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铁里人潮涌动，匆匆过客，孤独而相似

某个上班的早上，匆匆结束洗漱的你，卡着时间点（凭着多次经验知道何时进地铁站不会迟到）快步跑进了地铁站。此时，站内已经人潮涌动。

你拿出“一卡通”或手机APP二维码，在闸机口排队刷卡、扫码，通过验证，跟着指示路标前往地铁车厢，踏上扶梯，自动接受了“靠右站，把左边留给有需要的人”的默认规则。进入车厢，望着闪烁的、变暗的站名，有陌生的，也有熟悉的，而你需要关心的只是目的地。

周围站着和你一样的人。

这里的人们是匿名的，因为不必知道彼此是谁、叫什么名字，也是相似的，因为共享着“乘客”这一身份。你是无数乘客的一员，没有人关心你，也没有议论你，唯有等到事件的发生，才可能让“你是谁”变得重要，比如有人遭遇“骚扰”，那么就必然得让骚扰者“现形”，当骚扰者被众人呵斥、被警察带走，车厢便再度恢复到“皆是乘客”的状态。而进入闸机前的安检、验证，也是在筛选“仅是乘客”。

《门锁》（2021）剧照。

所谓地点，指的是具有归属感、关系性和历史性的空间，典型的例子如故土、母校、前公司，那里有你的过去、记忆，也有你的熟人。相反，如果一个空间不具有归属感、关系性和历史性，也就形成了“非地点”。现代人出生在医院，进出超市，乘坐公交、地铁、火车、飞机，在站台和机场短暂度过，一生里的大部分时间都在“非地点”。

《骑劫地下铁》（The Taking of Pelham One Two Three，1974）剧照。

当然，“非地点”的界定未必像奥热说的那样绝对，假如你在车站有一段难忘的经历——比如异地恋的离别、与恋人分手等——原本是“非地点”的车站似乎成了地点。也因此，地理学家段义孚更强调经验对地点定义的重要性，他的《空间与地方：经验的视角》即是一例。加入经验的视角，什么是“非地点”，什么是“地点”，就取决于个人的经历了，也更贴合我们的真实感受。对于研究者来说，缺点是无法对概念作出清晰的、统一的界定，奥热的优势便是在这里。

我们通过刷卡识别、购买车票等方式获得“非地点”的使用权，一旦目标达成，也就离开。“非地点”的匿名性，让进入它的人，或者说使用它的人能获得某种自由，因为让人在此时此刻远离了繁重而琐碎的生活日常，逃离了无处不在的评头论足，用奥热的话说，“从习惯的规定性中解放出来”，用当下的话来说，大概就是“无效社交”最少的地方了。但是，如果“非地点”的人突然长期留下来，社会就可能形成，同学关系、师生关系、上下级关系、同事关系等众多复杂的人情世故也随之诞生，要是这个社会规模再大一些，接着还可能产生一连串的“理想社会”改造、构造。不过这个假设并不会出现，因为人们在这个空间里是流动的、暂时的，短则几分钟，长则一两天，因此奥热也才能说“非地点”是乌托邦的反面。

我们终究只是在“非地点”匆匆而过，平凡的过客罢了。而这决定了在“非地点”的现代人是孤独的，也是自由的。

好吧，让我们进入奥热本人的论述。这段阅读之旅可能不会轻松。好在知识的收获和经验的共鸣是不会少的，你会读到公共场所的规则、标语文本、性别，还有异乡人的苦恼。

以下内容经出版方授权节选自《非地点》一书，摘编有删减，标题为摘编者所起。注释见原文。

《非地点》，[法]马克·奥热 著，牟思浩 译，浙江大学出版社·启真馆，2023年5月。

没有语言，

也就没有“非地点”

通过“非地点”，我们能提出两个互补而相异的现实：因某些目的（交通、中转、商业、休闲）而被建构的空间，以及个体与这些空间的关系。即使这两种关系有相当广泛且正式的重叠（个体旅行、购物、休憩），它们也不会彼此混同，因为非地点整个地中介化了人与自身的关系和人与他者的关系，而他者只是间接地与其目的发生关联。正如人类学地点创造了有机社会，非地点创造了孤独的契约性（contractualité solitaire）。如何想象以鲁瓦西机场等待室为对象的涂尔干式分析呢？

在非地点空间中，在个体与其周围建立起联系的中介是通过词语甚至文本实现的。

《大路》（La strada，1954）剧照。

首先，我们知道词语可以建构形象或者说多重形象：在读到或听到塔希提或马拉喀什的名字时，每一个从未到那里的人都可以恣意想象。一些电视竞赛节目因为奖金丰厚而名声大噪，特别是在旅行与住宿方面（“摩洛哥三星酒店双人七日游”“佛罗里达食宿全包半月行”），因为对其的想象使未能也永远不会享受奖品的那些观众感到愉悦。某家法国周刊引以为傲的“词语的重量”这一标题（他们又加入了“照片的震撼”这一表述），并不仅限于那些专属名称；在某些背景下，很多常见名词（居留、旅行、大海、阳光、游轮之旅）偶尔也拥有相同的鼓吹力量。相反地，我们可以想象，较不具异国风情，甚至是剥离任何距离感的词语——如欧洲、西方、消费、流通等——曾经形成或可能发挥的影响力。某些地点仅仅依靠那些形容它的词语而存在，在这个意义上，非地点毋宁说是想象之地，一种平庸的乌托邦和陈词滥调。

它们与米歇尔·德·塞托所说的非地点，即口耳相传之地相反（我们几乎永远不知道是谁在谈论这些地方、谈论了什么）。在此，词语没有在日常运作与失落的神话之间画出鸿沟：它创造影像、制造神话的同时使之运作（电视观众依然忠实地收看电视节目，阿尔巴尼亚人一面在意大利露营，一面遥想着美国，旅游业蓬勃发展）。

然而，超现代性中真实的非地点，比如我们在高速公路上疾驰、在超市购物或在机场等待下一班往伦敦或马赛的飞机时所指的这些非地点，其特殊之处在于，它们也通过呈现给我们的词语或文本进行自我定义：简而言之，它们的使用方法通过规定（“沿右侧道路行驶”）、禁止（“禁止吸烟”）或提示（“您已进入博若莱”）的方式表达出来，有时借助于多少具有解释性和系统性的表意符号（比如那些道路或旅游指南上的标识），有时则借助于自然语言。

空间中的运行条件得以建立，个体只能与文本互动，不存在其他阐述者——只有“道德实体”或机构（机场、航空公司、交通部、商业公司、公路警察、市政机关）。在作为当代风景一部分的不可计数的“载体”（看板、屏幕、海报）所呈现的指令、建议、评论、“消息”背后，可以隐约猜测到或更为清晰地确认这些“道德实体”或机构的在场（“这段道路由省政府拨款”，“国家致力于改善您的生活条件”）。

既熟悉的又陌生的高速公路

高速公路设计非常巧妙，它们展示出的景色，有时几乎像是一幅鸟瞰图，这与那些国道和省道上的游人所见的景象大相径庭。通过高速公路，我们从描写细腻情感的电影场景中被一下传送到西部片的壮阔景象里。

《托斯卡纳艳阳下》（Under the Tuscan Sun, 2003）剧照。

然而，是散布在旅途中的文本通过阐释风景隐秘的美丽而道出了风景本身。我们不再穿越城市，而是穿越那些被标注在看板上、附有详细说明的著名景点。此时，游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免于停留甚至是观看。于是，法国南部的高速公路上的游人被建议留意这个有防御工事的13世纪村庄，或那个位于韦兹莱——“永恒的山丘”——的闻名遐迩的葡萄酒种植区，还有阿瓦隆（Avallonnais）或塞尚（Cézanne）笔下的风光（从文化回到隐秘却始终被讨论的自然本身）。

风景与我们保持着距离，其建筑或自然的细节是文本发挥作用的所在，有时附有一张示意图——当路过的游人并不能真正看到那些吸引着他们注意力的著名景点，从而被迫只能从对周遭环境的了解中获得乐趣。

高速公路的路线因此加倍引人注目：基于操作层面上的必要性，它避开了所有临近的旅游胜地，但同时为它们做出注解。服务区则加强了这一点，变得越发具有地区文化中心的气质，推介一些歇脚者或许用得上的地方特产、地图和旅行指南。但确切地讲，大部分路过的人都不会停下来。他们或许每年夏天，甚至一年好几次会从此经过，他们经常会被引导去“阅读”而非“观看”这些抽象空间，长期下来，这些空间对他们而言变得异常熟悉——如同更富有的那些人熟悉曼谷机场的兰花摊贩或鲁瓦西机场一号航站楼的免税店一样。

在30多年前的法国，国道、省道、铁路曾深入日常生活。就这个角度而言，公路和铁路的路线截然不同，如同正面与反面。对于那些在今天仍然坚持走省道、搭乘火车而非高铁，甚至是区间线路（只要仍然存在）的人，这种对立仍然部分存在。

因为值得注意的是，消失的都是地方的交通服务和涉及地方权益的路线。如今经常被迫绕过城镇的省道，从前都是城市或乡村道路，路两旁排列着房子的门面。晚七点到早八点间，游人开车穿越的，是一片大门紧闭的“沙漠”（百叶窗闭合着，光线或穿过遮光帘洒进来，或不见踪影，卧室和客厅通常位于房屋深处）：他见证了法国人喜欢赋予自身、喜欢给邻居留下的一本正经的严肃形象。路过的驾驶者在城市中观察到的事物，如今变成了路线上的名称（贝尔纳堡/LaFerté-Bernard、诺让勒罗特鲁/Nogent-le-Rotrou）。那些他利用红灯或减速的时段才能解读的文本（城中商铺招牌、市政法令）的目标受众并不是他。

火车在这方面而言更加冒失，现在仍然如此。铁路通常穿过村镇房屋的后方，惊扰到外省人，打破了他们日常生活的私密性，它不经过房屋的正面，而是有花园、厨房、卧室，在夜晚有灯光的一面。因此，如果没有公共照明，街道便成为夜晚里的昏暗区域。

而不久前，火车的速度还没有快到可以阻止好奇的游人辨认出路过车站的站名——但当今高铁的出现使其变为不可能，好像对于当今的旅客而言，一些文本已经“作废”了。我们也提供给游人其他的选择：在有点像“飞机式火车”的高铁上，他可以翻阅类似于航空公司提供给旅客的杂志：通过报道、照片和广告，它提醒着游人依循世界的标准（或形象）生活的必要。

匆匆而过，

我们只是千篇一律的“过客”

另一个文本侵入空间的例子：顾客无声地穿梭在大型购物中心里，查看价签，在可以显示重量、价格的机器上称量蔬菜或水果，接着将信用卡递给一个同样沉默或话并不多的年轻女收银员，她在确认信用卡有效之前扫描每件商品的条码。更直接却更沉默的对话是持有信用卡的人和自动取款机之间的对话，他将卡插入后，屏幕上显示出的通常是正面讯息，但偶尔也会有明确的提示指令（“卡片未正确插入”“请取出卡片”“请仔细阅读说明”）。

道路上、商业中心或街角的先进银行系统的先进设备里发出的招呼，无差别地同时针对着我们所有人（“谢谢光临”“旅途愉快”“感谢您的信赖”），无论这个人是谁：这些招呼建构了一个“普通人”，他被定义为公路、商场或银行系统的使用者。

《绿皮书》（Green Book，2018）剧照。

他被建构，必要时也被个体化：在某些道路或高速公路上，发光的看板上突然出现的警示语，提醒着超速的人；在巴黎的某些路口，闯红灯会被自动记录，违规车辆可以通过照片被辨认。所有信用卡都有认证密码，以便使自动取款机提供信息的同时申明游戏规则：“您可以提取600法郎。”当彼此的身份通过语言的默契、风景的标记、未成惯例的生存之道造就出“人类学地点”时，非地点创造了旅客、顾客或周日驾驶者的共享身份（identité partagée）。

无疑，附着在这种临时身份上的相对匿名性对于某些人而言甚至是一种自由，这些人一时间不再守在原有的阶序、位置上，不再留意他们的外表。免税店：才刚出示个人身份（护照或身份证），下一个航班的旅客就涌进“免税”的区域。他从行李的负重和日常生活的负担里解脱出来，与其说是想要享受最优价格，不如说是为了证明此刻他无拘无束，以及身为即将登机的旅客不容置疑的资格。

“非地点”创造的，

是我们的孤独感和相似性

独自一人却与他人相似，非地点的使用者与非地点（或与掌管它的权力）之间存在契约关系。有机会的时候（非地点的使用方式是因素之一），这一契约的存在就会提醒他：他买的票、经过收费站时应当出示的银行卡或在超市过道上推的手推车，这些或多或少都是标记。

《人在囧途》（2010）剧照。

契约总是与签约者的个人身份有关。为了进入机场候机大厅，应首先到值机柜台出示机票（上面登记着旅客姓名）；在安检时同时出示登机牌和身份证明便是契约得到遵守的证据。在这一点上（身份证、护照及签证），不同国家有不同的要求，而起飞之际，我们确认一切已完备无虞。因而，旅客在提供身份证明、某种程度上是签署了契约之后才取得了自己的匿名性。如果超市的顾客用支票或信用卡付款，也要提供自己的身份，高速公路的使用者亦是如此。

在某种意义上，非地点的使用者总是必须证明自己的清白。事前或事后对身份和契约的查验将现代消费空间置于非地点的特征之下：只有无罪的人才能进入（“无罪”则“诉讼驳回”/non-lieua）。词语在此几乎没有什么运作空间了，没有身份查验就没有个体化（没有匿名的权利）。

当然，清白的标准即是个体身份约定俗成且正式的标准（标示在身份证上的、登记在神秘档案中的）。但清白本身则是另外一回事：非地点的空间使沉浸其中的人从习惯的规定性中解放出来。他不过如同旅客、顾客、司机那样行动或经历着。

《安妮·霍尔》（Annie Hall ，1977）剧照。

或许他仍被前一天晚上的担忧所困扰，已经在为后天忧心，但他当时所处的环境使他暂时从中抽离。他属于一种温柔的占有，他或多或少有天赋和信心让自己沉浸在这种占有里，如同任何一个着迷者那样，他暂时品尝着去身份化的被动乐趣和角色扮演更为主动的愉悦。

他最终所面对的是自身的形象，但事实上却是个完全陌生的形象。他继续着与风景和文本无言的对话，这对话指向他，也指向其他人。在对话中，唯一浮现的面孔和唯一具体化的声音，是他自身的——一种孤独的面孔与声音，这孤独由于呼应了成千上万的其他人的孤独而显得难以应付。非地点的旅客只能在海关安检、收费站或登记柜台重新获得他的身份。在等待时，他遵循和其他人相同的规则，登记相同的信息，回应相同的请求。非地点的空间所创造的既不是特殊身份，也不是关系，而是孤独和相似性。

迷失的异乡人

在与商业、交通或销售机构过量散布的形象的纠缠中，非地点的旅客经验到永恒的当下，并与自我相遇。相遇、认同、形象：在金发空乘关切的眼神下，似乎品味着难以言喻的幸福的这位40多岁的绅士，是他；在不知名的非洲机场跑道上启动涡轮增压柴油发动机的目光坚定的飞行员，是他；因为使用野性的香氛而使旁边女人爱慕地凝视着他的这个面庞充满男性气概的人，还是他。

如果这些身份认同的邀请本质上是男性化的，那是因为它们所传达的“理想的我”的形象是男性化的。

当今，一个职业女性或值得信赖的女司机也被视为拥有这些“男性的”特质。当调性自然而然地改变，形象亦然。不那么有名的非地点如超市，其光顾者大部分是女性。性别平等（甚至，到最后是差别的消失）的主题以一种对称且相反的方式被谈及：我们常在一些“女性”杂志上读到，新手爸爸们对维持家务和打扮婴儿感兴趣。但我们也能在超市中察觉到当代权威——媒体、名流和时事所制造的传闻。因为总而言之，最重要的仍然是所谓广告装置的“交叉参与”（participation croisée）。

私人广播为大卖场做广告，大卖场本身也为私人广播做宣传；旅行社提供赴美旅游服务，而广播向我们提供讯息；航空公司的杂志印有酒店的广告，而酒店反之也为航空公司宣传造势——有趣的是，所有的空间消费者都处于一种宇宙观的回响与形象中，与传统上民族学家的研究发现不同，这种宇宙观既具客观普遍性，又亲切而充满魅力。

《史崔特先生的故事》（The Straight Story，1999）剧照。

这至少造成两个结果。一方面，这些形象倾向于构成一个系统，它们描绘了一个所有人都可以视为己有的消费世界，因为他不断地被招呼着。自恋的诱惑在此显得更具吸引力，因为它似乎表达了一种普遍法则：做和其他人一样的事以便成为自己。另一方面，如同所有宇宙观，这个全新的宇宙观产生认同效应。

非地点的悖论在于：迷失的异乡人只有在高速公路、服务区、大卖场和连锁酒店的匿名性中才能发现和认识自己。汽油品牌的广告板对他而言是一个可靠的标记，在超市货架上找到跨国公司生产的卫生、家居用品或食品，令他倍感宽慰。

“非地点”是乌托邦的反面

当今世界的具体现实中，地点和空间，地点和非地点混合重叠、彼此渗透。非地点的可能性在任何地点都未曾消失。

回到地点，是那些时常出入于非地点的人（他们还梦想着，比如拥有与土地有深层关联的第二个家）的依靠。地点和非地点彼此对立（或彼此召唤），如同能够描述它们的词语和概念。但在30年前没有立足之地的流行用语，都是如今非地点的产物。因此我们可以对比转运（临时难民营或临时转运旅客）的现实和居住或定居的现实，对比立交桥（人们不会彼此交错）与路口（人们会相遇），旅客（有确定的目的地）与游人（在路上闲逛）。词汇在此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编织着习惯的“经纬”，训练目光，赋予风景以形式。

让我们暂时回到文森特·德贡布对“修辞之国”这一概念的定义。当人物对与之共享生活的人们使用的修辞感到自在时，他才是自在的。某人自在的标志，是他无须费力便能让自己被理解，与此同时，他不需要多余的解释，就能够成功理解对方的用意。而当对方不再理解他对其所作所为给出的理由，以及他明确表示出的不满和赞美时，他的修辞之国就到此为止了。修辞性沟通的障碍制造出界线的过渡，当然，它应当被呈现为一个交界地带，一个边境区（marche），而非一条清晰的界线。”

如果德贡布是对的，那我们应该得出以下结论：在超现代性的世界中，人们始终在、同时却从未“在自己家”。

《城市之光》（City Lights，1931）剧照。

人们试图在不同地点中建构一部分日常生活，而根植于地点的词语和形象通过非地点传达。

非地点将其词语借给土地，比如我们在高速公路上看到的“休息区”（aires de repos），“区域”（aire）这一术语其实是最为中性的，距离地点和“口耳相传之地”最远——休息区有时会参照附近区域特殊或神秘的属性来命名：猫头鹰区、狼穴区、斜谷–风暴区、炸丸子区……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中：传统上民族学家所谓的“文化接触”（contact culturel）变成了一个普遍现象。

现代性的观众所注视的，是古今鳞次栉比的交叠。超现代性将过去（历史）变成一出特殊的戏剧——仿佛包含所有的异域情调和地方主义。历史和异域情调扮演同样的角色：书面文本的引文——其地位完美地展现在旅行社编辑的目录里。在超现代性的非地点中，永远有个特殊位置（在橱窗里、海报上、机器右侧、高速公路的左边）是留给“珍品名胜”（curiosité）的——科特迪瓦的凤梨、威尼斯（总督之城）、丹吉尔城堡、阿莱西亚遗址。但它们不做任何综合，也不融入什么东西，只在一段旅程的时间里，允许单独个体性并存，彼此相似、漠不关心。

如果非地点是超现代性的空间，超现代性则无法装作与现代性有同样的野心。一旦个体开始彼此靠近，他们便组成社会、改造地点。非地点的空间则是一种逆向操作：它只与个体（顾客、旅客、用户、听众）打交道，但他们仅仅在入口和出口才被确认身份、被社会化、被定位（姓名、职业、出生地、地址）。

非地点用一个巨大“括号”每天接纳着更多的个体，它们也成为人们保护或征服土地的激情所针对的特殊区域，甚至被恐怖分子盯上。若机场和飞机、商场和火车站总是成为袭击的优先目标（更不用说汽车炸弹），这无疑因为“效率”——如果可以用这个词来说的话。多少有点含混的是，这还可能是因为，追求全新的社会化和地方化的人们只能在非地点中看到理想的湮灭。

非地点是乌托邦的反面：它存在，但不为任何有机社会提供庇护。

本文内容经出版方授权节选自《非地点》一书。

原文作者/[法]马克·奥热

摘编/罗东

编辑/罗东

导语部分校对/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