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与光绪会面都说了些什么？为什么说这是一次错位的召见

戊戌变法期间，经历了一波三折，康有为终于得到了一次被光绪召见的机会，作为晚清的两个极为重要的政治人物，二人的这次见面都说了一些什么？目前来说，这方面的资料很少，原因是因为随着戊戌变法的失败，相关的文献都被慈禧给下令给销毁了，就是连光绪皇帝的照片也没能留下一张。本人也是查阅了大量的资料之后，才有了一些初步的了解。

一、从一张“伪照”说起

以下的这张照片，或许就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张伪照了。“戊戌变法”失败之后，连个招呼也顾不得打，就抛弃了一众门生弟子、惶惶然逃亡到海外后的康有为，立即花重金炮制了这张“合成照片”，并将之高挂于正堂案几之上，作为了自己可以标榜和吹嘘的最为重要的政治资本。

为什么说这次召见的效果不是太好呢？因为当天会面之后，光绪只是任命了康有为“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这个官职，充其量也就是个五品官。康有为和他的弟子们得知了这一任命后，理所当然地大失所望，因为他们事前曾经设想，无论如何也应当获得一个军机大臣这样的重职，甚至还期待能够补上刚被开缺回籍的帝师翁同龢的位置。

沮丧的康有为曾经一度产生了率领众弟子离京南下的念头，因为他实在是无法接受这个几近侮辱性的任命，打算从此离开京师，不再过问国事，果真如此的话，中国近代史或许真要改写了！但是，他毕竟还是有“康圣人”之称的康有为，其并没有真的意气用事一走了之，而是在极度失望之余进行了深刻的自我反思。

最终，康有为经过了充分的自我反省后认识到： 如果真的离开了京城，远离了大清的政治中心之后，自己又该再做些什么呢？又能够做什么呢？再说了，这个官职虽然很小，但是毕竟表达了清政府愿意使用他康有为的意愿，有了这个台阶之后，总会还有再度晋升的机会啊，何必在乎这一时的得失呢？

“康圣人”毕竟不是白叫的，思考问题果然是深谋远虑啊！

自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康有为与梁启超集结1300多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帝的“公车上书”以来，他就一直期待着被皇上召见，因为康有为觉得，自己是诚心诚意的为朝廷的振兴出谋划策，所以清政府的最高层应该抽出时间与其面谈，当然也包含召见之后应该授予的相当的官职，这是康有为在内心之中最为基本的想法。

二、痛定思痛的光绪

我们再看看这次召见的另一方——光绪帝是怎样想的。自慈禧太后归政、光绪帝亲政以来，踌躇满志的光绪在其老师翁同龢的怂恿下，跃跃欲试的主战，不料却在与日本进行的“甲午战争”中惨败，钢铁巨舰、排名世界第八的北洋舰队被排名十六的日本舰队所剿灭，百万大清陆军被兵不过十余万的敌军打的土崩瓦解，最终被迫签署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割地赔款不说，几十年洋务运动的成果也被毁于一旦。

1898年1月16日，《马关条约》签订近三年之后，光绪召见群臣时发表了一个比较重要的讲话，倾向于在内政、外交等领域进行一些调整和变革，希望各位重臣能够从国家根本利益上进行考量，提出如何变法的系统构想。

光绪帝的突然问话令首席军机大臣奕訢和帝师翁同龢默然以对，诸臣也皆无言以对，但是此时，大家在心里同时都联想到了一个人——康有为，关于此事，奕訢认为碍于祖宗的礼法传统，康有为的级别太低，皇帝不宜直接与其见面交谈，有什么问题，建议可由指定大臣代为询问。

依照奕訢的折中建议，康有为这次虽然没有面见到光绪，但是毕竟有了一次能够在朝廷重臣面前畅谈自己对国事看法的机会了。

1月23日（农历新年正月初二），总理衙门书面通知康有为第二天到总理衙门接受面询。第二天下午3点，康有为如约前往总理衙门所在的中南海西花厅，在那里接受了荣禄、李鸿章、翁同龢等官员的问话。

三、西花厅问话

在当时的清廷拥有最高权力的人物中，慈禧虽然已经归政，但是无疑仍然是最高主宰，光绪排名第二，第三名则是位高权重、资历最深的恭亲王奕訢，再往后就是参与这次西花厅问话的荣禄、李鸿章和翁同龢了，也由此可见光绪对这次谈话的重视程度了。

这场西花厅问话并没有留下档案记录，但是参与问话的翁同龢在日记中却如此写到：“传康有为到署，高谈时局，以变法为主。立制度局、新政局，练民兵，开铁路，广借洋债数大端。狂甚。”

从这段话上分析，康有为应该是将自己多年来的见解做了尽情的发挥，各位大臣也就自己所关心的问题与他进行了探讨。但是从气氛上看，康有为似乎并没有在各位重臣面前赢得多少好感，连对他颇有提携的翁同龢都觉得他“狂甚”，至于其他几位对他素有成见的大臣，如荣禄等人就很难留下什么好印象了。

果然，荣禄提醒他“祖宗之法不能变”，而康有为也不客气地回应道：“今日祖宗之地已不能守，还有什么祖宗之法吗？因时制宜，不可以不做！”康的回答自然有足够的道理，但是他以这种口气来回应荣禄的提问，即便荣禄有宰相之腹、将军之额，也肯定难以容忍，由此也为后来的变法失败留下了伏笔。

李鸿章让康有为谈谈究竟应该怎样变法，康的回答格外简单，一句话就把李鸿章给打发了，“想变法律，官制为先”，他这句话的意思十分明显，久经沙场的李鸿章岂能听不明白，就是旧的政府机构全部撤销——尽撤六部，再就是把旧的法律全部作废——尽弃旧例，这也是完全效仿西方制度进行变法。如此激进的观点如果用之于实际政治运作，在老成持重和有着丰富的内政外交经验的李鸿章看来，肯定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

接着，康有为又大谈法律、度支、学校、农商、工矿政、铁路、邮信、会社、海军、陆军等该怎样变法，并说日本的明治维新之所以成功就是因为仿效了西方的法制，日本的国情与我大清最为相近，所以说最易模仿。

在这场西花厅问话中，康有为的侃侃而谈并没有打动这几位朝廷重臣，不过对于康来说，尽管他的狂妄姿态引起了他们几个的极端反感，但是康有为直率的言辞和极端的见解，尤其是他那种“片面深刻”的思维路数，确实给他们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

四、奕訢的再次劝阻

西花厅问话的第二天，光绪召见了翁同龢，这位皇帝的老师便将问话的的情形上报给了光绪，也许是翁同龢的汇报带有一定的倾向性，光绪于是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觉得有必要与康有为直接面谈，以理清中国未来发展的思路，但是，光绪的决定再次遭到了奕訢的反对。

奕訢依然以祖宗的礼法为由阻止光绪召见康有为，不过他同时也建议光绪帝不妨命令康将书面意见尽早呈报，如果发现确有价值，可以考虑再安排召见。

很难说奕訢的建议有什么恶意和成见，年轻的光绪虽然有着满腔的热情，期盼通过变法尽早使中国走上现代化道路，自立于世界强国之林，但是他毕竟涉世未深，也缺乏治国理政的经验。作为道光帝的第六子，奕訢出于维护爱新觉罗家族和大清王朝利益的初衷，凭着直觉阻止了光绪和康有为的见面。

西花厅问话结束大约半年之后，1898年5月29日，晚清三十余年洋务运动的倡导者、宦海一生的恭亲王奕訢撒手人寰。6月15日，帝师、军机大臣、户部尚书翁同龢突然被光绪下诏“开缺回籍”。此时，已届暮年的李鸿章也已经被放逐贤良寺，远离了清廷的政治中心。随着以上三位枢机之臣的湮灭，由于无人再掣肘，随着《明定国是诏》的颁布，光绪所极力倡导的大清的政治改革开始突然提速起来。

大清的政治改革究竟怎样进行，清政府最高决策层包括光绪在内，都并非心中有数，所以必须尽快理清思路，确定改革的重点和难点，以及应该守住怎样的政策底线，也因此，再无羁绊的光绪决定尽快安排召见康有为。

6月15日，翁同龢被撵回家的当天，光绪谕令康有为6月16日预备召见。也正是这一天，充满期待的康有为急匆匆从城里赶到了颐和园，预备第二天召见，由于当天光绪罢了翁同龢的官，他甚至联想到：是不是在给自己腾位置？当晚的康有为肯定是美梦连连啊！

第二天早晨，在颐和园东宫门朝房等候的康有为，首先见到了刚刚升任直隶总督的荣禄。荣禄对几个月之前的西花厅问话仍然耿耿在怀，稍事寒喧之后，他问道：“以康先生的大才，将该怎样补救时局啊？”康答道：“非变法不可。”荣禄接着问道：“已经实行了一二百年的法，岂是说变就能变过来的？”康又答道：“杀几个二品以上的大员，新法就变过来了！”

康有为的回答令荣禄暗自心惊。此时的荣禄深受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的双重信任，所以出任了掌握京师安危的要职——直隶总督，这场短暂的谈话给他留下了极坏的印象，由此不仅注定了康有为无法获得光绪重用的机会，也使荣禄成为了康有为的一个坚定的反对者，以至于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他坚持非杀康不可。

五、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光绪召见康有为的地点是颐和园的仁寿殿，康有为是这样描述他所见到的光绪的样子的：

皇帝是面带忧色的，他身体虽瘦，但显然是健康的。他的鼻梁端正，前额饱满，眼光柔和，胡子刮得很干净，但面色颇为苍白。他的身材是中等的，手长而瘦，仪表精明。其态度之温和，不但在满洲人中少见，就连汉人中也没有。他穿的是普通朝服，但胸前不是那种大方块的绣花，而是一个圆形的团龙；此外在两肩之上也各有一小块绣花。他所戴的也是普通的官帽。

关于召见一开始的情景，康有为继续回忆道：

皇帝进来的时候，由几个太监领先，然后他坐在一个有大的黄色靠垫的宝座上，双足交叠。坐定之后，他命令一切侍候的人都退出去。在他的前面，有一张长台子，上面有两个烛台，而我则跪在台子的一角，因为台子前面那个拜垫是留给高级官员跪的。在整个时间里，我一直是跪着的。

首先说话的光绪先询问了康有为的年纪和出身，之后便切入正题。康有为说道：“皇上，西方列强环伺中国，步步紧逼，危亡就在眼前啊！”光绪听了后叹息道：“都是守旧者导致的。”康有为说道：“皇上圣明，洞悉病源，即知是守旧者所致，则非变法与维新不能自强。”这种说法，光绪当然赞同，他明确表示：“非变法不可，至于该怎样变，就是今天谈话的内容。”

皇上既然已经是在明明白白地问计了，康有为于是开始把自己的想法全盘托出了。他建议变法应该不是小变而是大变，不是枝节的改良，而是彻底的变革，就像一座宫殿，既然已经是腐朽了，那么小补小修已经很难挽救其倾覆，正确的做法应该就是推到重建。对于这些并不难懂的道理，光绪表示赞同。

“三年初见成效”只是一种静态的比较，而忽略了动态中的各种复杂的因素。以中国素来的积弱积贫的国情来说，这只能说是一种美好的描述，是一座空中楼阁，这句话也反映了康有为固有的不切实际的急躁情绪，或者说是他的激进主义倾向，假如他这番说辞的听众换成了奕訢或者是李鸿章的话，今天的召见或许就已经该结束了。

对于康有为的美好的描述，光绪感到十分高兴和兴奋，他夸奖这些见解“甚有道理”。到目前来说，二人的谈话还是很有共同点的，但是从下面的问话开始，一些不和谐的因素便开始显现了。

六、感觉错位的一次召见

见光绪对自己的见解十分欣赏，康有为于是突然开始反问道：“皇上既然早有如此之圣见，为何坐视不举？”光绪听后目视窗外，继而叹道：“掣肘太多。”康有为听光绪如此回答，便马上建议道：“皇上如欲变法，只有舍弃这些老臣，提拔那些年轻的小臣，不吝爵赏，破格使用。”

康有为的“用新不用旧”的建议，与前面他提到的“推倒重建”的说法如出一辙，同时也暗含了他的私心，因为他就是“新”的领军人物，如果光绪采纳并实施了这个建议的话，他就会成为大清的首席军机大臣，也就是光绪御前的第一重臣。

对于康有为的这个建议，光绪一笑置之，不愿回话。因为他深知朝廷上下各种关系盘根错节，况且每个重臣背后都能看见慈禧太后的影子，如果连根拔起动了大清的根本的话，慈禧那里肯定是通不过的。康有为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肯定是体会不了那么深的。

接着，康有为又重申自己几年来的一贯主张，建议光绪如前朝皇帝的做法，下罪己诏，重建民志，光绪依旧只是笑而置之。康有为的话题又转到了废八股上，他是这样说的：

学八股者，不必读秦汉以后之书，更不必考察世界各国的实际情况，只要熟读那些八股经典以及作文章的套路，再凭借运气就可以通籍累致大官。所以满朝文武人才济济，但却无以应对外交难题，从而使中国陷入日趋被动的境地。扪心自问，这都是八股考试的必然结果。

对于八股科举的非议，早在清朝中期就有仁人志士看到了其危害，但是这项有着无数弊端的制度却保证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也给无数平民出身的青年才俊提供了一个上升的通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不过，为了弥补这一缺陷，这些年清政府也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来补救，只是没有在根本上做改变。

光绪赞成这些分析，说道：“皆为无用之学。”康有为又问道：“皇上既知八股之危害，为何不废之？”光绪明确回答：“可。”于是，这一事关无数青年学子前途的重大政策，就在这瞬间决定了，也从此，康有为成为了天下无数读书人唾骂的对象。

因为在康有为看来，筹款、富民、发展经济，似乎都不是变法的必经阶段，他认为这些举措都是治标，而不是治本。所以他在怎样筹款、怎样开发富源、怎样增加政府财政收入方面并不愿意多做思考，因此也提不出什么真知灼见，只能谈谈西方和日本在这方面的一些政策及银行体制和田税制度等情况，但是由于国情不同而不能照搬，也就只能做个参考而已。

康有为谈话的兴奋点并不是光绪的兴奋点，光绪最为关心的问题是破除旧制度后该建立什么样的新制度，尤其是财政问题。康有为谈的只是破除旧制度的问题，而这点光绪也早已认识到了，至于光绪关心的问题，他却认为是枝干末节，不值得自己去关怀，去谈论。

在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中，袁世凯曾经这样评价过康有为，我认为这句话还是比较贴切的，袁世凯说：当年康有为啊，说的那一套能把紫禁城给掀翻了，可你让他盖一间房子试试，他连个鸡窝都搭不起来。

康有为兴致勃勃地谈论着，光绪帝终于听得不耐烦了，说道：“汝下去歇歇吧”，并嘱咐：“汝尚有言，可具折条陈来”，似乎已无意再与这位“康圣人”面谈了。而康有为也是如释重负，匆匆告退，这次谈话前后大约进行了一个小时的时间。

可见，康有为这次面见皇上的对奏不仅不成功，甚至可以说是一次败笔。对于光绪来说，康有为所谈的东西没有超出他以前的奏折和文章，其深度更不及他的著述，再加上康有为不标准官话可能也影响了他的发挥。但是，这次召见却给康有为披上了一件金色的外衣，作为其日后在海外进行敛财的重要资本，至于这样做会给变法失败后被囚禁的光绪造成什么负面影响，就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