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一百年前,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政权更迭引起了一系列经济社会现象。一、内部因素导致动荡不安新中国遭遇的恶性通货膨胀危机要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说起。每个人说到民国经济时,都会说到民国有个黄金十年,就是
大约一百年前,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政权更迭引起了一系列经济社会现象。
一、内部因素导致动荡不安
新中国遭遇的恶性通货膨胀危机要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说起。每个人说到民国经济时,都会说到民国有个黄金十年,就是从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当北伐节节胜利,打过长江、到长江沿岸时,正好是1927年,由于当时蒋介石政权全面反共清共,在名义上以各种手段完成了政令、军令统一,但在各地方实际上还是自行其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很快进入清末以来一直追求的工业化、城市化趋势中。所以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被认为是黄金十年,在民国史上是客观过程。那个年代平均增长速度很高,接近9,我们近二十年,特别是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十年,我们的增长速度大约在9.6左右。
加快工业化、城市化,一方面会出现资本集中(主要在城市),另一方面会出现风险集中,受资本运动规律的影响。民国追求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过程中,同时积累着风险,那么风险什么时候爆发呢?取决于民国当年已经开始融入世界经济的情况。事实上,这种危机从两次鸦片战争就开始了,从沿海到内地几乎所有重要城市的重要口岸都开放了,西方列强在中国的控制已经如入无人之境。当然很多情况当时还看不明白,比如1840年鸦片战争的本源。长期以来中国是处于贸易顺差的第一大国,尽管当时帝国主义列强开始殖民化、全球化,但对中国仍然是贸易逆差。其中像英国发动鸦片战争,只有用鸦片贸易,才有可能改变英国的贸易逆差。之所以有两次战争是因为第一次鸦片战争打服了上层,中国社会的精英群体接受了鸦片,但消费量不够;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内陆地区全部鸦片通商,贩夫走卒军队士兵都开始吸食鸦片,意味着下层也鸦片化了。尤其是西南、西北地区,中国的鸦片带形成时,就把有限耕地转变种可以产生利润的鸦片,于是这些地方就发生了粮荒,这一带往往是社会动乱最严重的地方。鸦片贸易的结果,是中国从1860-1870年前后开始出现贸易逆差并出现财政赤字,最终导致清末政府无论怎样改制都是债务缠身、最终走向破产,而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进入民国后这个局面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民国工业化很大程度上是西方输入中国的产品占据主导地位,当市场开始形成,什么东西都要加个“洋”字,洋火、洋面、洋火……。加了“洋”字说明中国很大程度上自身生产能力不足,只能大量进口,导致一般消费品都是西方的输入品。这种情况下,恰恰形成市场空间,只要发展民族工业,在本地就可以节约很多运输成本。从这个角度来看,二三十年代民族工业从轻工业入手兴起,是个很快的过程。但问题在哪儿呢?在于任何工业化都是资本增密的过程,资本增密就必须资本积累,那资本从哪儿来?很多工商业经营者原来是地主,他们是地主兼工商业,或者叫做“在外地主”。“在村地主”以前在村里,多多少少还要与村庄保持关系,灾年减租、租户困难时给救济等,平时村里还有义仓,丰年时东家(地主和村里精英)还得存点粮食到义仓以备灾年,村庄内部不那么冲突。
一旦地主变成“在外地主”,那么他的钱就得用到城市买卖之中,比如染坊、磨坊、油坊、企业、加工等,这就要求现金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过去收租时是“下打租”——根据实际收成决定东家和佃户的分配,同时也可以缴纳实物租,所以很多可以商议。这种情况下,地主承担的是成规模的农业集中剩余向城市做流通主体的职能,他们并不是纯粹的剥削者,客观看还是有在村庄的功能。因为集中地租没有交易费用,租值没有被耗散、是集中的,因此农业向城市做贡献帮助城市工业形成积累的交易比较平滑;但当地主自己从事工商业需要用现金时,就必须“上打租”——啥都没种时先交租,农民啥也没种就得先交租。这下麻烦了,高利贷开始进入乡村,没收成之前就得先借高利贷去交租。金融介入后剥夺率就高于地租多少倍了;同时,农村开始使用工业品,工商业资本也下乡了,这个过程是农村因“金融资本+工商业资本”纷纷下乡,导致小农破产、乡村社会衰败。因此,以前从“村内地主”的实物交易变成“在外地主”的货币交易,租佃机制改变导致严重的农村衰败局面。于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农民革命、农民运动。当时农民分地是一方面,更主要希望到城里打下来,去分店铺。这个在农民革命中始终是延续的。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一方面城市工商业迅速发展,另一方面,社会动荡加剧。国民政府需要扫平各方,财政越来越多向军事开支倾斜,每个地方势力背后都有国外帝国主义列强支持,真正完成大一统局面是困难的,直到最后也没完成。只不过二战后美国一家独大了,美国援助蒋介石才有了军令、政令、财令相对统一的体系。所以,二十三十年代虽然是黄金时代,但同时也导致农村衰败、地方分割。假如我们现在讲的是民国自身,在工业化、城市化高速发展过程中本身派生了内在机制性改变,导致农村衰败、小农破产、革命形成,接近着我们看外部问题,西方在1929年-1933年生产过剩大危机影响下,开始出现了代价向外转移的情况。
二、外部因素加速变局形成
西方每次全球化都是向外转嫁成本,而这次大危机也一样。民国早期像清朝一样,从明朝开始就以白银作为货币,但中国不是主要的产银国家,所以跟主要产银五国签订过白银协定,这些国家向中国提供相对稳定平价的白银。但一发生西方经济危机,美国产银州认为银价不合理,议会抗议,美国通过《白银法案》开始调高银价。当时中国国内白银主要当做货币用,不能轻易调高白银价格,否则会发生通货膨胀。于是有人开始走私白银,国内平价国外高,开始出口白银,这就导致中国受不住外部输入的银价波动影响。
于是从1935年,中国开始了货币改革,放弃白银改行法币,用纸币替代白银。只要进入工业化、纳入全球贸易,中国自身就会受到国外经济危机影响,直接受到影响的是白银危机。同时期日本比我们早开始工业化,更早更大的受到国际市场影响,日本很焦灼,要么破产要么军事扩张,而日本的选择就是军事扩张。1931年日军进占东北,1935年进占华北,这些都是在以西方战争为标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前。其实日本侵华战争就是二战的开始,只不过因为西方掌握话语权,不这么说。其实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以西方1929年、1933年大危机作为引子所造成的。直接引发的就是1931年日本侵占东北,1935年日本侵占华北,1937年全面侵华战争。当时,中国自身尽管工商业发展仍在发展中,但首当其冲的是白银冲击,接着受到的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内部也有农民革命。多种矛盾交织使民国进入危机阶段。在1937年全面抗战之前,国内经济维持一定增长率,通货膨胀不严重,之后转向战争状态时,经济受到严重冲击,通货膨胀开始。国家开始增发货币,因为需要黄金白银买军备。当时美国是要置身事外的,利用战争正好出售军火,所以当时将近一半日本的军事装备是从美国来的。因此教育家陶行知作为留美学生非常愤怒回国,说射向中国的枪炮子弹48%都是美国提供的,我不能在屠杀人民的国家待下去了。
对美国来说,只要开足马力生产军火就能缓解生产过剩,越大就越有经济复苏机会。对中国来说,也得买军火,因为一战德国是战败国,国民党军队得到很大的德械师来装备中国。战争导致财政亏损,真金白银买就得财政赤字,财政赤字就得靠印钞,印钞导致通货膨胀。所以从1937年战争打响,通货膨胀就开始了,在抗战八年期间,特别是1941年太平洋战争打响,西方对中国还有战略援助,所以稍微还算稳得住。然而,一旦抗战结束后,1946年国内战争打响,导致国民政府财政赤字更严重,货币贬值更厉害了。我以前在人民大学讲课时,用过一张图,一张地方钞票,票面印成60亿元(如图一)。当民国政府1948年改行军安券时,60亿换1万军安券,这是重大的通货膨胀,恶性到了一定程度,越是通胀经济越没法运行,最大的问题是任何实体经济都不可能在高度通胀下生存。只要宏观经济出现经济危机,做产业和实体经济的人,都受不了。当时民国政府没办法,也请美国专家和海归搞了顶层设计,从美国借款4800万美元,以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确定的美元与黄金固定兑换率为基础,发行军安券,把国内所有美元和黄金的自由市场全部取缔,国家收回,这样储备有了稳定基数,降低恶性通胀。这个设计逻辑合理,但没法操作,四个月后彻底失败,通货膨胀如脱缰野马,国民政府摧枯拉朽的垮了,是因为财政垮了、金融垮了,军队没有军饷了。
图一 新疆发行的60亿元纸币
所以,民国最终演化成惨痛教训,1949年经济发展时,很大程度上是民国追求现代化败亡而延续下来的。当新政权靠农村农民革命打下天下时,有个重要差别是,很抱歉,农民革命是去现代化的,共产党建立的政权靠着向农民承诺分配土地。1946年以来,当国共内战时,双方最大的差别是国民党连减租减息都做不了,共产党是以1946年开始的土地革命来应对国民党的全面进攻,是以保卫土改果实来动员农民来参军参战,历史上都是屡试不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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