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格局有多大？为推广西医被误割一个肾，死后将脑部捐给医院

1900年，一篇《少年中国说》横空出世。无论是其奋发进取的蓬勃精神，还是其大开大合的铺排比喻，都让《少年中国说》成为至今都脍炙人口的作品。

而它的作者，便是饮冰室之主、戊戌变法领导者梁任公梁启超是也。

难免会有人质疑，梁启超怎会遭遇割肾、拔牙、禁食等一系列的误诊乌龙？

这并非空穴来风。梁启超曾以本人就诊经历在《晨报》发表《我的病与协和医院》。

其弟梁启勋也在当时影响力最大的《大公报》发表《病院笔记》一文，甚至于鲁迅、徐志摩等人就其病情先后在报上发言，我们不难推测出梁启超当时的就诊是一段曲折且复杂的经历。

病灶暗藏

1924年的冬天，梁启超51岁。逢时梁任公先后到北京、济南、苏州、上海等地讲学，在各大高校定期举办讲座，宣传新潮思想，忙得不可开交，通宵达旦、废寝忘食都是常事。

一日，梁启超突然发现自己尿中带血，且原因不明。起初梁启超并未把此当成一回事，盖以“尿血”并无疼痛。

带着侥幸心理的他，向家人瞒下了这个消息。但是随后妻子因病离世的沉重打击，加重了梁启超的病情，不仅经常性“尿血”，且伴随阵痛。

梁启超开始重视此病并试图通过改善自己的饮食作息来治愈。他不仅杜绝饮酒，而且早睡早起，中午多加小憩半点钟，但身体仍无起色。加上身边朋友们及家人的劝说，梁启超终于明白，已经到了必须求医问诊的地步了。

四处求医

1926年1月，此时的民国正值新旧思潮交替之时。梁启超作为“百日维新运动”的领导人之一，自然更加愿意相信“新潮先进”的西医，于是他首选了北京当地的德国医院进行治疗。

德国医生为他进行了全面的检查，甚至于两次用折光镜从尿道口插入，使得梁任公苦不堪言，但并未发现有任何问题。

梁启超没有办法，又求助于当时号称京城四大名医的中医萧龙友，萧龙友给出的回复是“此病并非急症。任由其流血二三十年也无妨碍。”此话大大慰藉了梁启超焦虑难耐的心境，但他的家人却不大相信此套言论。

同年3月8日，梁启超经好友介绍，决定再去当时民国首屈一指的北京协和医院进行全面检查。

根据2006年协和医院展出的梁启超病例可知，协和医院当时从泌尿系统的角度出发，依次检查了尿道、膀胱、输尿管和肾脏。

经过检查，医生排除了梁启超的尿道、膀胱和输尿管病变的可能性，锁定双肾。

通过x光的拍摄，医生发现梁启超的右肾里面有一颗小黑点。医生推断，这颗黑点应当就是肿疡物，必须要通过手术摘取右肾才能知道是何种瘤，而且是癌症的可能性很大。

开膛破肚进行手术，这在对于当时大多数人来说是不可想的。那时的中国尚处在思想启蒙时期，医疗条件有限，刚刚引进的西医让大家处于观望状态，更加愿意相信自家祖传的中医。

但想起自己妻子因癌而死，死前卧病在床九年之久，梁启超选择相信西医，毅然决意割肾治病。

协和医院也相当重视这场手术，不仅任命一位当时在国际上富有声誉的美国外科医生主刀，而且由刘恒瑞院长亲自担任助手，大家都对这场“战役”势在必得。

在手术前夕，梁启超不仅考虑到国际影响层面，还希望可以趁机推广西医，让大家不再讳疾忌医，抵触西医“开膛破肚”。

由此可以看出，即使梁任公病魔缠身，仍然关怀中国医学之发展进步，拳拳之心难以磨灭。

坎坷治疗

1926年3月16日，这场全社会聚焦的手术开始了。医生成功摘取梁启超右肾。但令所有人惊讶的是，摘取的右肾并未发现病变。

在术后二十天后，梁启超惊讶又失望地发现，尿血情况并未好转。

复查后，医生认为此病藏于梁启超牙内，须得拔牙才能根治。梁启超将信将疑，按照医生嘱咐，一连拔了七颗恒牙，但是尿血仍在维持。

随后医生思虑再三，怀疑此病结在胃内，让梁启超回去饿上几顿，就会好转。

于是梁启超拖着一副病体如此来回折腾，即使是铁打的人儿也已经奄奄一息，只能靠输血保命。

引爆舆论

医院最后竟给出“无理由之出血症”的结论，舆论场内一片哗然。

其弟梁启勋既恼火又后悔，在《大公报》发表《病院笔记》要求协和医院必须给个说法。

其徒徐志摩更是在报上讽刺协和医院“最能干的大夫替他下了不容置疑的诊断，说割了个腰子病就去根。结果腰子割了，病没有割。”

这跟梁启超的预想显然是截然相反的，不仅没有推广西医，反而置西医于不利境地。

梁启超不希望因为自己个人的案例而妨碍西式医学在中国扎根发展，于是在《晨报》发表《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公开为协和医院辩护：

“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借口，生出一种反动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

梁启超这番话在当时人看来太傻了，怎么会有人被“庸医”误诊，还为其辩护？但从我们现代人看来，这番话太了不起了。

梁启超不仅跳出了个人的格局，还跳出了时代的格局，横向且长远地看待西医在中国医学上起到了促进与发展作用。

在近代，西医被称为“新医”，中医被称为“旧医”，单纯以新旧区分中西医，并未辩证地看待两者之间的关系，只看见了相互否定，看不见相互促进，两者是既克服又保留的关系。

但是，梁启超看见了。

“知我罪我，让天下后世评说，我梁启超就是这样一个人而已。”

1929年1月19日下午两点，梁启超因肺部感染罕见病菌不幸逝世，享年56岁。

在病床上，他最后的交待是死后把自己脑部捐给医院。

回看梁任公这段人生，在大是大非面前，他始终恪守内心的原则；在为人处世上，他不拘小节，高瞻远瞩。如此人物，值得我们后世铭记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