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与鸦片无关！受害者心理何时休？

你有没有想过，不平等条约万一是平等的呢？

在我们的固有思维里，19世纪爆发的两场鸦片战争，西方列强是为了鸦片而来，而鸦片是毒害身体的，这套“常识”很符合民族主义的受害者心理。

但是，如果深究历史细节，就会发现，鸦片战争与鸦片本身没有多大关系。

鸦片既不是战争的原因，也不是战争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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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鸦片战争

第一次鸦片战争不是只有一场战争，而是持续了两年，1840-1842年，大小战争十余场。

1840年6月，英国远征军已经到达广东沿海，但直到1841年2月才进攻虎门，这半年多的时间，英国军队在干嘛呢？

当然不是来旅游了，而是忙着给清政府递交国书。

但是无人接收！

但是，英国在递交国书的过程中，碰了一鼻子灰。

1840年7月2日，英军北上到达厦门，向厦门长官递交国书，直接被退回。7月3日，英军打算登陆，爆发一场小战争，当天英军离开厦门。

7月7日到达舟山，11日向浙江巡抚乌尔恭递交国书，又被退回。期间占领舟山和定海。

英军继续北上，8月29日到达天津，在英军的炮舰威胁下，直隶总督琦善终于收下国书，进呈朝廷。

清朝奉行天朝体制，各国递交国书只能在规定的时间在北京递交，地方政府只能负责接待，无权收受国书“人臣无外交”；而且，转呈皇帝的国书，必须言辞谦卑，低天朝一等，不得有不合体制的不敬字样，否则会有官员受到严厉的处罚。

英国的国书恰好犯了这两个大忌：让地方官员递交国书，国书在称呼上把女皇与道光皇帝并列，把英国与清朝平等对待。天朝体制的等级制度森严，没有平等外交的理念，还是朝贡体系，皇帝高高在上，其他国家的最高代表都是低一等。

何况英国女皇还是一位女人。

所以琦善收下国书后，赶紧在翻译上动了手脚，使得道光皇帝看到的英国国书，言辞谦卑，语气恭顺。

国书的内容主要是平等贸易和平等外交，用现在的眼光来看，这些内容很正常，但对于当时的天朝，是不可接受的。

自然谈不拢，双方自说自话，不在一个频道。失去耐心的英国直接兵戎相见。

战争结果就是1842年的“城下之盟”《南京条约》，对鸦片的唯一条款是：600万为鸦片销毁的赔款。广州硝烟过程中，缉拿英国鸦片时，是强制上缴，而不是收购。

从整个过程来看，鸦片战争与鸦片基本没有关系，核心诉求始终是贸易。

鸦片仅仅是个导火索而已，鸦片战争的爆发，本质是两国体制冲突的最终体现。双方的文明冲突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经济领域，小农经济与商业贸易的对抗；政治领域，天下宗主的朝贡体制与国家主权的平等观念的对抗。

这两种冲突从鸦片战争一直贯穿到清朝灭亡。

一个典型例子就是，在1842年的条约谈判过程中，江苏布政使李星阮对贸易和外交条款不甚感冒，但对“夷妇与大皇帝并书”义愤填膺。

如果把1840-1842年的中英战争称为鸦片战争，就好比把第一次世界大战说成是萨拉热窝战争。

“鸦片”二字对鸦片战争的性质已经形成了较大的干扰，它用受害者心理定义了这场战争，但无形之中忽略了这场战争的内在本质：文明冲突。

如果说第一次鸦片战争是因为有禁烟这个导火索，还说得过去，那么，第二次鸦片战争，就与鸦片没有半毛钱关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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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鸦片战争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爆发，始于1856年的换约。

《南京条约》规定了5个通商口岸，西方国家认为不够，还得扩大；《南京条约》提出了建立平等外交，但一直没有实质进展，西方国家现在要求公使驻京，能够绕开广州地方政府，直接与北京朝廷联系。

事后证明，清政府对新条约的其他条款都同意，唯独对公使驻京这一项要求作出了周密而顽强的抵制。

在今天看来很正常的外交规范，却遭到了清朝的殊死搏斗。

因为在皇帝看来，允许外国使节常驻北京，是朝贡体系的终结和中国天下宗主身份的否认。自秦朝以来，中国从来没有这样的规定，各国使节都是在规定时间来北京，在规定时间离开，通常不会超过40天，不允许常驻。

因此，英法美三国在1856年提出修约，从广州闹到福州、上海、天津，连总督都没有接见他们，更不用说“上达天听”了。

两广总督叶名琛更是拒绝一切谈判，不给任何变通的空间。不耐烦的英法，调兵遣将，轻取广州，开赴天津。于是，才有了1858年的“城下之盟”《天津条约》。

条约没有关于鸦片的任何规定，而且第一条就是允许公使驻京。

这是完全的误国之举！

清政府在乎的不是条约本身，而是大清脸面！

刚签订条约就打算毁约，沟通无果后，战争再次爆发，联军顺利攻进北京。于是，这才有了1860年的“城下之盟”《北京条约》。

条约没有关于鸦片的任何规定，而且第一条就是承认《天津条约》的有效性。

虽然你人来北京了，但你还是见不着我。

实际上，直到1873年，外国公使才得以第一次觐见清朝皇帝。

说这么多，是想告诉大家：

1、第二次鸦片战争，与鸦片没有任何关系；

2、整个战争过程中，清政府并没有在国家核心利益问题上进行斤斤计较的争取，反而在当时的西方今天的世界视为正常惯例的平等贸易和公使驻京，进行了殊死抵抗。

那么，在历史事实面前，仅仅用受害者心理来看待第二次鸦片战争，是不是有失偏颇？

细观两次鸦片战争，你还觉得跟鸦片有关吗？如果不从文明冲突和体制观念冲突来看待这些战事，你就是盲人摸象，根本看不到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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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的开端

一般来说，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是1840年鸦片战争，大炮轰开国门。但如果从文明冲突的角度来看，近代史的开端可以往前推近50年。

要看懂鸦片战争，必须看懂1793年的一件大事。

18世纪，清朝尽管实行闭关锁国，但还是有一个“经济特区”广州，作为对外贸易的唯一口岸。

但广州的贸易是封建体制，由当地官吏操纵，每一次的交易和纳税都充满了腐败的灰色交易，没有固定的交易制度，既增加了欧洲商人的不安全感，也限制了贸易的发展。

因此，随着东西方贸易规模的扩大、以及广州单口贸易体系的逐渐不合时宜，英国打算跟清政府进行协商和改变。

1792年9月，为了解决中英贸易的限制，英国政府决定派遣84名成员的庞大使团，从伦敦出发，1793年6月到达广州。这就是有名的历史事件“1793年马嘎尔尼访华”，是第一个到达中国本土的欧洲官方外交“天团”。

甚至割地一项，马嘎尔尼当年也提出来了，当然当时说的不是割地，而是希望清政府指定广州附近的一块地方供英国人居住和存放货物。

这场外交使命，就是《南京条约》的雏形。

但是，83岁的乾隆皇帝说出了那句千古名言：“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对于公使驻京这样的平等外交，以体制不合而拒绝。

马嘎尔尼在中国待了半年，被责令离京，他的外交行动失败了。

广州贸易继续进行，但一些贸易冲突不断出现，英国继续派遣使团来协商。

1816年，英国政府派驻印度前总督阿美士德访华，使命与马嘎尔尼几乎一致。1834年，英国驻华商务总监督律劳卑访华。但是由于外交礼仪冲突，他们都被逐出中国，连皇帝的面都没见着。

在这三次官方互动中，双方都无意开启战端，一直到1834年英国政府都还在告诫律劳卑：不要使用威胁性语言，不要触动中国的敏感之处。但是，双方压根就没有取得谈判的任何进展，反而愈行愈远，乃至于连谈判的机会都很难得。

而且，这三次官方访问，都与鸦片无关，都没有提到鸦片。

直到鸦片战争爆发，英国才终于达到目的。

所以，在我看来，1793年才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鸦片战争不过是1793年的延续，一脉相承，本质都是一个东西。

广州更是腐败丛生，税收被大笔截留，没有进入国库，商人有损，国家无利。

难道这些违背历史潮流的政策还要保留？

当然，最佳选择是清政府主动改革，主动与国际接轨，但这种现实可能性为零。

既然自身不存在主动转型的可能，那么大炮轰开国门促使的被动改革，未尝不是一种好选择。

清朝眼里的平等条款，反而是不平等的；清朝眼里的不平等条款，反而是平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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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视角

一直以来，都有人把日本和中国的近代史作为比较。两国一衣带水，渊源颇深，在西方列强到来之前，都实行闭关锁国，都被大炮轰开国门，都签订了不平等条约。

1853年7月，美国将领佩里率领4艘涂上黑漆的军舰到达东京湾，威逼日本打开国门，迫使日本签订不平等条约，这就是“佩里叩关”、“黑船来袭”。

那么，现在的日本人是怎么看待这起事件的？

在现在，日本每年都要举行一个特殊的纪念活动，叫“黑船祭”，在表演活动中，当年的入侵者是以英雄的姿态出现，而当时的日本政府（德川幕府）则被处理成滑稽可笑、惊慌失措的丑陋形象，“黑船祭”成为日本庆祝文明开国的“嘉年华”。

我们被打开国门始于虎门，我们也有虎门公园，也有雕像。只不过纪念的都是林则徐、陈连升、虎门销烟等抵抗人事，绝对不会有纪念英国人的蛛丝马迹，英国人始终是侵略者的形象，那段历史也是国家不幸的屈辱历史。

所以，你看，中日两国的态度完全相反：中国是民族主义，日本是文明转型。

当然，中日两国的这种截然相反，其根本原因在于，日本完成了现代化，中国正在现代化的进程中。

我们扪心自问，西方列强跟蒙古和日本法西斯是一回事吗？

都是武力，但同时我们又承认，在西方文明面前，清朝是落后腐败的。

那么，如果只是从民族主义的受害者心理将这段历史看作是那种外敌入侵带来的血泪史，是不是太狭隘了？

从文明冲突去重新解读，无论是了解历史真相，还是启迪当代，都是意义重大。

布置个作业：不平等条约一定是丧权辱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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