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抱负比康有为大，下场却不好

千年专制皇权之下的文人主流舆论是擅长于痛打落水狗的。二十世纪初的清末，立宪派与革命派流亡海外，辛亥革命那年（宣统三年），上海的御用“主流”舆论一如既往攻击立宪派和革命派。

梁启超写信给上海某报纸主笔：“吾尚有一不惭之大言在此，曰：‘吾之能归国与否，此自关四万万人之福命，非人力所能强致也。’吾知公等闻吾此言，必嗤之以鼻，然人苦不自知，吾亦无如吾何也。故吾常以为天如不死此四万万人者，终必有令我自效之一日。”

梁启超的心思言论，只在“四万万人者”，远比清末民初军阀时代各种势力的全民之上的“国家”（一贯传统是朕即国家）、“民权”（与皇权相对立的高层有产民）、“民族”（汉族排满）这些或会产生歧义的词语的追求者，更点中正题。这是中国人民不会忘记他的原因之一。

接着又说：“吾数年来早有一宣言在此矣：‘若梁某某者，除却做国务大臣外，终身决不做一官者。然苟非能实行吾政见，则终身决不做国务大臣者也。’夫以逋亡之身，日夕槁饿，而作此壮语，宁不可笑？虽然，举国笑我，我也不为动也。”

梁启超以流亡之身，作此壮语，可佩。这是他对当时中国大势趋向的自信之语。一个不能触摸到中国脉搏的人，是不会这么自信的。梁启超后来实现了位居“国务大臣”的预言，任民国“袁总统”的熊希龄内阁司法部长，段祺瑞内阁财政部长。但他不久就离开了那个军阀时代的内阁政府，晚年后悔“与不该合作的人合作了”。

对梁启超的这种为政结局，历来有各居立场的恨之者与爱之者两论。恨之者说，梁启超书生论国，只会玩笔杆子，实无政治家的才能，因而遭致失败；爱之者说，梁启超的政才不能发挥，因而实现了其早先的诺言，远离政坛。其实，两论都没有错。一者以现实为标准，梁启超是事实上的为政失败者；二者以理想为标准，梁启超在现实中不能一展政治抱负，这是他政见与现实的距离，与个人才干无关。

历史皇朝的现实主义统治，是容不得这些理想主义者的“政见”的。有宋史论者说，岳飞被杀，也是南宋皇权统治现实与岳飞“还我河山”理想的矛盾产物。传统皇朝政治只塑造了一个“圣人”为政者，圣政合一是千年中国传统，其他只能为亦步亦趋的庸者。维新变法的康、梁等之所以被称为“离经野狐”，也在于此。即使一百年以后的现实中，“政见”仍是一个背阳的词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