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咸丰帝的瞎指挥，曾国藩是怎么应对的？不卑不亢，不愧为高手

公元1853年，太平天国已从星星点火发展成燎原之势，定都南京之后，太平军兵锋直指湖北武汉。

坐在紫禁城的咸丰帝如坐针毡，可眼下他手里的军队大部分都是太平军的手下败将，而且集中在江北大营不可动用。换言之，咸丰帝手里是无兵可用，这个时候，他想到了在湖南“团练”的曾国藩，于是给曾国藩下了一道命令，让他率军北上增援湖北。

本来嘛，皇帝的命令是一言九鼎，是圣旨，作为臣子的曾国藩应该二话不说，挥军北上，这便是儒家所推崇的“君待臣有礼,臣事上以忠”，说通俗点就是“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事实上，曾国藩不想去，非是他抗旨不遵，而是觉得眼下时机并未成熟，拿尚未练好的兵团去和身经百战的太平军打仗，无异于鸡蛋碰石头。

什么意思？就是说，你曾国藩练兵很有成效，朕很满意，赶紧着带着兵去帮下湖北，何况湖南湖北两省相邻，唇齿相依，不应该分彼此。言外之意，两湖唇亡齿寒，你曾国藩不出兵，就是不顾全大局。

这点伎俩，在曾国藩眼里，那都是小儿科，可咸丰帝圣旨里说得很明白，他纵然不想出兵，却也不想公然抗旨。没办法，接着“拖”吧，一方面告诉咸丰帝一定会出兵，另一方面则开始诉苦，今天说粮饷不够，明天说洋炮还没装好，归根结底还是按兵不动。

很快，曾国藩做出了回应：不去，没准备好。

十一月，江忠源被太平军围困在庐州，弹尽粮绝，情况危急。江忠源写信给曾国藩，请他出兵援助，咸丰帝也一次又一次的下旨催促。

结果，曾国藩仍然不为所动，坚持不出兵。

咸丰帝终于忍耐不住，龙颜大怒，亲笔在曾国藩的奏折上批示：

现在安省待援甚急，若必偏执已见，则太觉迟缓。朕知汝尚能激发天良，故特命汝赴援，以济燃眉。今观汝奏，直以数省军务一身克当，试问汝之才力能乎?否乎?平时漫自矜诩，以为无出己之右者，乃至临事，果能尽符其言甚好，若稍涉张皇，岂不贻笑于天下?着设法赶紧赴援，能早一步即得一步之益。汝能自担重任，迥非畏葸者比。言既出诸汝口，必须尽如所言，办与朕看。

从批语足以看出，咸丰帝估计气的脸都绿了，话里话外除了指责就是讥讽，你以为你是谁呀，难道天下没你曾国藩就不行了？平时你狂妄自大，认为你曾国藩天下无敌，现在真到事儿上，你这那的在这里推三阻四。赶紧着出兵昂，别再跟我吹牛了，快点办出点儿成效来！

如此刻薄之语，很难想象是出自一位皇帝之口！

君不见，宋璟、安禄山、张居正之流？这场博弈一旦失衡，后果不堪设想。

只可惜，曾国藩是能臣，咸丰帝却不是一位明君。很多人说，清朝没有昏庸的皇帝，为什么国家还是走向了灭亡，今日我来告诉大家，清朝的确是没有昏君，但更多的是庸君。自康乾盛世结束，嘉庆皇帝以后，清朝的皇帝真的很无能，尤其是咸丰帝，典型的“瞎指挥”。

至于曾国藩和咸丰帝，两个人的梁子由来已久，并非是在出兵驰援武汉这个问题上。

在咸丰帝继位之初，曾经下过这样一道谕旨：

任贤去邪，诚人君之首务也。去邪不断，则任贤不专。方今天下因循废堕，可谓极矣。吏治日坏，人心日浇，是朕之过。……穆彰阿身任大学士，受累朝知遇之恩，不思其难其慎，同德同心，乃保位贪荣，妨贤病国。小忠小信，阴柔以售其奸;伪学伪才，揣摩以逢主意。……第念穆彰阿系三朝旧臣，若一旦寘之重法，朕心实有不忍，着从宽革职，永不叙用。

这道圣旨中的穆彰阿是道光帝手下首席军机大臣，但是这个人呢名声不大好，且结党营私，欺上瞒下。咸丰帝刚刚上台就拿此人开刀，当时见惯官场腐败的曾国藩似乎看到了大清国的前景，觉得这个年轻的小皇帝是一位英主。

开始，咸丰帝很高兴，对曾国藩饱以嘉奖，称他敢于直谏。后来，曾国藩上瘾似地连着上了《议汰兵疏》、《平价银疏》、《备陈民间疾苦疏》等奏章，全面而深入的指出了清朝官僚体系存在的问题，希望咸丰帝能够大刀阔斧的进行改革。

谁料，咸丰帝只是新官上任三把火，过过嘴瘾而已，对于曾国藩上的这些奏折，他非但不重视，甚至觉得有些烦人。曾国藩没办法，都已经得罪了诸多同僚，干脆舍命到底，敲打一下这个年轻的糊涂皇帝，于是硬着头皮上了一封《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指出咸丰帝的三大缺点：一是大事糊涂，只拘小节；二是不切实际，徒获纳谏之虚名；三是刚愎自用，自食其言。

反了，反了。

咸丰帝真的生气了，心想你曾国藩当自己是谁？批评到朕的头上来了。

次日，咸丰帝就下达了一道圣谕，为自己辩解的同时也骂了曾国藩一顿。

自此，君臣之间有了嫌隙，咸丰帝对曾国藩的印象只有一个：只会耍嘴皮子，舞文弄墨，好高骛远的书生。

面对咸丰帝的怒火，曾国藩也很硬气，于十二月二十一日回应了咸丰帝一封长篇奏折：

微臣有数条，不得不逐条陈明:

一、起行之期，必俟解炮到楚。臣所办之战船，新造者九十号，改造者百余号，合之雇载者共四百号，可于正月中旬一律完毕。惟炮位至少亦须八百尊，乃敷分配，计算正月之末，总可陆续解到。

二、黄州以下，节节有贼，水路往援之兵，不能遽达皖境。臣奉命由水路前往，阻隔黄州一带，何能遽行扫清，直抵安徽?

三、三省合力防堵之说，系臣骆秉章与臣函内言之;四省合防之说,系臣江忠源与臣函内言之。臣之才力固不能胜，臣之见解亦不及此，此系吴文镕、骆秉章、江忠源三臣之议论。然舍此办法，则南数省殆不可问矣。

四、饷乏兵单，微臣竭力效命，至于成效，则不敢必。臣以丁忧人员，去年奏明不愿出省办事，仰蒙圣鉴在案。此次奉旨出省，徒以大局糜烂，不敢避谢。然攻剿之事，实无胜算。且贼势猖獗如此，岂臣区区所能奏效。臣自维才智浅薄，惟有愚诚不敢避死而已。至于成败利钝，一无可恃。

皇上若遽责臣以成效，则臣惶悚无地。与其将来毫无功绩，受大言欺君之罪，不如此时据实陈明，受畏葸不前之罪。臣不娴武事，既不能在籍终制，贻讥于士林;又复以大言偾事，贻笑于天下。臣亦何颜自立于人世乎!中夜焦思，但有痛哭而已。

仔细阅读，相信大家也能看明白，曾国藩所陈数条，无非三个意思：一确实是没有准备好，大炮还没有齐备；二是有困难，长江沿岸哪哪都是太平军，哪是能说驰援安徽就驰援安徽的？三是曾国藩在抱怨自己的苦衷，说本来母亲去世在家守孝，是你咸丰皇帝非让我出山练兵，我本就是一介文臣，哪懂得带兵打仗，也是你非让我带兵，现在又逼着我出兵，与其到时候打败仗被你以“欺君之罪”处置，还不如你现在就治我一个“畏葸不前”的罪名。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我踏马就是不出兵，要么你弄死我，要么你换人，随便吧！

咸丰帝一看，曾国藩摆明了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而自己眼下确实没有合适人选，没办法只得让步，末了送给曾国藩一句话“汝之心可质天日，非独朕知。”

这一局，曾国藩侥幸胜了，胜在当时清政府兵将匮乏，无人可用。那么有朋友可能会说，八旗兵和绿营兵都哪里去了？

公元1849年，道光二十九年，俄罗斯一位叫科瓦列夫斯基的外交官出使清朝，有幸参观了一下八旗兵在卢沟桥举行的一场火炮射击训练，简直儿戏。回国后，科瓦列夫斯基在游记《窥视紫禁城》一书中这样写道：“军士们有的漫不经心地坐在帐篷里，抽着小烟袋。有的边吃早点边与卖早点的聊天，还有的缝补裤子，似乎没有人关心即将举行的操演。”

“操演开始了，一位军官摆了一个很奇怪的姿势，挥了一下手中的旗子，射击便开始了。但是这一炮打的很不准，炮弹就落在大炮旁边。炮兵似乎并不在意，只是擦了擦眼睛，走到另一门炮旁边。”

清政府腐败无能，它不灭亡，天理何在？

这一点，我相信曾国藩也很清楚，八旗兵和绿营兵指望不上，他唯一寄托的就是手里这只尚未成形的湘军，一直崭新的能征善战的军队。因而，曾国藩的抗旨不遵，并非误国，实则是救国。可惜的是，在当时，没人能理解曾国藩，许多同僚甚至来信责骂他行动迟缓，从某种意义上来看，他们才是真正的误国误君误天下。

黎庶昌在《曾国藩年谱》中称曾国藩是“以蚊虻负山，商距池河自况；又有精卫填海，杜鹃泣山之语”，足见曾国藩创建湘军之艰难。可曾国藩背负着责骂，背负着不理解，顶着压力，硬是在艰难中训练出一支初具规模，足有一万七千余人的湘军，单凭这一点，他无愧于“中兴之臣”四个大字，无愧于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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