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重臣李鸿章马关遇刺始末

发布时间:2023-06-14 15:06:30 发布人:hao168

1945年,中华民族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被日本侵略者铁蹄践踏达五十年之久的祖国领土台湾,终于被中国收复。台湾人民在欢庆胜利的同时,自然而然地想起使台湾沦为日本殖民地的《马关条

1945年,中华民族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被日本侵略者铁蹄践踏达五十年之久的祖国领土台湾,终于被中国收复。台湾人民在欢庆胜利的同时,自然而然地想起使台湾沦为日本殖民地的《马关条约》及负责签订此约的晚清大臣李鸿章。

李鸿章,安徽合肥东乡人,生于1823年,合肥李氏世代以耕读为业,父文安,文安的父祖虽习文修武,但没有人获得功名,直到文安于1838年考中进士。

李鸿章自幼随父读书,1847年考中进士,自1862年编练淮军以来,相继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捻军起义,1870年,升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李鸿章自任直隶总督直至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共在仕二十四年,在这二十多年中,清廷的外交、洋务、通商、订约、练兵、开矿、营建诸要政,“悉身当其冲”,中国晚清历史与李鸿章的一生息息相关。中日甲午战争成为李鸿章一生命运的转折点。甲午之战,他一手编练、提携的淮军与苦心经营二十几年的北洋海军悉覆败于日”,多年的“劳绩声名”,扫地几尽。

对日本的侵略野心,李鸿章并不是没有察觉,早在1874年,日本军队攻打台湾时,他就指出:“日本其志不小,为中国永远大患。”当日本军队攻占琉球时,李鸿章声称“琉球”是“可有可无”的“黑子弹丸”之地,不必以天朝威仪争区区小国之贡。

1894年7月间,日本一再增加驻朝部队,李鸿章也得到了日本即将进攻清军的消息,军情十分紧急,但能却怀疑“日本进攻”,“似是谣传”,一再命令驻朝清兵“勿妄动”,“勿多事”。认为我不开战,日本断不能轻举妄动。李鸿章畏葸退让,以求苟安一时,更进一步增长了日本的侵略野心。

1894年7月25日,日本迫使朝鲜傀儡政府宣布“授权”日本驱逐中国军队。同一天,日本侵略军对中国驻朝军发动突然袭击,不宣而战。

大敌当前,李鸿章不是全力指挥抗敌,却在给朝廷的《据实陈奏军情折》中一再强调:以北洋一隅之力,与日本全国之师对抗,自知不逮。日人领其国帑购制船械,愈出愈精,中国则限于财力,拘于部议,不能放手去做,因此相形见绌。北洋海军快船快炮太少,仅能守口,难于纵令海战,至于陆战,日用新式军械,并以数倍之众猛攻,以致于我军不支……

清军在这种畏惧、退让思想指挥下,屡战屡败,由李鸿章一手编练、用洋枪洋炮武装起来的淮军败绩累累,李鸿章苦心经营二十几年的北洋海军在威海卫战役中全部覆灭。

甲午战争中,中团军事部署上处处落后,误于李鸿章一贯奉行的“以夷制夷”的外交政策。他一心依赖列强之间的相互牵制,维持各国势力的均衡,借以保持半殖民地的地位与“和平”。当日本长期备战并多次挑衅时,李鸿章不是立足于战备,厉兵秣马,全力指挥抗敌,而是忙于周旋于各国公使之间,希望通过列强调停达到停战目的。

6月20日,李鸿章首先是向俄驻中国公使喀希尼请求干预日本行动。沙俄对朝鲜垂涎已久,自然反对日本独占朝鲜逷制自己在远东的扩张,但沙俄考虑到,一旦“公开援助中国时,英国很可能站在日本一边”,因此不愿卷入战争,而保持自由行动,等待时机的发展。7月9日,喀希尼通知李鸿章:“俄国只能以友谊力劝日本撤兵,未使用武力强迫,韩国内政应否改革,俄国也不愿与闻。”同时,英国得到日本保证,即不在上海附近作军事行动,以免影响英国利益,英国也就此退场。德国政府极盼朝鲜问题引起英俄冲突,给自己造成侵略时机。它回答清政府的是:“我们无干涉任务!”法国则希望对中国“加以一大打击”。李鸿章两次向美国要求调停,都被美国用“美国抱严正的中立态度”等外交词令严加拒绝。李鸿章“制夷不成”,反被夷制,大感失望。

对于李鸿章的失败外交,一些有识之士纷纷上书弹劾。侍读学士文廷式说:“北洋之调兵亦趑趄不前。……李鸿章立功之始,籍资洋人,故终身以洋人为恃……。故一有变端。旁皇而罔知所措,必然之理也。”礼部侍郎志锐也奏劾李鸿章因循失机,“一味因循疏误,辄借口于衅端不自我开,希图敷衍了事……。事既急切,专恃外国公使从中调处,籍作说和之客,以图退兵之计,事起之初,则赖俄使;俄使不成,复望英使;英使不成,又将谁易?”

陆军败绩,海军覆灭,全国朝野上下,怨声载道,平壤败退后,朝廷对淮军失去信心,起用奕䜣为内廷行走,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命宋庆帮办北洋军务,刘坤一节制山海关内外防剿各军。李鸿章权势渐失。监察御史安维峻参劾李鸿章“通日主和,跋扈不臣,请明正典刑。”

尽管清廷起用奕䜣及一些湘系军阀,但是,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以及清政府的“避战求和”的投降主义路线不可能取得战争的胜利。

1894年11月,李鸿章就派德人跟从天津税务司德璀璀琳直接赴日求和,被日本拒绝。12月22日,清廷任命户部左侍郎张荫桓,署湖南巡抚邵友濂为全权委员,前往日本会议和局,但日本“不与开议”,希望清政府“改派从前能办大事,位望甚尊,声名未著之员,并给予十足责任。”

1895年2月13日,清廷电寄天津: “现值倭焰鸱张,畿疆危迫,只此权宜一策,但可解纷纾急,急谋两害从轻,李鸿章勋绩久著,熟悉中外交涉,为外洋各国所共倾服……,此时全权之任,亦更无出该大臣之右者……。李鸿章着星速来京请训,切毋刻迟。”

李鸿章奉旨进京,光绪帝在乾清宫召见了他,他向皇帝表示: “割地之说,不敢担承。”

清廷急于议和,军机大臣奉旨谕知李鸿章“予以商让土地之权”。

1895年3月14日,李鸿章率其子、参议李经方,美国顾问科士达等仆从l35人乘礼裕、天义两艘德轮自天津港出发,以“中国头等全权大臣”的身份赴日议和。

1895年3月19日,李鸿章一行抵达马关,住在引接寺。日本全权代表,首相伊藤博文住在距谈判地点“春帆楼”不远的梅坊,日本外相陆奥宗光住在“大吉楼”。

3月20日,中日双方代表在春帆楼第一次会见,交换了全权证书。

互致寒暄后,李鸿章向伊藤博文申明: “亚细亚洲,我中东两国最为邻近,且系同文,讵可寻仇?令暂时相争,总以友好为是,如寻仇不己,则有害于华者,未必于东有益也。试观欧洲各国,练兵起衅,我中东既在亚洲,如我两国使臣彼此深知此意,应力维亚溯大局,永结和好,庶我亚洲黄种之民,不为欧洲白种之民所侵蚀也。”

3月21日,中日双方第二次会见,李鸿章首先要求先议停战,后议和款,日本借机讹诈,提出日军必须占领大沽、天津、山海关等地以及接管天津至山海关铁路等项,作为停战条件。李鸿章致电总理衙门,表示: “日要求过甚,自然无法答应。”

3月24日,中日双方代表第三次会见,下午三时,李鸿章坐矫,李经方等人乘人力车,从引接寺去春帆楼。李鸿章和往常一样,穿着非常华贵的天鹅绒上衣,戴着眼镜,在谈判中,他要求日方提出议和条件,日方答应次日提出。双方商谈一个半小时后休会。

李鸿章一行自春帆楼回引接寺。

在日本, “中国不足惧,人人皆知”。现在,中国议和大臣来到马关,自然十分引人注目,归途中,街道两旁观者如潮。人群中,一个人紧握手枪,等待李鸿章的轿子走近。这个人叫小山丰太郎,他在中国议和大臣的住所附近已等了好几天,一直无从下手。当李鸿章一行从人群中通过,走到外滨町二十号江村仁太郎开设的杂货铺前时,他突然冲到轿前,在距轿五六尺的地方站住, 高喊: “不是你招揽, 何至起战争?”轿夫惊慌停轿,在这一刹那间,枪声响了,当时轿的左、右窗关闭,只有正面窗子开着,子弹从正面右侧打入轿内,击中李鸿章的左眼下面颊。轿夫见此情景,不肯前行,警察无奈,拨剑威胁,李鸿章被抬回了引接寺。

李鸿章万万料不到,在异国他乡遭此暗算,当时,他眼看刺客来到轿前,不知所措,被击中后,他立刻觉得左脸巨痛,用手一摸,左镜片已被打碎,鲜血不住地往外流,他心中大惊,急忙用右手按住伤口,随即一阵晕眩,便不省人事。

回到住所,大家将李鸿章抬进卧室,随行医官赶到,为他作详细检查,发现一颗子弹打中左边颧骨,打进了左眼下面颊,嵌入骨缝二寸多深,血流不止,临时裹伤的手帕已被鲜血渗透,官袍上也是鲜血淋漓。

李鸿章遇刺当日,其子李经方电奏总理衙门: “今申刻会议,已将停战搁起,问索议和条款,允于明日面交,归途忽有倭人持手枪对狙击,中左颊骨,血流不止,枪子未出,登时晕绝。”当日,清廷电:“览奏殊深骇愕,事机不顺,竟至于此!李鸿章以逾七之年,远使异域,受此重伤,医药能否应手?苏醒之后,精神脉气如何?枪子能否取出……轸念之怀,刻不能释……”。

清廷深知李鸿章此行关系重大,议和能否达成在此一举,远在北京握有实权的慈禧太后急于早日停战,实现国内“安宁”,自然对李鸿章关心备至。

《中东战纪本末(文牍)使相遇刺纪实》中写道: “中堂自会议处言旋,将至行馆,忽有日人从人丛中走出,距舆前五尺许,以手枪击中堂……。”“被刺之三日,众医既不能决伤之致命与否,乃共议割取枪子,……然恐年迈创剧,流血已多,震动全体,终归无益,于是定议,暂缓数日,以观其变。”李经方也电奏清廷: “高年恐难禁此大痛,日用药水洗治,皮肉可望补复。”

1895年3月28日,日本《报知新闻》登载了日本天皇所派医生和李鸿章随行医官在李被刺第二天共同检查的结果,枪弹击中了李的左眼窝下一厘米处,伤口横向直径8毫米,椭圆形,呈微红色,周围肿胀,枪弹击破上腭骨的前壁,射入前颌窦,李鸿章和他的随从医官不愿切大创口仔细检查,所以子弹一直未能取出。

李鸿章遇刺,议和形势忽变,日本方面十分紧张,他们唯恐中国以此为借口在议和条件上做文章。正如日本外相陆奥宗光所说: “若李借口负伤,于使事之半途回国,非难日本国民之行为,巧诱欧美各国,使其居中周旋,不难得欧洲二、三强国之同情,而于此机会招欧洲强国之干涉,则我对中国之要求,不得不大行让步。……若某强国欲乘此机会干涉,彼固以李之负伤为最好口实也。……”

为安抚中方,日本天皇于出事当天即派出御医及看护妇奔赴马关,并于第二天明降诏谕:“朕惟中国现在虽与我国兵争未息,而按照仪节格式,钦派头等全权大臣,前来缔结和局……应优予护卫,以资保安,朕已叠降特旨,饬令文武官员懔遵办理去后,现查据有不法凶徒,下贱已极,竟敢伤中国头等全权大臣之身,朕心深为忧虑惋惜,其凶犯,应饬吏按照国律内最严之刑办理,特明降渝旨,通饬官民,钦遵旨意,保我同兹荣耀声名,庶不再有此等狂悖不法情事,而损我国之光誉也。”

李鸿章被刺消息很快传遍全市,引起极大轰动。为防止意外,马关境内申定军律,颁行保安条例,当地驻军及警察全体出动,昼夜巡逻,遇有可疑之人,严行察问。李鸿章住所四周都有众多警察防守,出入行馆之人,仔细搜查、盘问,小小马关,气氛异常紧张。同方深知,李鸿章的安全关系着议和的成败。

刺杀李鸿章的凶手小山丰太郎(又名小山六之助),郡马县北大岛人,二十六岁,他于3月11日从横滨一家枪店买了一技五连发,七寸五分长的最小型手枪,潜来马关行刺。开枪后,小山丰太郎逃入一家杂店中,与警察对峙,拒捕,后几经搏斗,终于被捕获。日本法院于3月30日将他判处无期徒刑,并将山口县知事及巡捕长革职。

在追溯小山丰太郎刺杀李鸿章原因时,日本当局的判决书写道: “被告丰太郎因我帝国与中国启衅致动干戈,皆中国现在头等钦差大臣李鸿章为支持,思非绝其命,则我国不能得志,难保东方之和平。适闻其奉命来我帝国山口县赤间关议和,遂决定行刺……”在法庭上,小山丰太郎也公开宣称: “日军放弃占领北京,是意味着日本的耻辱,目前同中国关系签订和约为时尚早。”可见,凶手是一个急欲吞并中国而后快的狂热的军国主义者。

李鸿章伤愈后,于4月9日下午同日本方面进行了第四次会谈,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提出了“最后”和约草案,限中方在三日内作出“允”与“不允”之答复,4月17日上午10时,中日双方代表在春帆楼正式签订了《中日讲和条约》,即中国人民无不切齿责骂的《马关条约》。这一天正是中国的甲午日,甲午日签订了甲午战争和约,也是一种巧合了。

《马关条约》的主要内容是:

(一)清政府承认朝鲜独立自主。

(二)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

(三)赔偿日本军费白银二亿两。

(四)日本得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又得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日本在中国制造货物,与进口货物一样,免征一切杂捐,并准在内地设栈寄存。

(五)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日船可沿内河驶入以上各口,搭客载货。

《马关条约》是继《南京条约》以来最严重的卖国条约。中国的半殖民地化程度大大加深。日本割占了大片领土,成为列强瓜分中国的信号;空前的巨额赔款达以前历次

条约赔款总数的四倍以上;允许日本在通商口岸从事工艺制造,更是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致命打击,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

《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到国内,群情激愤,李鸿章为避风头,称病留在天津,仅派美国顾问科士达、参赞伍廷芳将和约约本送往总理衙门。

李鸿章自马关归国后,立即奏报和约已成: “伏惟皇上灼知时局,许息战争,简畀微臣,任以专使……,臣适当事机棘手之际,力争骄悍不屈之廷,既不免毁伤残年之遗体,复不能稍戢强敌之贪心,中夜以思,愧悚交集……。”

梁启超在所著《李鸿章传》中,对李在甲午战争中的表现作出了评价,他认为李鸿章有十二事失机而不能辞其咎。如:昧于公法,倚赖调停,延误时机,军纪不整,未用统帅,委任怯懦等。并指出:“(李)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

近代史学者李守孔指出: “能忍辱负重,不避劳苦是所长,弥缝偷安、留恋权位是所短,能立功于闭关自守时代,但无法周旋于列强角逐之国际舞台。”

吴永(曾纪泽女婿)曾在李鸿章幕府一年,在他所著《庚子西狩丛谈》一书中,记述了李鸿章归国后的言行:

“其实公自北洋罢任……久居散地,终岁僦居贤良寺……,公益不喜接客。尝自谓: ‘余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遭遇不为不幸,自问未有何等陨越,乃无端发生中日交涉,至一生事业,扫地无余,半生名节,被后生辈描画都尽,环境所迫,无可如何。功计于预定而上不行;过出于难言而人不谅,此中苦见,将向何处宣说?’”

淡到李鸿章晚年遭际,一些史家说: “李,碌碌无所展布,所谓英雄老去,末路堪悲。”

正如梁启超所说,李鸿章的悲剧缘于“不识国民之原理,不识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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