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派受到顽固派顽强的抵制，其自身不自觉培养了自己的掘墓人

晚清碰上了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在这个变局中很多人都盼着救国。虽然目的相同，但是手段却各有差异。其中比较著名的就是洋务派，但是洋务最终也没能拯救清朝，完成自救。洋务运动之所以无法实现自救，主要的原因是整个社会未能就变法达成最广泛的社会共识，这样变法实行的阻力自然而然的非常大。顽固派与洋务派的斗争是贯穿整个洋务运动始末的，而且地方士绅阶层这个最广大的知识分子阶层本身对变法就持否定态度，从而使得变法无法深入到基层，造成了变法的局限性。

下面从三方面对洋务运动进行深入剖析：

洋务”一词，即清人所专称“夷务”，其大意可直解为洋人所办之时务。早自明清之际欧洲人泛海东来时起，中国人即以“天朝上国”自居，以万方来朝的定势思维来看待这些“化外之民”，称之为“夷”，显然有藐视之意。

至咸丰朝，特别是在两次鸦片战争的打击下，妄自尊大的清朝统治者迫于时势之骤变，不再公开直呼这些西方列强曰“夷”，改曰“洋”。“夷”、”洋”之转换和嬗递，既反映清朝统治者对现实的无奈与默认，也体现出其对世界大势的朦胧认识。

一些有识之士，他们在叹服“夷人”之长技的同时，还躬身于实践，大力引进西方的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企图借其法以自强。这场被称为“洋务运动”的仿效西方的活动持续30余年。

这场极具近代化色彩的“自强新政”何以能发轫于清朝日益衰败时期?

洋务运动进行的背景

从世界范围看，中国的这场洋务运动是当时世界资本主义潮流冲击的产物。资本主义来到人世间，它所带来的不仅是血和肮脏的东西；同样引人注目的是，“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

当资本主义大潮开始向全球涌动的时候，古老的中国仍然在农业文明所编织的罗网中，固步自封闭关锁国，不愿也不屑于了解外部求知的世界。因而，在机器之声已基本响遍欧洲大陆的情况下，整个中国依然以男耕女织为生产模式，在封建主义的暗夜中缓缓前行，东西方之间的历史进程由此迅速地拉开了距离。

自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至咸丰十年（1860年）短短20年的时间里，西方列强挟工业文明之威力，发动了两次鸦片战争，结果都以清朝的惨败而告结束。以“天朝上国”自居的清朝统治者颜而尽失，面对这场旷古未闻的奇耻大辱，一些先进的思想家开始对西方列强的优越性隐然有所察觉，认为中国“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因而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同时，一些握有大权的朝中显贵和时疆大吏如奕訢、曾国藩、李鸿章等，积极投身于“洋务”，讲求洋器，大办军械；并逐渐主张以通商为契机加强对外贸易，以抵制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经济侵略。

所有这些其实都是对世界资本主义潮流的回应。就此而言，洋务运动之兴起，既有自身的偶然，亦有外在的必然，而西方资本主义的冲击无疑是最根本的动因。

洋务运动之所以在19世纪60年代发生，从很大程度上说，还与英、法发动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有不可分割的关联。本来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清朝统治者满以为一纸《南京条约》即可使中外长久相安，孰料几年后，侵略者竟得寸进尺，再次发动了新的战争。这次战争中，“夷人”先是在京畿恣肆蹂躏，继而又攻陷京师火烧圆明园，逼订《北京条约》，堂堂“天朝”被折磨得精疲力竭，极大地震撼了清朝统治者。继魏源等人提出“师夷”之说以后，而对中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和“未有之强敌”，李鸿章等人对时局的认识更趋深刻。他说：“外国利器强兵，百倍中国，内则狎处辇毂之下，外则布满江湖之间”，“外国猖獗至此，不亟求富强，中国将何以自立耶？”

可以说，这些人从本民族的利益出发，为国家的前途命运而忧心忡忡，他们的言行，逐渐扩而广之，其影响所及，使越来越多的人体会到发愤图强的时代紧迫感。这为洋务之举办提供了思想基础。

任何事物的产生和发展都是内因和外因综合作用的结果，考察19世纪60年代的世界形势和中国社会，西方资本主义浪潮的冲击和西方列强发动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固然是洋务运动发端的最重要的外部条件；而太平天国战争对清朝统治秩序的强烈破坏、可看作是洋务运动发生的最直接的内部因素。

太平天国战争历时14年，波及18个省，它曾以摧枯拉朽之势，给封建统治造成了难以愈合的创伤。在这场全国规模的阶级大搏斗中，清朝原有的军政体系很快就被冲击得七零八落，根本无力阻挡住这股汹涌澎湃的洪流。

万般无奈之下，清朝最高统治者被迫暂时摒弃民族之分畛，起用有救时之才者力挽危局，于是汉族地主阶级中批头脑敏捷、目光敏锐的官僚得以应时崛起，其中尤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为典型代表。

至于洋务运动与太平天国的关系，可以说太平天国是洋务运动的助产士，洋务运动是太平天国的副产品。洋务运动的勃兴，曲折地反映了农民战争的伟大历史作用。

总之，在世界资本主义浪潮的冲击下，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刺激下，以及在太平天国的诱发下，洋务运动作为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现象，开始涌动于古老的中国封建机体的内部。它的出现，既是时代的要求，又是各种矛盾交织作用的结果。它给中国社会所带来的影响，则完全体现在洋务派的各种实践之中。

顽固派的阻力

洋务派推行的以“师夷长技”为主要内容、以“求强求富”为主要目的的“自强新政”运动自始至终都受到当时地主阶级顽固派的阻挠和破坏。因为在顽固派的眼里，屈尊习西方的“奇技淫巧”就是“以夷变夏”，所以不断口诛笔伐，声言“今日之患未有如侈谈洋务之大者也”。因此，洋务派同顽固派在许多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论争。

在承不承认中国落后于西方的问题上，洋务派认为，列强各国船坚炮利、民富国强，其“胥聚于中国”，导致中国面临着“三千年一大变局”，因而为自强之计，须有“识时务者”“知所变计”。

而顽固派则认为，中国“圣圣相承，文德武功，震耀区夏”，“法度纪纲，灿然大备”，坚称大清王朝近凌宋明，远胜汉唐,“何弱之有？”

在要不要学习西方科学知识、培养新式人才的问题上，洋务派认为，制夷之策，首在师其长技，只有“取彼之长”，方能“益我之短”，是谓“取外人之长技以成中国之长技，不致见绌于相形，斯可有备而无患”。而顽固派则认定，中国乃礼仪之邦，以道义为本，不需“西学”佐而治国，如任其泛滥，则会“溃夷夏之防，为乱阶之倡”，结果即“以夷变夏”。

在可不可以引进西方的机器和技术兴办新式企业的问题上，洋务派认为西方机器“巧夺天工”，“神妙不可思议”，“一夫可敌百夫之力，工省价廉”，为与洋货相抗，须引入机器以代人，自办企业。而顽固派则咬定：“中国数千年来，末尝用轮船、机器”也能”朝恢一朝之土宇，一代拓一代之版章”。甚至断言：“外洋民数少，故用机器”，“中国民数繁，故不用机器”，“中外情形不同，灼然可见”。

他们视机器如洪水猛兽，忝然而论：“今天下言时务者，动以泰西机器为至巧至精，而欲变吾之法，师彼之法““顾吾思之，机主于动，生于变，戾于正，乖于常。以技艺夺造化，则干天之怒；以仕宦营商贾，则废民之业；以度支供鼓铸，则损国之用。”至于用机器开矿修路，顽固派不惜借“风水”、“地脉”之说加以阻禁。

洋务派“借法求强”所迈出的每一步，几乎都遭到顽固派的重重阻挠。顽固派唯古是尊，皆为鼠目寸光之辈。他们对外来的一切事物都目为异端，一概加以贬斥，欣欣然以“清流”自诩，洋务派虽在思想上仍固守传统，但在行动上能因时而异，注重实效，制枪炮，造轮船，开矿山，修铁路，兴商政，以图自救。面对顽固派的迂腐之见，他们既针锋相对，又阐明事理，舌战几乎与整个洋务运动相始终。

洋务运动的影响

洋务运动前后“攘扰”中国达30余年之久。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内有封建主义的阻碍，外有西方资本主义的钳制，加之洋务派自身又具有天然的封建性、官僚性，洋务运动所取得的成就相当有限的。

但是，洋务运动把科学技术和机器生产引入中国，并在一定范围内相应地改变了一部分人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从而使处于封建社会晚期的中国在某些方面出现具有进步性的社会特质。起到了促使中国向近代社会嬗变的催化作用。尽管这种作用还很微弱。可以说，正是在洋务运动的影响下，中国的封建社会才开始在经济结构、阶级关系及思想观念等方面最初显示近代社会的某些特征。

两次鸦片战争不仅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现了侵略中国的目的。而且也使清朝封建统治集团中一部分敏锐之士开始躬身反省。他们认为屡战屡败是“出于外国武器和舰艇的优越性”，因而“自然地愿意在这方面和这些近代的敌人并驾齐驱”。于是，随着以引进机器生产为主要内容的洋务运动的兴起，西方资本主义的某些经济因素开始在中国出现，在客观上推动中国社会经济发生某些新的变化，致使中国封建社会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开始遭到微弱的侵蚀。

洋务运动以创建新式军事工业起步，继而又涉足民用工业，抛开其加强封建统治救亡御侮的主观目的，单就其实现这种目的的手段而论，这场运动的经济活动不自觉地染上西方资本主义近代生产方式的某些色彩。

在洋务派经营的军工企业和民用企业中，虽然其组织形式有悖于资本主义企业的“商办”原则，而以“官督商办”为主，但揆诸中国当时的社会实际情况，若“全恃官办，则资难筹；兼集商资，则众擎易举然全归商办，则士绅或至阻挠；兼倚官威，则吏役又多需索；必官督商办，各有责成；商招股以兴工，不得有心隐漏；官稽查以征税，亦不得分外诛求；上下相维，二弊俱去”。可见，官督商办，虽不可避免地在组织管理上给企业造成了封建衙门式的弊端，但这种管理上的封建性并不能完全妨碍洋务派举办的企业具有民族资本主义的性质。

正是这些企业，开辟了近代中国工业的最初纪元，使中国在经济和军事等方面初步显示出近代历史的表征。

以“求强”、“求富”为目标的洋务运动，其功效确如李鸿章所言“茫如捕风”，但就是这些新式企业，才使封建中国揭开了采用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序幕。作为一种新的生产力，机器生产是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社会所无法容纳的，而事实却是近代生产方式一旦出现在封建中国的大地上，必然会一定程度地刺激和促进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

随着一部分投资于近代企业的地主、官僚和商人的增多，他们为发展资本主义而逐渐形成为相应的新的社会力量，即资产阶级。正是这个阶级，最终埋葬了古老中国的封建统治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说，洋务运动不自觉地“创造”了一个新阶级，为结束封建统治而准备了最初的经济力量和社会力量。