强加的负担……当贵族不再负责这些事情，贵族特权的分量便显得沉重，甚至贵族本身的存在也成为疑问。”

在法国，成为身处政权之外而又热衷于探讨政治话题的是这样一些人，托克维尔将其归纳为“文人贵族”。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的第三编第一章谈到“到18世纪中叶，文人何以变为国家的首要政治家，其后果如何。”这些文人贵族的特点有：在思想内容方面，“他们都认为，应该用简单而基本的、从理性与自然法中汲取的法则来取代统治当代社会的复杂的传统习惯。”即要设计出一个完备的政府理论；在思想特征方面，这种政治设计往往脱离现实，具有鲜明的抽象性，托克维尔称之为“抽象的文学政治”。这些政治设计完全不考虑现实政治环境，也并不指向某种政治问题，对其方案的可行性也并未加以审查。在现实生活中，这些文人贵族在国家政权中并不掌握实权，甚至完全不了解法国的政界。

这些沙龙中的文人化身为理智的权威，掌握了公众讨论的话语权，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当时社会的景象、文人的处境和欧陆哲学传统的三方面作用。首先，旧制度的残余在法国越来越失去了其合理性，虽然法国的封建桎梏并非是欧洲各国中最沉重者，但是贵族政治权力的丧失，就使得剩下的那部分经济特权丧失了依据，正如托克维尔所说“摧毁一部分中世纪制度，就使剩下的那些令人厌恶百倍。”其次，面对如此荒谬而又似乎会继续下去的旧制度，文人们又未能通过一步步的改革来推翻它，文人们在政权中难以发挥作用的现实，让他们无法像英国一样走逐步实践来改变现状的道路。并且因为远离权力中心，所以对政治变革所必然受到的阻力甚至是危险，他们显得毫无预见，甚至“想都没想过”。第三，法国为代表的欧陆哲学与英国哲学的不同之处，在于其理性主义传统和演绎的思想方法。从简单的几条原则出发，演绎出整个世界的框架结构，这种方法论在笛卡尔那里就已经确立了，“人们只需做到不把任何不是真的东西当做真的，总是按照正确的顺序，依次将它们中的一些从另一些中演绎出来，就不可能有什么遥远的东西是人们最后达不到的，亦不可能有什么藏匿很深的东西是人们不可能发现的。”这样的思维模式对于文人贵族的政治蓝图设计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为这种从最初的几条原则出发的思维方式是一种推翻一切重新洗牌的方式，因而注定了这种政治蓝图不可能被现行政体所接纳，因而也就将改革之路堵死了。这直接造成了文人贵族和政治当局的分裂。当理智的权威们不被政府所接纳，于是“精英们不再考虑君主制式的荣誉，而向往起文人们所描绘的理想世界。”文人独立于政权之外，站在了政权的对立面，而被旧制度祸害到在心理上已经难以承受的民众，由于愚昧无知，就很容易成为文人的拥戴者。文人有了民众的拥护，最终将自己从一种单纯的舆论力量发展为一股可以和政权对抗的实际力量，也就将政治俱乐部推向了大革命的结局。

托克维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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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

2.罗芃、冯棠、孟华：《法国文化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3.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

4.让-皮埃尔·里乌等：《法国文化史Ⅱ——从文艺复兴到启蒙前夜》，傅绍梅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5.让-皮埃尔·里乌等：《法国文化史Ⅲ——启蒙与自由：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朱静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6.勒内·笛卡尔：《方法论·情志论》，郑文彬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

7.张媛珺：《18世纪法国沙龙的兴衰》，《黑龙江史志》，2009年。

8.高原：《论法国君主专制形成的特点及其对近代过渡的影响》，《河南大学学报》，1993年。

9.罗栋、高剑平：《科学知识为何难以成为十七世纪法国沙龙重要话题？》，《自然辩证法通讯》，2012年。

10.张小荣：《论贵族沙龙文化对近代法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人文杂志》，1999年。

11.何习尧、冯蜀冀：《公共领域机制的英国咖啡馆和法国沙龙比较研究——以18世纪前期为例》，《东方企业文化》，2014年。

12.赵翠翠、秦武杰：《17世纪法国文化形态和贵族沙龙》，《传承》（学术理论版），2008年。

13.葛佳平：《拉·丰特与18世纪法国沙龙批评中的公众观念之争》，《文艺研究》，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