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撒、王莽以及曹操：罗马共和国和汉帝国的“搅局者”

罗马共和国的最初扩张是伴随着实际利益和元老院、统帅以及士兵的荣誉从上到下而全面丰收的，在这种良性循环下，罗马共和国的疆域迅速扩大，最终形成了一个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庞然大物。

然而当这种扩张到达生产力极限的时候，元老院和将军们却没有抑制住自己对荣誉的渴望，他们依然领兵出征，但所到之处尽皆荒凉，虽然打过德国的黑森林就还能看到曙光，但就是打不过去，征伐已经不能再给罗马带来任何的实际利益，却在不断消耗着罗马的元气。矛盾开始激发，“内卷”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罗马的三大势力，凯撒、庞培以及剿灭著名的斯巴达克斯起义的克拉苏虽然结成了“前三头同盟”，三位却把这个同盟弄出了“三国”的感觉，虽然凯撒把自己14岁的女儿嫁给了50岁的庞培。当凯撒发动了一场“高卢战争”，赚得盆满钵满，军队也更加强大且忠实于自己，外加上克拉苏在东征帕提亚的时候阵亡的时候，庞培如坐针毡——此时他跟凯撒的差距就太大了。

一个问题凸显了:当时的罗马共和国想要取得一些胜利就只有凯撒一人做得到了，而此前的胜利是大家都能取得的。这就说明罗马内部矛盾形成的某种局势在把资源向凯撒那推，或者说凯撒本人有某种特点符合某种“势能”的建立。人们把对胜利的渴望投射到凯撒身上，使得他不但在内战中战胜了庞培，还在很多的对外战争中大获全胜，只是随着后来战事的停止，对胜利的投射失去了标的，矛盾再一次激发了。

凯撒似乎很清楚罗马出了什么问题，他游说着既得利益团体以支持自己的改革，但却遭到了元老院的激烈反对，最终双方的矛盾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凯撒遇刺身亡。

凯撒的成功本身就是罗马共和国生病的症状，元老院不承认罗马生病，硬是要消灭这个症状，但却导致了病情的加重。后来的屋大维给元老院做了一台“大手术”，凡是参与刺杀凯撒的元老全部被他用“暴力手段”给解决掉，就这样旧有的格局被这种“绝对”方式给打破了。

凯撒原本可以自己做这个“搅局者”，却成就了奥古斯都——屋大维。

在凯撒遇刺（前44年）的前一年王莽出生，他极其善于伪装表演，后世隋炀帝登基前就深得王莽精髓，二人都是人前极尽谦恭，一旦没了约束就要翻天覆地折腾的主，那当时的形势为何把王莽推向了九五至尊呢？

这还要从王莽称帝后的施政看，这些政策现在看来简直惊世骇俗，而新政必然针对旧疾，所以肯定是西汉末年的社会问题引发了王莽的决策，换句话说西汉末年的社会病了，而王莽是病症的“症状”。在这条上隋炀帝和王莽不同，隋炀帝的“功绩”只是他欲望的“副产品”，并非是他发心造福后人。

王莽的目标太高，但他的力量太弱，之所以说称帝的王莽弱是因为历史的车轮只能顺着，如此激进的改革大概连受益阶层都无法理解，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习性摆在那，所以无法甚至不敢相信。这样的例子很多，如商鞅变法前的“徙木立信”就是为了打消民众的顾虑，如果用“性相近，习相远”来比喻，“徙木立信”只是动了“习相远”，王莽却向着“性相近”下手，从夏商周三代向春秋战国的演化来看，改变“性”的这个过程需要一千多年是必须的，而西汉末年社会的“性”远远没到能“动”的时候，所以王莽被剧烈地反噬了。

王莽原本可以自己做这个“搅局者”，却成就了刘秀。

其实王莽是有解的，东汉末年有一个人也是个“搅局者”，他破坏了根深蒂固的“门阀制度”，却躲在九五之尊的背后而寿终正寝。

曹操的性格给人的感觉就是“无底线”，在用人上，只要有才他什么人都用，自己也“无底线”，正是这种“无底线”才有条件让他成为一个“搅局者”，他才能中和东汉末年业已形成的那些根深蒂固的矛盾势力，搅动一潭死水的局面。他没有火急火燎地做，没有急于一统天下，甚至到死也没有急于“再进一步”给自己“立名”。

“立名”这一步别看是虚的，但它太重要，做与不做之间事情的性质就彻底变了，不做只是有外敌，做了恐怕连内部也有人看不下去，比如《军师联盟》里的荀彧，曹操还没做呢，他就要“诛心”了。

王莽若是躲在汉室的后面，光武乃至天下的“义军”皆师出无名，结局尚未可知。

这就是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要害处，他这么做我们却觉得没什么，在我们的想象中，汉献帝只是个傀儡，而曹操是实质上的皇帝，曹操以皇帝的名义给蜀国和吴国下的命令都明知道是假的，搞得大家耗力劳神，省了这一套形式不好吗？

真省掉了，曹操就是王莽第二。

“形势”的本身没有用，但造成“形势”的那个支配的力量却是有用的，而且是要绝对的“真宰”。人可以暂时不屈服这个力量，结果只能是被这股力量吞噬，就好像彗星脱离了自己的轨道撞击天体，起了一时的火花，最终却还要回到自己的轨道上去。

没有曹操，天下不知道多少人称帝——谁也不服谁；曹操若称帝，天下亦不知道多少人称帝——你能我也能，还是谁也不服谁。“谁也不服谁”就是那个背后的力量，曹操臣服于这个力量，因为他的内心就有这股力量，知而能觉，觉而能驭，驭而能转，转而能离。

臣服于天即是“真天子”，曹丕不懂，逼着汉献帝让位，曹丕年壮，而汉献帝却一把年纪，为什么不等他临近去世，知汉室再无延续之实而主动禅让？以人力强夺天命，结果只能是“天不假年”，甚至走在了汉献帝的前面。

凯撒不及，王莽过之，曹操执中而徐图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