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复苏三要素：促消费、惠民生、稳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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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同济大学特聘教授 刘兴华

新冠疫情三年，我国经济承受了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减弱三重压力，其中需求收缩、消费不振成为拖累我国经济增速的最重要因素。当前疫情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制约已经大大缓解，经济复苏处于关键期。

现在“十四五”规划时间已经过半。从今年开始算起，到“十四五”末，我国GDP年平均增速要争取回到5.5%-6%的区间，才能为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打下坚实的经济基础。非常之时须有非常之策。我们要在继续扩大有效投资、尽量保持出口规模的同时，充分激活国内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把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发挥出来，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一、消费是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进行经济动力转换的关键

在疫情发生前的九年间，我国最终消费支出对于GDP的贡献率处于55%-69%区间内，而且贡献率都大于资本形成，表明我国内需增长已经从以投资为主要拉动逐渐向以消费为主要拉动转变。但是疫情三年间，消费受到的冲击明显大于投资。随着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能力不断提高，通过消费拉动来尽快促进内需回暖，是经济稳步恢复的关键。

从长远来看，消费是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是经济发展的压舱石，是畅通国内大循环和国际国内双循环的关键。消费对国家经济增长作用持久、影响巨大。国际经验表明，在一国工业化前期和中期，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相对较大；而到了工业化中后期，消费逐渐成为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动力源。相关历史数据也表明，一国人均GDP超过全球平均水平并向中高收入迈进，其居民也将进入消费快速升级期和消费支出高峰期。

当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后期，2022年人均GDP达到1.27万美元，略超世界平均水平，消费升级存在很大空间。

近三年来，居民消费受疫情影响较为明显。2022年我国居民消费占GDP比重低于35.3％，低于世界人均水平的60%。虽然因为国情不同，发展阶段不同，不能简单地进行比较，但是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后工业化时期以及经济发展动力机制的转变，相对于投资和出口，消费需要在经济增长中起到更加重要的作用，否则可能会制约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

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人们放弃当期消费而进行储蓄和投资活动，最终是为了在未来实现更多的消费。如果消费水平不能提升，储蓄和投资也就失去了其意义和动力，不利于社会稳定和经济的长远发展。消费不足还会让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失去平衡，大量出口和较低进口也会影响国家经济的内外平衡。况且当前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国际贸易增速明显下降，出口需求面临下滑压力，靠出口拉动国内经济，并不现实。从投资来说，当前我国资本积累已经达到一定程度，投资回报率也在降低，单纯加大投资力度，会不断增加各级政府和企业的债务负担。

从全球范围来看，消费在国际市场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并成为重要的国际竞争力。一国消费能力越强，进口量就越大，对其他国家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也就越大。我国不管是国内大循环还是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都需要国内统一大市场来支撑。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需要激发我国强大的消费能力。有效提升国内消费能力，将会使企业产生良好发展预期，从而不断扩大规模、开发新产品，创造新的就业岗位和收入增长空间，这样反过来又给予消费以足够支撑、形成一个正反馈循环。强大的国内消费市场还会吸引大量外资企业投资，带来新的生产要素和先进的管理方式，从而在供给侧和需求侧同时发力以促进经济增长。

立足新发展阶段，按照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要求，顺应消费升级大趋势，尽力而为、综合施策，进一步促进和扩大消费，这对于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保证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同时也推动全球经济增长，具有重大意义。

二、以促进居民消费稳住我国经济发展大盘

GDP统计指标虽然不能完全代表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但它依然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产出能力和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当前我国进入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增长目标已经不再是唯一重要的发展目标，但保证一定的经济增速依然非常重要。

由于应对疫情的理念、方式不同，再加上各国产业结构和发展水平不同，三年疫情对各国经济的影响程度也各不相同，但是都普遍受到了影响。能否尽快在疫后恢复经济增长能力，对所有国家都是重大考验。历史经验表明，世界上许多追赶型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平均增速下行往往是骤然而非渐进发生的。这些国家在连年高速增长中遇到一场或内或外或者内外交困的危机，经济突然减速，从此就明显下滑到一个较低增长区间，而且再也没能回到高增长甚至中速增长状态。例如，日本经济在20世纪60 年代的年均增速高达10.4%，然而当经济增速在1970年跌到0.4%之后，增速中枢在接下来的20年里就骤然放缓至4.3%附近，并在20世纪90年代初金融房地产泡沫破灭之后再度降至1.0%附近，从此一直在低位徘徊，直至今天。再比如，巴西经济在1965— 1980 年年均增速曾高达7.9%，但在1981年经历4.4%的下跌后，长期萎靡不振，以至于在后续二十年时间里只实现了年均2.1% 的增长。韩国也是如此，由于1998 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均经历了增速中枢的大幅下降。墨西哥经济增长在1980年前后骤然减速也是一个典型案例。国际上有学者曾经在2014年总结了全球28个年均增速达到6%以上的经济高速增长期案例，发现经济高速增长期结束之后只有2个国家转向了更高速增长，3个国家转向负增长，10个国家转向0-3%的增长，中位数仅为2.1%。

疫情暴发前，国内各方面专家曾经对我国2020-2030年潜在增长率进行研究，虽然各自的计算方法不同、结论也有差异，但是大多数研究结果认为我国的潜在增长率在5.5%-6.5之间。受疫情影响，2020-2022年我国GDP年均增速为4.5%，高于世界2%左右的平均水平，也低于疫情前预测的潜在增长率。

现在我们要全力防止出现受疫情影响导致经济突然减速后，GDP平均增长率彻底进入更低区间的状况。当然，未来七到十年内我国经济实现5.5%左右的平均增速还是有许多有利条件的，比如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潜力巨大，劳动力质量与人力资本水平提升，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整产业链优势，城镇化的数量和质量仍然存在较大空间等。但是这些有利条件的发挥，需要有具体的经济政策来落实。扩大居民消费，就是牵一发动全身的一个重要抓手。

按照消费主体划分，消费主要包括居民消费、企业消费、政府消费。三年间，各地出台了不少刺激消费的政策措施，也产生了一些短期效应，但是总体来看效果比较有限。2022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4538元，比上年名义增长1.8%，扣除价格因素影响，实际下降0.2%。特别是居民住房、汽车、手机三大件消费均出现大幅下降。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2021年相比几乎没有增长。2022年我国最终消费支出拉动GDP增长1.0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为32.8%，大幅低于疫情前2017-2019年平均59.5%的水平。

今年以来，随着经济社会全面恢复常态化运行，居民消费恢复态势向好。但是毋庸讳言，当前我国居民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不强，居民消费预期总体较弱，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亟须提升，让大家敢消费、能消费至关重要。从中长期来看，居民消费预期的提升，消费能力的增长，消费结构的升级，最终消费对GDP增长的持续稳定拉动，是由一系列因素共同促成的，并不能仅仅通过短期刺激来实现，而是需要短期和中长期政策组合发挥作用。因此必须综合考虑当前形势和长远目标，及时出台促消费、惠民生、稳增长的政策措施，提升居民消费能力，提振居民消费预期，稳住我国经济大盘，为今后七到十年经济增长保持年均5.5%左右的速度打造新动力。

三、关于促消费、惠民生、稳增长的政策建议

一是适度扩大国民收入中居民收入分配比例。总消费是总收入的函数。增加收入和提高消费能力是消费的一体两面，较强的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需要相应的收入来支撑。但是如果居民收入在GDP中占比较低，就难以带动消费。居民收入占GDP比重与国民消费意愿呈现正相关。根据我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22年全国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20590元，由此推算，我国居民工资性收入占GDP的比重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纵向来看，近年来我国GDP中居民收入占比也比2000年前后的48%左右低了5个百分点。居民收入在GDP中所占份额较低，这是居民消费不振，难以像发达国家一样成为经济增长核心力量的主要原因。适当提高我国居民收入占GDP的比例，可以直接有效拉动经济增长，而采取其他任何措施，其作用和效果都不如这个明显。

二是进一步降低基尼系数。目前我国基尼系数为0.472，虽然比十几年前的0.49左右有所降低，可是也明显高于5年前的0.46。现在我国人均GDP略超世界平均水平，但是基尼系数也高过全球平均水平。从全球范围内来看，我国的贫富差距仅低于在中等收入陷阱中徘徊的那些国家，而远高于许多发达国家，也高于不少发展中国家。我们要努力缩小贫富差距，将基尼系数控制在世界平均水平即4%以下。当然，缩小基尼系数，绝对不能劫富济贫，搞平均主义，而是要在继续做大蛋糕的基础上，更好地分好蛋糕。可以通过适度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等转移性支付渠道来缩小基尼系数。另外，可以借鉴国际经验，根据我国国情，适时制定征收社会保障税的制度。

三是努力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截至2022年6月底，我国基本养老、失业的社会保险参保人数分别为10.4亿人和2.33亿人。那些没有参加失业保险的人，如果因为各种原因而失去工作，就连失业救济金都领不到，维持有基本尊严的生活都比较困难，至于消费升级，就更是无从谈起。此外，我国正在产生越来越庞大的退休群体。从现在开始至未来10年间，“62后”群体持续进入退休年龄。经历了60年前的大规模“生育潮”，如今我国正在迎来史上最大规模的“退休潮”。如果在职人员对退休后的生活医疗保障没有稳定预期，那么许多人在退休之前的五年内甚至十年内就不敢大胆消费。积极推动社保体制改革，建立公平统一的养老保障体制，扩大社会保障面，全面提升社会保障能力。这对于提升居民幸福感和全社会消费能力，保证经济增速和社会稳定至关重要。

四是减轻工薪阶层的纳税负担。家庭是最基本的社会单元和利益共同体，每个就业者的肩上都负担着一个家庭。在我国，工薪阶层是个税缴纳主体。放开生育政策，加上老龄化社会到来，普通工薪阶层的生育和养老负担都在快速加重。而按照现在的纳税标准，一个家庭如果只有一个人工作，即使月收入6000元也得纳税，这对就业者本人和其家庭成员来说既没有能力增加消费，更不敢大胆消费。如果对家庭成员年度内所取得的全部收入综合计税，可以切实减轻工薪阶层纳税负担、提升年轻人的生育意愿、实现税收公平和社会再分配合理化。根据消费乘数效应理论，这也有利于提高全社会的消费水平，促进经济增长，涵养税源；从长远来说又能够增加税收。因此可适度提高个税起征点，并尽快出台以家庭为单位征收个人收入所得税的政策。当然，如果实行这个政策，也不要搞“一刀切”，愿意选择以个人为单位纳税还是以家庭为单位纳税，可以给大家选择权。

一是合理增加公共消费以促进居民个人消费。进一步提高教育、医疗、养老、育幼等公共服务支出强度和效率，为居民在其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完善长租房政策，为中低收入者提供保障性租赁住房，支持缴存人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租赁住房，支持城镇老旧小区居民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加装电梯等自住住房改造。上述这些办法要尽快落到实处。普惠性非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消费潜力大，而且具有公共属性或普惠性，能够产生相应的消费乘数效应。

二是破除限制消费的政策壁垒。现在在某些消费品领域，并不是居民没有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而是被有关行政管制给限制了，特别是在一些大宗商品消费领域，比如汽车消费和住房消费。就拿汽车来说，要尽快制定从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转变的具体办法，通过法律、经济和科技手段优化调节汽车使用。建议除少数几个超大城市外，全国各地不得新增汽车限购措施；已实施限购的地区逐步要增加汽车增量指标数量、放宽购车人员资格限制。比如北京实施机动车摇号政策以来，居民花钱购车比买彩票中大奖还难，直到现在还有不少家庭无法摇到一个车号。三年疫情期间又提倡尽量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这真是让那些没车的家庭左右为难。建议在像北京这样实行摇号购车的城市，可向无车家庭发放一个车牌号指标，限期购车，过期作废。在住房消费方面，也需要尽快进行政策调整。对严格实行限购、限贷、限售、限价的超大城市，建议适当放宽其居民在郊区购买商品房的各种限制政策。除了8个超大城市，建议其他城市适当放宽户籍对购房的限制；对于那些刚需和有改善性住房需求的家庭可进一步放宽购房条件、降低首付额度。

三是打破限制消费的区域壁垒。市场经济具有规模效应和网络效应，全国协同起来才能发挥充分时空优势，形成大国经济规模优势。但是目前全国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环节之间仍存在不少堵点，内部壁垒、地方保护等形成的制度性障碍，推高了区域之间的“交易成本”，进而提高了消费成本，也在客观上抑制了消费。有些省市为了扶持当地的企业，或者为了偏袒在当地纳税的企业，通过各种方式阻挡其他地区同类企业产品进入当地市场。特别是在三年防控疫情期间，一些地方还借防疫之名，限制跨省物流运输，对统一的物流体系、供应链体系造成严重影响。因此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任重道远，这需要建立统一的市场基础制度、联通流通体系、要素资源市场、商品和服务市场，建立统一的监管体系。

四是大力支持发展消费新兴业态。近年来新型消费蓬勃发展，我国已连续9年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网络零售市场。目前全国跨境电商综试区已经达到了132个城市和地区，建议继续扩大综试区范围。另外可进一步优化调整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增加国内居民消费需求旺盛的产品，更好满足各地多元化消费需求。

一是进一步降低优质消费品进口关税。我国人口众多、地域发展差异大，不同人群、不同地区的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千差万别。进一步降低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需求旺盛的优质消费品进口关税，既能够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的消费需求，也有利于促进国际收支平衡。这也是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是增加进口免税消费品的便利性。为促进消费回流，我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免税政策，比如海南自由贸易港的离岛免税政策，但大部分免税消费仅限于在乘飞机、火车、轮船等交通工具的场景下进行消费。可在全国的自贸区、自贸港规划建设一批中国特色市内免税店，更加方便消费者进行免税消费。

三是放大海南消博会、上海进博会、广州广交会、北京服贸会等重点展会的溢出效应。疫情三年来，这四大重点展会受到较大影响，溢出效应难以充分发挥。现在全社会经济生活已经恢复正常，因此可依托这四大展会，有选择地在全国若干省市自治区设立分会场，放大上述展会的溢出效应，助力全球优质消费品精准高效对接中国市场，提升供需适配性。

四是加快培育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从2020年11月我国首次设立10个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截止到2022年12月，我国设立的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已达43个。示范区覆盖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其功能定位是贸易促进和贸易创新。贸易促进就是促进口、促产业、促消费，贸易创新就是政策创新、服务创新、模式创新。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是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和服务进口，支持改善民生相关产品进口，支持发展进口新业态的重要平台。要加快培育监管制度创新、服务功能齐全、交易模式灵活的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推动我国进口规模稳步扩大、结构不断优化。要针对重点消费品，在全国建立分拨中心、物流中心、交易中心等专业进口平台，切实改善国内消费供给。

一是进一步支持消费相关基础设施和服务保障能力的建设提升。这既可以形成投资端的实物工作量，又有利于创造条件引导后续消费的长期进行，其中符合条件的项目可纳入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支持范围。

二是创设更多新的消费场景。顺应消费升级趋势和新生代消费观念，针对不同人群的消费能力和消费习惯，引导企业增加性价比高的商品和服务供给，创设更多新的消费场景，开展消费业态创新和品牌创新，有效激发和满足居民个性化、多元化、改善型消费需求。我国服务消费存在巨大发展空间，应重点推动服务消费实现突破。当然，这都有赖于各地政府大力优化消费环境。这次淄博烧烤在全国爆红就是明证。

三是深入推进城乡之间线上线下消费融合发展。鼓励以绿色消费引领绿色生产，畅通城乡消费渠道，大力提升电商、快递进农村的综合水平和农产品流通现代化水平，健全县乡村三级电子商务服务体系和快递物流配送体系，推动农村产品和服务的品牌化、标准化、数字化、产业化改造。

特殊时期要有特别之策。为应对当前中低收入者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有所下降的趋势，可研究制定向居民直接进行消费补贴的政策，这样既能够收到较好的社会福利效果，又能够产生消费乘数效应。考虑到我国国情特征和民众心理，如果向居民直接发放现金，可能会有很大部分转化为个人储蓄，难以有效拉动消费。因此，建议由中央财政向全国居民发放一定数额的消费券，以抵扣交通、餐饮、健身、文化旅游、信息通讯、图书衣物、手机家电等实际消费金额的50%，其余50%的消费金额由消费者补足。消费券实行电子实名制，限期使用，不得转让。

总之，在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增长方面，我国已经积累了许多成功经验，取得了巨大成绩，但是长此以往也对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形成了路径依赖。目前的经济形势，使这个路径依赖的弊端进一步显现，然而也为摆脱这个路径依赖提供了动力和契机。现在就是需要通过政策引导，真正让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从而把我国建成有国际影响力的消费大国和进口大国，助力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也是构建发展新格局，有效抵御各种风险，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编辑 陈莉 校对 卢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