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与甲午战争那段历史，为何俄国说李鸿章“天真”

19世纪70年代日本侵台事件发生以后，清廷总理衙门对日本其实已经有了戒心，即当时兴起的“海防论”。但是，从80年代直至日本发动甲午战争，清政府对日本始于明治维新前后的“征韩”论及“大亚洲”论却显得一无所知。李鸿章“尚未料到日本真的借朝鲜问题发的侵略战争，更完全没有想到日本会趁机发动一场大规模的侵略中国的战争”（戚其章《晚清史治要》）。相反，日本却自欧洲入侵中国以后，它的目光一直紧盯着中国，对大清国非常了解，如史册记载魏源《海国图志》流入日本，早期日本维新志士都有游历观察的经历。在适当的列强入侵的时代背景下，引发了日本的改革维新大潮。这是一种相互了解的不对等。正因为如此，“中国在同日本关于朝鲜问题的交涉中，才会愈来愈陷入被动境地”（戚其章语，同上书），也导致了日本发动甲午战争初期清朝官绅盲目自大“速胜论”的出台。

不能否认，清廷一部分官僚对日本有一个逐步转变的清醒认识，但他们的“持久论”和避战论只成了传统非战即投降主流观中的逆流声音。在不明瞭日本企图的前提下，传统主战即爱国、主和即投降成为了甲午战争前舆情的必然。

在主战“速胜论”中，“7月16日谕：现在倭韩情事已将决裂，如势不可挽，朝廷一意主战。李鸿章身膺重寄，熟谙兵事，断不可意存畏葸。著懔遵旨，将布置进兵一切事宜，迅筹复奏。若顾虑不前，徒事延宕，驯致贻误事机，定惟该大臣是问！”（《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

与此同时，日本出兵朝鲜，目的不在仅指朝鲜，而是拖住清朝军队，以找到真正侵略对手。“显而易见，日本的目的是，既要日军死赖在朝鲜不撤，又要想方设法拖住赴朝清军，以制造对中国直接开战的借口”

史料揭示，李鸿章确曾得到俄使喀西尼未被俄国政府批准的个人关于中日冲突干预的意见。李鸿章在丰岛海战前两天，还在电告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将来俄拟派兵船，届时或令汝随同观战”（马建忠等《东行三录》，马乃李鸿章幕僚），对俄国侵略的模糊认知使他给了丁汝昌一个空心汤团；又密派盛宣怀向俄国参赞巴福禄转达意见：“吾国并中堂之意，均欲与贵国合二为一，将日兵逐出。惟贵国须用兵费甚巨，亦断不能不重为酬劳”（陈旭麓主编《中日甲午战争》），企望贿赂俄国出兵。又据幕僚吴汝纶《复陈铭书》称：战前李鸿章派罗丰禄东渡日本以银贿日，“倭事初起，廷议欲决一战。李相一意主和，中外判若水火之不相入。当时倭人索六百万。李相允二百万，后增至三百万，而内意不许”，并言之凿凿：“以上所言，皆某所亲见”（黄濬《花随人圣盦摭忆》）。李鸿章为了避免战争，可谓无所不用其极了。

事实上，为了防止俄国单独插手，英国确曾发起英、俄、法、德、美所谓“五国联合调停”，并称：“现在英、俄之外，又约德、法、美三国同办此事，合力逼着日本讲理，谅亦不敢不从。此时说话，总在日本一边用力”（《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同样，日本击沉清军运兵船高升号之初，英国舆论完全站在谴责的立场上，只是清廷在外交上的认知局限性（中外评价：弱智），才使得局面向着有利的相反方向发展（最终清政府成了高升号被击沉的索赔对象）。正如历史学家郭廷以评价：李鸿章“所谓外交，只是妄想俄国的相助与英国的调解，而不知俄、英各有怀抱，各有顾忌”（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可以说，由于利益这一终极目标的驱使，调停只成为了列强之间唯我性的抵耗，最终只能朝着不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

历史学家戚其章对甲午战争中李鸿章的总结是：“大致说，9月下旬以前，他相信列强会出面干涉，而且对援朝淮军抱有一定的信心，因此采取了以战促和的方针；9月下旬以后，由于军事上节节失利，慈禧又亲自出面主和（注：慈禧所谓‘吾非欲议和也，欲暂缓兵耳’），他又成为慈禧推行主和方针的得力帮手”（戚其章《晚清史治要》）。

甲午战争以后，李鸿章于1896年访欧时继续与俄国签订了《中俄密约》，清廷仍在错误的外交方针上滑行。战时清廷以和求和而非以战求和的方针，成就了列强潜在瓜分危机的大肆猖獗、明目张胆发展，及构成了两者相生相养的一个因素。有历史学者揭示，假如戊戌变法（帝党）背后有英、日的力量，戊戌政变（后党）背后则有俄国的力量，这种近代史学观点决非空穴来风。清廷固有陈旧的对外“羁縻”策略，只成了事实上可悲可叹的引狼入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