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典狱长竟是大功臣？1950年，中央急电山东省委，寻找“OX”

1949年10月1日，随着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的宣告声，新中国在历经战火的中华大地上正式成立。

刚刚建立的新中国，百废待兴，全国各地都有着大量繁重的工作等着人们去完成。尤其是在解放战争的主战场之一、饱经战火的山东省，情况更是如此。新成立的山东省委和省政府不敢松懈，马上在当时中共中央华东局的带领下展开了如火如荼的建设运动。

然而就在这时，担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常委兼社会部部长舒同却接到了来自北京的一封急电，电报的口气十分急促，要求华东局和山东省委的同志在全山东境内寻找一名叫做牛宝正的人。

电报同时还给出了一个莫名奇妙的代号：“OX”。这封中央急电不仅让舒同摸不着头脑，还同时牵出了一桩尘封已久的往事，更勾起了许多人的好奇：这个叫牛宝正的人究竟是何许人也，能够惊动中央下急电前来寻人？

本文就为大家揭开这位代号“OX”的牛宝正背后的那些谜团。

叛徒出卖遭人祸，革命志士锒铛入狱

要想了解清楚牛宝正是谁，我们先来了解另一段不为人知的过去，这对于解开牛宝正身上的谜团，将会很有帮助。

那是在1931年6月，由于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中共北方局机关和华北地区的河北、北平、天津等地的组织遭到严重打击，时任北方局军委书记的廖划平因为被叛徒出卖而暴露，随即遭到国民党北平宪兵司令部的逮捕。

被捕之后，在敌人的威逼利诱之下廖划平的革命意志马上崩塌，背叛了组织，将当时我党在河北地区的组织成员名单悉数交代给了敌人。

国民党特务按图索骥，很快就将包括时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殷鉴、省委委员安子文、刘澜涛、杨献珍、省军委常委薄一波在内的中共河北省委机关负责人抓捕起来。

被捕之后，这几人迅速被关押进了国民党设立的“北平军人反省分院”（总院设在南京），也就是为大家所熟知的“草岚子监狱”（今北京市西城区草岚子胡同19号）里。

左起第三为廖划平

在被捕入狱之后，殷鉴和安子文、杨献珍等人迅速联系其他被捕的同志，在狱中形成了以殷鉴为书记的党支部。

大家都决心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到底，要“扛着红旗出狱”。但是，在狱中进行斗争是一件何其困难的事情！大家不仅要克服监狱所带给他们环境上、生活上的困难，更要躲过凶神恶煞的国民党看守的眼睛，这谈何容易？

不过，长期的斗争经验教会了殷鉴他们要在逆境之中寻找机会，很快，富有斗争经验的杨献珍就盯上了一名可以争取的对象，那就是本文的主人公——牛宝正。

安子文（殷鉴照片缺失）

老实巴交一个兵，北漂狱警牛宝正

要说起这个牛宝正，乍看之下其实并无什么特殊，只是民国时期众多普通下级国民党军官的一个缩影罢了。

1886年，牛宝正出生在山东省无棣县后牛村，由于家中贫寒，没有获得受教育的机会。1910年，牛宝正一家迁往无棣县东关，1919年，在五四运动爆发的同一年，他在县警察大队谋了一个骑兵正目（骑警）的差事，后因军功升任分队长。

1928年，北伐临近尾声，蒋介石的军队已经抵达了津浦线附近。而手握山东军权的张宗昌联合直隶（今河北地区）军阀李景林则在此时和冯玉祥的国民军大打出手。虽然有日本人的帮助，但直鲁联军在受苏联顾问训练下实力有较大提升的冯玉祥部面前仍然是一击即溃。

在南有北伐军，北有冯玉祥的情况下，张宗昌率残部仓皇逃至滦平一带，而山东境内的张宗昌的军队也被下令缴械。自然而然地，牛宝正也就失去了在无棣县警察大队的差事，成了个无业游民。

直鲁联军旧照

一下子失去了收入来源的牛宝正十分着急，毕竟家中就指望他挣钱了。于是他和几个朋友一起来到了北平，想要讨一份工干。

但是时运不济，牛宝正在1928年到1930年的这段时间内并未获得稳定的工作，唯一的收获便是和难民刘兰芝结婚成立家庭。

直到1931年，他才在朋友的推荐下和时任北平宪兵侦缉队长的高继武搭上了线，在后者的推荐下，牛宝正进入了草岚子监狱担任看守员，后来慢慢混到了看守班长这个位置。

草岚子监狱旧照

和别的看守总是表现出穷凶极恶、心狠手辣的样子不同，据曾在监狱中待过的犯人回忆，牛宝正由于是农民出身，又是有军功在身的人，对待犯人不像其他看守那样凶狠，相对而言较为平和；他为人也比较沉默老实，看起来话不多。

但直到此时，牛宝正也不过只是一个小小的狱警头目，假如没有什么变故，他也就会这样过完自己平凡的一生。

不过很快，新上任的牛宝正就接到了自己的第一件任务：看管被捕入狱的殷鉴等人。而这，也就成了牛宝正一生当中最大的转折点。

秘密战线立大功，三助志士脱险境

让我们说回到狱中的杨献珍和殷鉴等人。在狱中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杨献珍就发觉了牛宝正和其他看守之间的不同。

心思缜密的他当即想出了一个主意，那就是想办法争取牛宝正成为自己的朋友，进而寻找机会，尝试着把他发展成党在监狱内的同志。但是说归说，真要执行起来却是异常困难。

杨献珍等人在监狱里一没有权力二没有钱财，要争取一个国民党看守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不过杨献珍并没有因此打消这个念头，相反，他开始耐心地等待机会。

抗战前的国民党宪兵

果然，天无绝人之路，杨献珍很快就发现了一个和牛宝正进行接触的机会：有一天，牛宝正突然拿着一封信找到他，并求杨献珍帮忙。

原来，牛宝正家中年过七旬的母亲突然身患重病，但无钱医治，情况十分紧张。牛宝正一方面对于此事十分焦急，想要立刻回信给家中，一方面却又因为各种缘故不愿找其他看守代笔。

他知道被关起来的这群“赤党分子”都是文化人，因此百无他法，只好过来找杨献珍帮忙。杨献珍意识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于是立刻向狱中党支部做了汇报，党支部当即决定利用这个机会，把牛宝正争取过来。

于是，杨献珍痛快地答应了牛宝正的请求，并把自己私藏的一些钱财拿出来交给牛宝正，以供其解燃眉之急。就这样，杨献珍成功地和牛宝正有了接触。

杨献珍

在一段时间的接触之后，杨献珍决定再进一步探知牛宝正对待他们的态度和看法。于是他找到牛宝正，假装苦闷地对他说道：“兄弟是个读书人，平生别无所好，就是想读读书，看看报。但现在进来几个月了，一没有书看，二没有报读，实在是闷得慌。希望牛班长方便的时候，帮兄弟买点书报看看，兄弟一定重谢。”

说着杨献珍趁别人不注意，将一枚大洋塞进了牛宝正的手里。要知道，当时的报纸价格不过一块钱法币左右，一枚大洋换三四块法币还绰绰有余。

牛宝正本就对杨献珍帮他写信一事感激不尽，现在又有这样的酬谢，当即答应此事，并很快就为杨献珍买来了一批书报。

就这样，在牛宝正的帮助下，监狱中的同志们和外界沟通的渠道诞生了。而为了掩人耳目同时方便区分，大家决定依照之前给其他看守人员的代号标准，用牛宝正的姓“牛”的英文单词“OX”做代号，来称呼牛宝正。而“OX”，也正式成为了监狱这个秘密战场上我党的一个可靠的朋友了。

当时的华北日报，定价法币一元两角

此后，在狱中革命志士的有意引导，和自己所闻所见的耳濡目染之下，牛宝正的立场也慢慢发生了转变，他开始逐渐同情起殷鉴和杨献珍等人，并开始愈发主动地帮助狱中关押的我党同志。

1933年，何应钦接替张学良主政北平，北平地区的革命形势陡然变得紧张起来。草岚子监狱里的形势也变得十分严峻，犯人们的待遇直线下降，敌人还把犯人们用来放风的时间从一个小时砍到半个小时。

不仅如此，敌人还组织起了所谓的“大审查”，旨在从关押在狱的共产党员口中套出有用的情报来。

为了尽可能地扩大审查，国民党甚至从宪兵司令部特别调来了一个宪兵班。这件事被牛宝正知道之后，他迅速且秘密地通知了杨献珍等人，使大家有了充分的准备，安然渡过了这次危机。

何应钦旧照（抗日战争前）

在监狱的日子里，狱中党支部面对的最大问题其实并不是生活和斗争上的问题，而是如何获悉党中央的指示和根据地的动态，以及如何开展狱中思想教育这两大难题。

狱中党支部此时虽然有了一些书籍，但是远远够不上每天学习的需要。而当时北平市内森严的白色恐怖又导致市面上几乎没有革命书籍，即使想买也买不到。正在大家愁眉不展的时候，还是杨献珍想出了一个主意。

杨献珍知道北平台基厂附近有一个六国饭店，饭店里的法国共产党经营了一个“国际书报流通社”，那里有着丰富的外文革命书籍，可以托人把它们买回来，再由精通外语的杨献珍将其翻译出来供大家学习。

可是怎么把这些书籍弄进来呢？杨献珍再一次想到了牛宝正。

六国饭店

有一天，杨献珍找到牛宝正，对他说道：“兄弟之前是个教书匠，在外边教洋文为生。在这里时间长了，怕是把看家本领要忘光了。因此麻烦你去六国饭店，帮我买几本外国书来。书名我给你写下来，你照买就是。”

经过这一段时间以来的接触，牛宝正已经彻底变成了我党在狱中和外界的秘密联络点，双方之间已经有了充分的信任。加上杨献珍每次都给他高于实际金额的书报费，因此牛宝正并未多言，马上就答应了这个请求。

从那以后，杨献珍从六国饭店处搞来了不少马列主义著作，供狱中的同志们学习交流。后来监狱里以此为基础甚至还创办了《红十月》刊物，用来通报外界信息和内部交流。

而牛宝正也不断地为狱中同志和外界联络找机会、打掩护。他的妻子和孩子有时也会充当信使的角色。

当时市面上能找到的法语版《共产党宣言》

此后，牛宝正开始更加积极的帮助狱中的我党同志。

在牛宝正的帮助下，敌人先后几次派来密探和叛徒打探情况，以及国民党反动派为了彻底打垮狱中斗争而组织的第二次大审查，都被同志们运用智慧从容度过。

到了1936年初，随着全国抗日浪潮的兴起和国共两党实际力量的变化，国民党对于被关押的共产党人的态度产生了变化。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领导人的刘少奇在报请批准之后，指示北方局组织部开始针对草岚子监狱内被关押的河北省委的同志展开救援。

而北方局组织部则很快联系上了“OX”这条渠道，并通过牛宝正将北方局的指示传达给了狱中党支部。北方局指示称，现在国民党在搞所谓的“悔罪”，只要能够登报“忏悔”自己过去的行为，便可予以提前释放。

狱中同志们要抓住这次机会，争取早日出狱，投入新的斗争。

刘少奇（北方局时期）

但是，这个所谓的“悔罪书”，实际上相当于脱党声明，发表声明者需要宣誓和共产党“划清界限”。如果在报纸上真的刊登了所谓的“悔罪书”，那岂不就是等同于背叛？

当时负责监狱内部支部工作的薄一波、赵搏等人一听就不干。他们认为如果这样做，以后无论如何也讲不清楚了。思前想后，同志们认为这是敌人又一次的阴谋，决定对这一命令不予执行。

薄一波（1936年）

第一次命令送进监狱后三个月内杳无音讯，如石沉大海一般。刘少奇明白这是监狱内的同志们还有疑虑。

北方局组织部只好再一次通过牛宝正将命令传递给狱中的同志们，并强调了这是中央的命令，第二次命令送入监狱后，大家仍然抱有顾虑，毕竟从事革命这么多年，突然登报声明“脱党反共”，岂能是闹着玩的？

于是在狱中党支部商议过后，由杨献珍执笔，狱中党支部以外文向北方局汇报了狱中党支部的意见：第一、发表声明只是权宜之计，如后续产生责任则由组织上负责；第二，出狱后不应再行审查，应当按照正式党员参加工作。

这封信通过牛宝正再一次传递到北方局那里。北方局组织部部长柯庆施亲自提笔回信，同意了狱中支部的意见，并附上了北方局向中央的建议及中央回电的副本。

在确认命令无误后，1936年9月，安子文、杨献珍等61人提交了所谓的“悔罪书”，但是监狱方面因为同时提交申请的人数太多，不敢贸然批准。

北方局随即指示狱中支部，改为分批次出狱。此后，以薄一波、杨献珍为首的第一批被捕党员发表所谓“脱党声明”并被国民党当局予以释放。在狱中关押的61名党员也先后提交申请，并分批获释。

然而，就在此时，牛宝正却突然受到了怀疑，被迅速羁押起来，严刑拷打。在酷刑之下，牛宝正并没有吐露实情，成功掩护了已经转移和尚未转移的其他同志。国民党当局在审讯无果的情况下，决定枪决牛宝正。

听闻此事，北平地下党迅速对代号“OX”的牛宝正展开了救援行动，最终成功将其转移出狱。出狱之后，牛宝正携家人离开了北平，就此失去了踪迹。

大海捞针寻恩人，大恩终有言谢时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已经是中共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的安子文在和同样已经是中央领导的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校长刘澜涛、中央党校教育长的杨献珍等人商谈后一致认为，牛宝正（“OX”）在30年代我党北平地区地下工作，特别是草岚子监狱内的斗争当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功不可没，应当予以应有的报答。

刘澜涛

但是，除了知道名字和他是山东人之外，安子文、杨献珍等人对牛宝正的信息所知是少之又少。于是安子文他们只好向山东省委方面和分管山东地区的华东局寻求帮助，这样就出现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

可是，山东全境在当时有着4500万人，要在4500万人里找到一个叫做牛宝正的人，无异于是在沧海之中寻一滴水一般，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接到中央电报的舒同只好把这件事交代给了山东省委，山东省委拿到命令也很头疼，只能在全山东境内展开排查。

巧合的是，在排查过程中，一名在山东渤海抗日根据地工作过的干部反映，自己认识牛宝正，并且知道他是垦利（今滨州）专区无棣县人。此时已经是1950年4月了，山东省委急忙联系无棣县委，要求马上找到牛宝正。

然而即使是一个小小的无棣县，也有着好几万人，这要怎么去找？接到命令的无棣县委书记张雨村把这事交给了县委办公室主任赵延津，赵延津随即指派干部张学德办理此事。

无棣县政府（摄于解放后）

接到命令的张学德马上找到正在负责清查人口的乡村基层干部了解情况。果然，有人说此地确有一个人叫做牛宝正，不知道是不是上级要找的人。

几经辗转，张学德终于在县城东关附近找到了牛宝正，但是令他倍感意外的是，这个叫牛宝正的现在竟然是一个受管制的“历史反革命”！

为了确认这个“历史反革命”是不是当年代号“OX”的牛宝正，张学德决定先和他谈谈。但是当张学德提起安子文等人的信息时，牛宝正表示不认识，只知道“徐子文、刘华甫”。

牛宝正（摄于解放后）

难道这个牛宝正不是中央要找的人？张学德查阅了一下资料，发现“徐子文、刘华甫”正是当年安子文他们从事革命活动时的化名。于是张学德又将牛宝正提供的“徐子文、刘华甫”的信息和安子文等中央领导的档案比对，证明了牛宝正所言非虚。

这之后张学德反复约谈了他数次，又走访了牛宝正的邻居和亲戚，并和县公安局的档案进行比对。经查，牛宝正确系本人，在当年被解救出狱之后，回到了山东无棣的老家，靠做一点小生意过活。

山东解放后，当地负责审查的工作人员不了解当时经历，牛宝正也没有主动说明，因此才被依据过去经历被定性成“历史反革命”。在一切确认无误之后，张学德才向上级报告了牛宝正就是“OX”，是中央要找的那个人。

很快，地委方面就送来通知，要将牛宝正解除管制，送到北京和当年受过他帮助的领导们见面。牛宝正起先十分高兴，但就在地委要派人前去接他的时候，牛宝正却突然不愿意去北京了。

这是为何呢？面对前来劝说的地委同志，牛宝正给出了自己的理由：

第一，自己并未给党立下大功，无功不可受禄；

第二，北京离家太远，难以舍弃家乡；

第三，独子牛建中在外务工搞水利，难以进京。

听完牛宝正的理由之后，张学德马上将此事报告了无棣县委，县委则做出了“本人先行，家属随后”的安排，打消了牛宝正的顾虑。

张学德

来到北京后，牛宝正先后接受了安子文、杨献珍等领导同志的接见，并被特批享受干部行政十八级（处级干部，对应军职正副营级）待遇，安排在草岚子监狱做预审工作。其子牛建中也被安排了工作。

1954年11月，牛宝正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去世，享年68岁。牛宝正的故事向我们证明，党和国家没有忘记，那些曾在最困难时刻伸出援手的朋友们。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便是共产党人的气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