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反清起义不多，武昌起义弱于太平天国，因何推翻清朝统治

武昌起义是1911年革命党人在湖北武昌举行的一场反清起义，吹响了辛亥革命的号角，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

自1840年以来，大清内忧外患、百孔千疮，摇摇欲坠，但历经太平天国起义、捻军起义和外敌入侵，清王朝这艘破船依旧可以苟延残喘。

尤其是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席卷大半个中国，时间长达14年，大清都岿然不动，为什么在武昌，发生了这么一场微不足道的起义，就导致了清王朝的灭亡？

一、革命党人的政治主张深得人心

太平天国起义的主张不得人心，他们一开始就搞一个不伦不类的拜上帝教，推翻孔子偶像身份，站在儒家对立面。

儒家思想作为汉朝以后历朝的指导思想，已经推行将近两千年，深入人心，因此当时的地主阶级和士大夫对太平天国从情感上是敌视、排斥的。

众所周知，灭亡太平军不是大清政府军，而是湘军、淮军，这恰恰说明太平军的政治主张和所作所为没有得到地主阶级和士大夫的认可和支持，引起他们的恐惧而遭遇失败。

而革命党人的没有提出极端的政治主张，不会触发士大夫和地主阶级的利益，有广泛的社会基础。

所以起义规模虽小，却得到了各方响应。

二、大清抱残守缺，失去人心

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不停地割地赔款，在对西方列强的战争

中屡战屡败。刚开始的时候由于信息的闭塞，舆论环境恶劣，多数国人还在沉睡不醒，以为中国还是天下第一。

因此在太平天国起义爆发的时候，多数人是拥护大清政府的。

当甲午战争中被东邻日本打败，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宣告破产的时候，很多人开始反思。

随着对外开放政策的普及，西方思想影响范围扩大，变革成为精英共识，他们对“鞑虏”一小撮人垄断行政资源开始极度不满。

可是在立宪派和旧官僚心里，大清依旧是正统，他们依旧把希

望寄托在慈禧身上，觉得统治者能开展变革，让中国崛起，自己好拥有参与进去的资格，拥有话语权，维护自己的利益。

他们内心不希望中国发生革命，因为那将会让中国进入动乱。

可是慈禧面对越来越强烈的变革呼声，却依旧冥顽不化，搞起了假立宪来糊弄国人，让立宪派和士大夫对政府彻底失望，失去了广大精英阶层的支持。

所以当武昌起义发生的时候，将领无动于衷，消极怠工；士大夫和一些官员奔走相告，加入革命阵营推波助澜。

武昌起义爆发后，江苏巡抚程德全起草要求清政府“宣定宪法，开国会”的奏折，立宪派领袖赵凤昌则欢呼:“文明大举，大势已成，计旦夕即定……，以保将来中国。”张謇则明确地对袁世凯说:“甲日满退，乙日拥公”。

而很多立宪派与旧官僚则积极行动，把湖北、江苏、湖南、福建、贵州、广西等十五个省的地方统治权掌握在手中。

强大无比的大清政权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就土崩瓦解，不能不说是立宪派和知识精英抛弃了清政府。

三、高级将领心存异志，对大清不再忠诚

尽管大清统治失去人心，只要军权在手，维稳不是问题，发生几场起义，根本不能动摇大清统治，太平天国起义被镇压就是明证。

但是正是因为太平天国起义，大清军权慢慢向汉人手里转移。腐败无能的八旗军在镇压起义中无能为力，慈禧只能依靠湘军、淮军这些地方武装，看着他们做大做强。

太平天国起义之后，汉族地主集团开始崛起，清王朝不得不接受汉族地主阶层开始进入国家权力中心的现实。

各地军政大员的汉族化，已经势不可挡，到了甲午战争的时候，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的十有七八的官兵都是汉族人，三分之二的北洋水师甚至见不到满人将领的身影。

在慈禧命令各地利用义和团的时候，袁世凯等官员针锋相对敢镇压义和团，在1900年，慈禧向列强宣战，国难当头的时候，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和闽浙总督许应骙、四川总督奎俊、铁路大臣盛宣怀、山东巡抚袁世凯这些封疆大吏竟敢对慈禧说不，搞东南互保。

而慈禧回到北京，局势稳定，不但没有责罚李鸿章，还重用他签订《辛丑条约》，对其他大员也不敢秋后算账。

可见这时候，大清统治基础已经开始动摇，合法性出现问题，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武昌起义只不过是临门一脚而已。

甲午战争后，被清朝政府寄予厚望的北洋新军，军权大多控制在汉人手里，而这些汉族将领要么对袁世凯死心塌地，要么在日本待过，接受了民主共和的思想，对大清统治非常不满。

这些将领在武昌起义爆发后，要么服从袁世凯命令消极怠工，要么同情革命，跟革命党人“同流合污”。非但没有救大清的命，反而在紧要关头对大清落井下石、捅刀子。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正是清政府失去了对军队的领导权，才让武昌起义成为压垮大清的最后一根稻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