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年蔡元培任北大校长，向黎元洪提三点要求，为请陈独秀三顾茅庐

1920年5月，毛泽东来到上海期间，与陈独秀之间曾有过一场真诚、无话不说的畅谈。因为那次的接触，在陈独秀的影响下，毛泽东的世界观开始发生转变，从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逐渐转变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毛泽东和陈独秀都是我党的创始人，也都是我党的领袖人物。毛泽东曾在后来对斯诺说：

“陈独秀说自己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一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其实，深受陈独秀影响的又何止是毛泽东，陈独秀的思想曾影响了整个中华民族，激励着中国青年彻底革新，改头换面。北大校长蔡元培上任后，为聘请陈独秀更是亲自三顾茅庐，而这些又不得不从黎元洪讲起……

大总统黎元洪邀请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

1916年12月26日，北洋政府大总统黎元洪发布了这样一则命令：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对此，我们不禁会想到这样一个问题，黎元洪为何一定要邀请蔡元培来做北大校长呢？

纵观黎元洪的一生，是充满戏剧性的。他曾是封建王朝的官员，也曾是北洋军阀的统治者，但同时也是一位革命者，黎元洪本人曾说：

“我虽然三度因缘时会，有两度总统桂冠的风光，但更多的是交瘁的身心和梦魇般的回忆。”

人们对黎元洪的评价从来都是众说纷纭，难以盖棺定论，这里姑且只对其任命蔡元培为北大校长台前幕后的事情进行解说。

在大众固有的印象中，黎元洪人高马大，体格健壮，是一个“武人”。可就是这样一个“武人”，却对教育和文人有着不一样的态度。而如果深入探究的话，不难发现，黎元洪其实是一个标准的文人雅士。

1916年6月7日，袁世凯刚刚去世，拥护共和的黎元洪便宣誓就职中华民国第二任大总统。与同时期的其他军阀不同，黎元洪唯才是举，重用文人。

7 月，社会各界爱国人士纷纷要求对北京大学进行整顿。彼时黎元洪刚出任大总统，他迫切地希望能做出一些事情。黎元洪注意到，蔡元培在担任教育总长期间成绩卓然，对他很是欣赏。

就任总统后，黎元洪让范源廉给蔡元培致电：

“国事渐平，教育宜急。现以首都最高学府，万顿大贤主宰，师表群俭。海内人士，咸深景仰。用特专电敦请我公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一席，务祈鉴允，早日归国，以慰瞻望。”

随后，黎元洪沿用蔡元培当年改革北京大学的任命程序，签署命令，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并经国务总理段祺瑞与教育总长范源廉附署生效。

10月2日，正在德国留学的蔡元培接到电报，便是黎元洪政府敦促其回国的，蔡元培应召回国，途径上海抵达北京。

蔡元培来到上海之后，有很多朋友都劝说他不要去北大。在当时大多数人看来，那时的北大十分腐朽，如果蔡元培就任后不能有效整顿，反而于个人声誉有损。当然，也有人对此表示支持，虽然只是极少数人，但这与蔡元培的本心更为相符。

对蔡元培而言，正是因为知道当时的北大存在腐败，所以他才更应该进去整顿，即使最后是失败的结果，但总归是尽了心的，而这与他“教育救国”的理念也不谋而合。

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之前，为更好实现自己的抱负，在友人的点拨下，蔡元培向黎元洪提出三个条件：经费充足，人才济济，权力下放。

在这三个条件当中，招揽人才是最基本的，蔡元培请求允许他自主从国内外聘请百名教授；而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必须以教育为主，经费保障是先决条件；当然，要想放开手脚实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权利下放是一切工作的前提。

蔡元培任职后发现教育经费紧张，就将这一情况汇报给了黎元洪。黎元洪对此很是重视，便自减薪金，压缩总统府预算，节省出来的资金则被用于扶持教育事业。

在黎元洪的大力支持下，蔡元培倡导的“兼容并包”和“思想自由”的学术理念，得以在北京大学顺利施行。蔡元培聘请了一大批具有新思想的学者到校任教，这样一来，北京大学不仅成为人才济济、学术兴旺的最高学府，也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

蔡元培邀请陈独秀到北大任教

蔡元培重视人才，提倡兼容并包，而他三顾茅庐，聘请陈独秀担任北大文科学长的故事，更是在一时间被传为佳话。

1916年11月，陈独秀和汪孟邹来北京办事，并住在北京前门的一个小旅馆里。一天，陈独秀在路上偶遇了在北大教书的好友沈伊默，两人见面相谈甚欢。

沈伊默与陈独秀分别没几天，又遇见了挚友汤尔和，汤尔和当时是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校长，在北京教育界拥有较高的威望。谈到陈独秀的时候，沈伊默说：“如见蔡校长，可引荐陈君。”

而蔡元培抵达北京，为在赴任前更具体地了解北大的情况，曾去拜访同乡汤尔和。见到汤尔和，蔡元培十分坦诚诉说了心里的想法，认为北大的改革当以文科为先，但文科领域长期缺乏人才。

于是，汤尔和便极力向蔡元培举荐陈独秀，直言其可为青年的指导者。汤尔和说，如果北大文科学长还未选定，可请陈仲甫（陈独秀）。

为使蔡元培更加信服，汤尔和还专门拿出了十多本陈独秀办的《新青年》杂志，交给他看。蔡元培把杂志放在桌上，仔细浏览了其中的目录和一些文章，说道：“陈仲甫先生，我和他有过短暂的接触，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蔡元培话还没说完，汤尔和劝说道：“噢，先生不要着急，陈仲甫现在正好有事在北京，就住在前门中西旅馆，先生不妨前去和他当面交谈。”

得知陈独秀此时就在北京，蔡元培十分高兴，第二天便马不停蹄地直奔他的住处，三顾茅庐欲将其请出。

在汪孟邹12月26日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记录：

“早九时，蔡孑民（蔡元培）先生来访仲甫。道貌温吉，令人起敬，吾国之惟一人物也。”

为将陈独秀请到北大，蔡元培几乎天天都会去他所在的那家旅馆。有时来得早，陈独秀还没有起来，蔡元培便招呼茶房不要叫醒，自己一个人坐在房门口的凳子上静静地等候。

12月26日，蔡元培被任命为国立北京大学校长。这天，蔡元培再一次来找陈独秀，刚一见面，便正式向陈独秀发出邀请，希望他能出任北大文科学长。

陈独秀对此全无准备，便推托说：

“孑民兄，此议容细细思量。兄欲整顿文科学风，恳我从中相助，仲甫当然心向往之，只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我既无学位头衔，又从未在大学执过教，要在北大任教，恐怕难以胜任哪！”

蔡元培听罢，直接取出了袖口中装着的《新青年》，说道：“仲甫啊，我们可是老相识了，何况还有它呢？文科学长一职已经非君莫属了。”

盛情难却，就这样，陈独秀被蔡元培的诚意所打动，慨然应允道：

“不过，蔡先生，我们还得订一君子协定。我在北大先试任三个月，如能胜任则罢，如果不行，我也绝不恋栈，先生也不要再挽留我了，我还回上海。”

说到这里，陈独秀看了一眼蔡元培手中的《新青年》，接着说：“另外，最重要的是，我现在上海还办《新青年》，我来北大，它……”

蔡元培明白陈独秀的意思，直说：“那没关系，你把杂志带到学校里来办就好了。”

不过，陈独秀学历不高，没读过大学，早年间只是个秀才。思虑至此，陈独秀对蔡元培说：“我有位朋友在美国留学，叫胡适，是哲学博士，年龄比我小，学识不薄，诗书文论俱佳，能有他任文科学长最好。”

蔡元培相信陈独秀的眼光，可在他心里陈独秀仍旧是文科学长的最佳人选。

“仲甫推荐的人才，想必不差，不妨请仲甫代劳，替我写一封求贤信，言辞写恳切些。若不当学长，文学教授、哲学教授请他任选，你看如何？”

后来，胡适也因此来到北大。

陈独秀在北大崭露头角，蔡元培竭力维护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到北大任职，并于11日以北京大学的名义致函教育部，提出请派陈独秀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

就这样，陈独秀也被聘到北大任职，以月薪300块大洋的工资担任文科学长，并把《新青年》从上海迁到北京。

在北京大学，陈独秀为北大的文科改革制定了崭新的教育主张，即教育应该是自动的、启发的、实用的、全身的，而不是它动的、灌输的、虚文的、单独的脑部教育。

陈独秀的到来使北大风气焕然一新，出现了思想自由的新气象，可当时如果没有蔡元培的维护，陈独秀在北大是很难存身的。

曾在北大任教的梁漱溟先生后来回忆说：

“他（陈独秀）给我的印象极深，在蔡元培先生萃集的各路人才中，陈独秀先生确是佼佼者。当时他是一员闯将，是影响最大，也是最能打开局面的人。

但是，陈这人平时说话不讲方式，直来直去，很不客气，经常得罪人，因而不少人怕他，乃至讨厌他，校内外都有反对他的人。只有真正了解他的人才喜欢他，爱护他，蔡先生是最重要的一个。

由五四而开端的新思潮、新文化运动，首先打开大局面的是陈独秀，他在这个阶段的历史功绩和作用，应该充分肯定。但是，如果得不到蔡元培先生的器重、维护和支持，以陈之所短，他很可能在北大站不住脚，而无用武之地。”

在北大，陈独秀以《新青年》为阵地，猛烈抨击封建专制主义，也因此遭到了各方守旧派人士的反对。这些人用尽各种方法，不仅请出军阀徐树铮等人出面镇压，甚至在国会中弹劾北大校长蔡元培，要求其将陈独秀、胡适等人在北大除名。

不仅如此，当时北大的文科学生以及其他部分人，也认为陈独秀破坏了北大的声誉，纷纷要求对其作出处理，陈独秀当时的处境可以说是腹背受敌。

1919年3月26日，有人在蔡元培召集的会议上，用陈独秀“嫖妓”的流言对其“私德”进行攻击，这种诬蔑可以说是极其恶毒的，要知道在中国那是最为古老和吃人的武器。

蔡元培是北大“进德会”的倡导者，因被流言所惑，后来开会决定北大文科此后不设学长。这样一来，陈独秀文科学长的职位便在无形中消失，从此离开北大。

作为陈独秀和蔡元培的共同朋友，胡适后来谈起这件事时也对蔡元培颇有微词，认为其因为一些“小报流言”，便放逐了一个有主张的“不羁之才”，这是十分令人惋惜的。

陈独秀和蔡元培虽立场不同，情谊依旧

1920年2月，陈独秀辗转又回到上海，开启了自己政治生涯中全新的篇章。

与此同时，北京大学被封建军阀视为异端，蔡元培为暂避锋芒计划到法国一阵子。这年11月，蔡元培途径上海，陈独秀得知后十分高兴，便和北京大学所有旅沪同仁为他践行。

陈独秀作为主持人讲话，热情赞扬了北大在蔡元培主持期间获得的斐然成绩，并希望他能够不忘初心，继续保持。蔡元培离开那天，陈独秀亲自相送，一直到他登上外轮两人握手道别。

1921年，蔡元培完成考察回到北京，他不忘初心，在强压之下，继续在北大推行教育救国的思想。而陈独秀则回到上海，行使其在中共一大被推选为中央局书记的职责。

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面对国家政治腐败，军阀混战迭起的现状，蔡元培教育救国的理念并不容易实现。

蔡元培认为，要想改变这种现状，必须实现政治清明，因此迫切需要一个“好人政府”。于是，蔡元培、李大钊、胡适等16人联名发表了《我们的政治主张》。

然而，现实狠狠打了大家的脸，蔡元培“好人政府”的梦想，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彻底破灭。随即，蔡元培向黎元洪递交了辞呈。既然政治清明无法实现，小人又不愿意退出政府，那便只好由好人主动离开，以不合作的态度保持洁身自好。

与蔡元培的书生气不同，陈独秀从不对军阀、政客抱有幻想。彼时的陈独秀正领导初创的中国共产党，为推翻军阀而不懈奋斗着。陈独秀发表文章，批评了蔡元培糊涂的政治主张。

“蔡校长为恶浊政治的恶浊空气所逼，愤而辞职，且正式发表宣言，历数政府之糊涂、堕落、无人格，他这种高尚洁己的品行，我们当然要承认他比仍在北京‘供职的小人和庸才’高明得万倍。”

陈独秀认为，作为贤者的蔡元培，同时又恰恰有着“消极的”和“非民众的”两个观念的缺点。

其一，对待恶浊政治的态度，“必须彻头彻尾采取积极的苦战恶斗方法”，而蔡先生作为领袖人物，竟然采取“消极的高尚洁己态度’，如此影响起来，对于“群众心理”必然产生误导作用，以至“走到了退避怯懦的路上去，不啻为恶浊政治延长生命”；

其二，恶浊政府中的“学者官吏”仅仅是“装饰品”，而蔡先生眼中只有这班“无良心无能力的学者官吏”，反而独独看不见“全国有良心、有能力的士、农、工、商广大民众”。

在文章中，陈独秀直言不讳地批评了蔡元培的“不合作主义”，称其“未免太滑稽了，太幼稚了，而且太空想了。”

有人说，无论是陈独秀还是蔡元培，他们似乎都不具有从事实际政治的特有素质。陈独秀对此似乎更有自知之明一些，曾直言他的一生都消耗在政治生涯中，而其中又有大半几乎都是失败的。

陈独秀说：“我的个性不太适合做官，但是政治运动却是每个人都应该参加的。”为了革命事业，陈独秀义无反顾投身在政治运动的洪流中，而每当他在政治运动当中担任一定主要角色的时候，似乎又总是缺乏一些驾轻就熟的政治技巧。

不过，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和信仰，陈独秀付出了高昂且惨痛的代价，他曾四次入狱，两个儿子也因为这一事业而牺牲。但即便如此，他仍不改初衷，坚持以“叛逆者”的形象出现，不顾人们因此对他的回避。

然而，不管政治立场如何，蔡元培与陈独秀的友情是深厚的，陈独秀四次被捕入狱，几乎每一次的营救过程中，都能看到蔡元培的身影。

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病逝。陈独秀曾在给友人的信中这样写道：

“弟前在金陵狱中，多承蔡先生照拂，今乃先我而死，弟之心情上无数伤痕又增一伤痕矣！”

北大为纪念蔡元培准备发行特刊，陈独秀应嘱撰写了《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他深情地回忆了与蔡元培40余年的相交，对其人品风范深表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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